第9章 第八章力的角逐

歷次革命都是人發動的，而不是命運使然。有時他們是一些單個的天才人物。但是，18世紀發生的幾次偉大革命，都是聚在一起的眾多貧民百姓促成的。每一個人都是拯救自己的主人，這一信念推動他們投身革命。 我們現在把科學負有某種社會責任視為理所當然。但是，無論是牛頓還是伽利略都不會這樣看。他們把科學看作是一種對世界本來面貌的描述，他們所承認的唯一責任就是講述真理。那種關於科學是一種社會事業的認識，是發端於工業革命的現代觀點。令人驚訝的是，由於人們持有“工業革命結束了一個黃金時代”的幻覺，我們竟不能更進一步追溯一種社會意識。 工業革命是開始於1760年的一個充滿各種變革的長期過程。它並非偶然發生的：它構成了三次大革命之一。另外兩次是1775年開始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開始的法國革命。把一次工業革命與兩次政治革命扯在一起，或許有點奇怪。但是，事實上，它們都是社會革命。

工業革命只不過是以英國的方式造成那些社會變化而已。我把它看作是英國革命。 是什麼使這次革命獨具英國特色呢？顯然，是因為它開始於英國，英國是主要從事製造業的國度。但這種製造業只是家庭作坊工業，而這場工業革命就正是從鄉村興起的。這次革命的發動者都是一些手藝人：磨坊技師、鐘錶匠、水渠建造人和鐵匠。革命發軔於農村，正是這場革命的英國特色。 在18世紀上半葉，在牛頓的暮年和皇家學會衰落之時，英國正陶醉於鄉村工業和商業冒險家海外貿易的最後的極盛時期。繁榮終於消失。貿易更具競爭性。到這一世紀末，工業需求更為迫切，壓力更大。鄉村工業的組織形式不再具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在兩代人時間內，大約從1760年到1820年，工業經營的傳統方式發生了變化。在1760年以前，通常是把工作交給村民，讓他們在家里幹。到了1820年，則通常是把工人帶進工廠，讓他們在監督之下乾活。

人們幻想，在18世紀，英國鄉村景色質樸自然，好似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在《荒村》（The Peserted Village）中描繪的那失去的樂園。 甜蜜的奧本，平原上可愛的村莊，那裡有一位快樂、健美的情郎。 年輕的農夫正當青春美妙時光，願上帝保佑他如願以償。 這真是無稽之談。喬治?克拉卜（George Crabbe）是一位鄉村牧師，對農民的生活有切身體驗，他對這首詩甚感氣憤，於是寫了一首尖酸刻薄而又真實可感的詩作為回答：是的，繆斯歌唱幸福的情郎，因為不知他心中的惆悵。 勞作和歲月耗盡心血，你可還能因詩人的奉承而歡暢？ 農村是人們披星戴月，辛勤勞作的地方。農民的生活並非充滿明媚陽光，相反，他們生活在貧困和黑暗之中。減輕勞動強度的輔助手段其時已無從追憶，例如磨坊，在喬叟（Chaucer）的時代已是古老之物。而工業革命就是從這樣的機械開始的；磨坊工人就是未來時代的工程師。 1733年。蘇格蘭斯塔福夏郡（Staffordshine）的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在磨坊工作時開始了他自製工具的生涯，其時他年僅17歲，生於鄉村，素來貧寒。

布林德利對磨輪的改進是切實可用的：加上水輪，從而提高水磨的效能，使其成為一種機器。這是新興工業的第一台多用途機器。例如，布林德利浚法改進了石頭研磨，原先這種研磨用於正在興起的製陶工業。 到了1750年，在這種氣氛中產生了一次更大範圍的運動。水已成為工程師們的要素，像布林德利那樣的人一心想著如何利用水力。在鄉村。到處溪澗縱橫，流水潺潺。水不僅僅是力量的源泉，而且是一種運動的新的浪潮。布林德利又成了運河——當時稱為航道——修建技術的先驅。 當布林德利為了磨坊和礦山工程計劃而外出時，出於興趣，他獨自勘查了他所經過的條條水路。後來，布里奇沃特公爵（TheDuke of Bridgewater）要布林德利修建一條將沃斯利（Worsley）的煤礦和新興城市曼徹斯特連結起來的運煤航道。那真是一項驚人的設計。正如他1763年寫的一封致《曼徹斯特信使報》（Manchester Mercury）的信中所說：最近，我考察了倫敦的種種人工奇觀和皮克山（the Peak）的自然奇觀，但沒有一處奇觀像布里奇沃特公爵的航道那樣使我欣喜。它的設計者，天才的布林德利先生確實做出了令人驚訝的改進。在巴騰橋，他架設的航道凌空而起，高及樹梢。當我愉快而好奇地仔細觀看這座建築時，約3分鐘之內，就有4艘駁船從我面前駛過。其中兩艘用鏈條系在一起，由兩匹沿渠堤斜坡奔跑的馬牽引，而我站在那裡，望著腳下寬闊的艾爾韋爾河（Irwell），膽戰心驚，不敢挪步。在距曼徹斯特約1英里處，公爵的航道與科尼布魯克（Cornebrook）匯合，公爵的代理人在那裡建造了一座碼頭，以每筐3個半便士的價格出售運來的煤炭。 ……到明年夏天，他們還打算把煤運到曼徹斯特。布林德利更為大膽的行動是使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連結起來，而且已規劃出遍及英格蘭的、總長度差不多達400英里的運河網。

在英國運河系統的創造中，有兩件事情引人注目，並且成為整個英國工業革命的特點。 一是促成這次革命的人都是講求實際的。像布林德利那樣，他們通常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而事實上，當時的學校教育只能使富於創造性的頭腦變得愚鈍麻木。按照法律，普通中學就是為講授古典科目而建立的。而大學（當時只有牛津和劍橋兩所）對近代的科學研究根本不感興趣，而且，它們還將那些不信奉英國國教的人拒之門外。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這些發明創造都是為了日常的用途。這些運河是交通的命脈，它們不是用來觀光遊覽，而是為了運送貨物。製造貨船不是為了運載奢侈品，而是為了運載鍋盆碗盞、呢絨布帛，以及種種所費不貲的日用品。這些物品在遠離倫敦的鄉村生產出來，而這些村莊正在變為城鎮，這是一種遍及全國的貿易。

在英國，技術就是為了應用，舉國上下，乃至邊遠之地，莫不如此。而在歐洲大陸各國王室的黑暗統治之下。技術卻完全不是這樣。例如，在製造機械玩物方面，法國人和瑞士人與英國人一樣聰明伶俐（而且更富於想像力）。但他們卻把精巧的時鐘結構濫用於為王公富豪製作玩具上。他們耗時多年製作的自動機械，在今天看來，也堪稱這種活動中最為精巧的佳品。法國人是自動化的發明者，即運動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控制下一步的運動這一構想的發明者。早在大約1800年，約瑟夫?馬利?雅卡爾（Joseph MarieJacquard）就為里昂的織綢機作出過類似現代利用打孔卡片控制機器的設計，但在當時那種勞動力密集的行業中未能發揮作用。 在革命前的法國，這類高超的技藝可以使一個人發跡。鐘錶匠皮埃爾?卡農（PierreCaron）發明了一種新式的鐘錶擺輪。並以此取悅於瑪麗?安托妮特皇后（Queen MarieAntoinette），從而在宮廷中榮寵有加,成為博馬舍伯爵（Count Beaumarchais）。他也具有音樂和文學才能。後來寫出一個劇本，莫扎特（Mozart)據此譜成歌劇《費加羅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Figaro）。儘管一出喜劇或許不宜作為社會歷史資料，但劇中和圍繞這齣劇的種種陰謀詭計卻展示了在歐洲的宮廷中才俊之士的遭遇。

乍看上去，《費加羅的婚姻》像一出法國木偶戲，嘰嘰喳喳,陰謀迭起，但是，事實上它預示著行將來臨的革命風暴。博馬舍嗅覺很靈，事先已感覺到醞釀中的政治事態。有幾次，他受僱於王室大臣們，參與雙重交易，而事實上是代表他們與美國革命者進行秘密武器交易，以幫助他們與英國人作戰。法國國王可能相信自己是在扮演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的角色，並且僅僅為了出口交易而維護這種詭詐的政策。然而，博馬捨卻更敏感、更精明，能夠感覺到革命即將來臨。他通過費加羅這個角色，這位劇中的僕人，傳達了革命的信息：歹徒，船長先生——現在，我開始懂得全部奧妙，欣賞你最慷慨的美意。 國王任命你為駐倫敦的公使，而我將充當你的隨從，我的蘇珊娜也要作為機要隨員。

不，即使她去，我也決不干——費加羅心裡明白。 莫扎特著名的詠嘆調，“伯爵，小伯爵，你去跳舞，我為你伴奏”（Se vuolballare，Signor Contino……），是一種挑戰。博馬舍寫的台詞是這樣的：不，我的伯爵老爺，你不能佔有她，你不能！因為你是大老爺，你就以為你了不起。尊貴、財富、榮耀、俸祿！它們竟使一個人如此驕橫！你有何作為，而得如此享受？你只是在出生時有過一些痛苦，僅此而已。除此之外。你也不過是凡夫俗子。 於是，開始了一場關於財富性質的公開辯論。既然人們無須擁有什麼就可以為此爭論，事實上我身無分文，我也寫了金錢的價值和利害關係。但是，我很快發現，我在打量……一座監獄的吊橋……在那些言論的自由傳播受到阻礙的國度，書上印的廢話也是危險的；沒有批評的權利，頌揚和獎賞就毫無價值。這就是在法國社會彬彬有禮的派頭後面發生的事，這種派頭就像維蘭德里的城堡府邸一樣拘謹、刻板。

在《費加羅的婚姻》中花園一幕，費加羅給他的主人起了一個“小伯爵”的綽號，這段詠嘆調在那個時代早該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了，今天看來，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我們應該考慮到這些話是什麼時候寫作的。博馬舍大約在1750年完成《費加羅的婚姻》劇本。他花了4年時間與一大群官僚、以至路易十六本人作鬥爭，以求能夠搬上舞台。演出後，整個歐洲飛短流長，視之為下流。莫扎特把它改編成歌劇，得以在維也納上演。其時莫扎特30歲；那是友1786年。 3年後，1789年——爆發了法國大革命。 是因為有了《費加羅的婚姻》，路易十六才王冠落地、身首異處嗎？當然不是。諷刺不能摧毀一個社會。但它卻是社會的一種指示器：它表明一代新人叩響了時代的大門。為什麼拿破崙把這齣戲的最後一場稱為“革命在進行中”呢？這就是，博馬捨本人，借用費加羅這個人物的身份，鋒芒所向，直指那位伯爵，說道：“因為你是貴族，你就以為你了不起，除了降生之時，你未曾有過任何痛苦。”

博馬舍代表著一種完全不同的“貴族”，即從事勞動工作的才俊之士：他那個時代的鐘錶匠、泥瓦匠和印刷工。是什麼使莫扎特對這個劇本感到如此興奮呢？是那種革命的熱情，對他來說，他所屬的共濟會運動正好代表著這種熱情。他還在歌劇《魔笛》（the MagicFlute）中對這一運動大加讚頌。 （共濟會是當時正在興起的秘密結社，它的用意是反政府、反教會。由於人們知道莫扎特是其中的一個成員，他於1791年去世時，為他請牧師還頗費了一番周折。）當時最偉大的共濟會會員，是印刷工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laminFranklin）。 1784年，他出任美國駐路易十六王朝統治的法國的公使，那正是《費加羅的婚姻》首演之時，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那些高瞻遠矚、精力充沛、有信心、有主張、不斷進取、開創了新時代的人們。

例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有著不可思議的機遇。 1778年。當他將要去法國宮廷遞交國書時，到最後一刻才發現假髮和禮服都太小了。於是他乾脆棄而不用，徑直前往，結果卻受到人們的歡迎，把他看作是來自密林深處的自然之子。 他的一切行為都表明，他是一個善於決斷、辯才無礙的人。富蘭克林出版過一本年鑑，題為《窮理查年鑑》（Poor RichardsAlmanack)，其中充滿堪稱箴言警句的素村，如“飢不擇食”（Hunger never saw bad bread）、“欲知錢貴，不妨借貸”（If you want toknow the value of money，try to borrow some）。富蘭克林寫道：1732年，我首次出版了我的那部年鑑，這項工作費時大約25年。 ……我努力使這本書既賞心悅目，又切實有用，結果需者甚眾，我獲益亦多；每期銷量近萬…本地人士，幾乎每家必備。我把這本書看作對很少購買書籍的平民大眾施行教育的恰當工具。 針對那些對新發明的用途持懷疑態度的人，當第一個氫氣球於1783年在巴黎上空升起時，富蘭克林回答說：“新生兒又有何用？”這句話充分體現了富蘭克林樂觀、求實、簡樸的性格特徵，這句話是如此令人難忘，以致於到了下一世紀，偉大的科學家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還津津樂道。富蘭克林十分注意人們的談話方式，他為自己製造了第一副雙焦距眼鏡，鏡片的一半視遠，一半觀近，這樣，在法國宮廷中，他就可以觀察講話看的表情，以更好地領會他們的法語。 像富蘭克林這樣的人，追求理性知識，孜孜不倦。試看他以畢生精力做出的卓越成就，著作等身，且有動畫片、水印技術之類行世。他那創造性思想之豐富和廣闊，令人驚嘆。當時的科學熱衷於對電的研究。富蘭克林生性詼諧（他不是一個刻板拘禮的人），但對電的研究卻很認真，因為他意識到電是一種自然力量。他提出閃電是電的表現形式，並在1752年予以證明。富蘭克林這樣的人會怎樣去證明這一點呢？他在雷鳴電閃中將風箏金屬線下端系上一把鑰匙。全憑運氣，這次實驗竟沒有使他喪命。但模仿他的人卻因此鳴呼哀哉。他隨即把自己的發現付諸實用，發明了避雷針，並且用它闡明了電的理論，證明所有的電都是一種流體，而不是當時人們認為的，是兩種不同的流體。 避雷針的發明再次提醒我們，社會歷史進程難以逆料。富蘭克林正確地推斷，尖頭避雷針效果最佳。但是一些科學家加以反駁，認為應採用圓頭避雷針，而英國皇家學會不得不對此進行仲裁。然而，這場爭論卻是以一種簡單而堂皇的方式平息下來了：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為了表示對美國革命的仇視，在皇家建築物上安裝了圓頭避雷針。政治對於科學的干預往往是悲劇性的；也有一個喜劇往的例子，在中，在利立浦特（Lilliput）和不來夫斯古(Blefuscu）的“兩個大帝國”之間關於早餐雞蛋應從大頭還是小頭打破的爭執，竟導致了一場戰爭。 富蘭克林和他的朋友從事科學事業，他們所想所做，皆為科學。對他們來說，了解自然，其樂無窮。他們都是社會中的人：無論富蘭克林印的是紙幣還是那些辛辣無比的小冊子，他都是一個政治人物。對政治活動和科學實驗，他都是全力以赴。他修改了美國《獨立宣言》開頭的華麗詞藻，以便讀起來簡潔有力：“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當英國與美國革命者之間的戰爭爆發時，他直率地寫信給曾與他過從的一位英國政治家，字裡行間充滿憤慨之情：你們開始焚毀我們的村鎮。看看你們的雙手，上面沾滿了你們兄弟妹妹的鮮血在英國，紅色的火焰構成了新時代的畫面——在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說教中，在工業革命高爐的火光映紅的天空，在新法冶煉鋼鐵的早期中心約克夏郡的阿比德爾（Abbeydale）。工業的主人是鐵器製造商：是那些富有力量、身材高大、不同凡響的人物，官方懷疑他們真的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在北部和西部的勞動者已不再是農場工人，他們構成了一個工業社會。他們的工資必須用錢幣付給。而不是以物代款。倫敦的官方對這一切非常隔膜，他們拒不發行小額貨幣。於是，如約翰?威爾金森（John wilkinson）一類的鐵器製造商就自己鑄造錢幣，並在上面鑄上自己那副不甚尊貴的面容。倫敦為此驚恐萬狀：這是共和黨人的陰謀嗎？不，這不是什麼陰謀。但是，激進的發明出自激進的頭腦，這卻是千真萬確的。在倫敦展出的第一座鐵橋模型是由托馬斯?潘思（Thomas Paine）設計的，而他就曾在美國和英國煽風點火，鼓吹革命，並主持編寫了（The Rights ofMan）。 與此同時，鑄鐵也開始被約翰?威爾金森之輩以一種革命性的方式投入應用。威爾金森幹1787年建造了第一艘鐵船，誇口說他死後這艘船將運載他的靈柩。結果，1808年他去世後，被裝在一副鐵棺中掩埋。當然，那艘船曾穿過一座鐵橋：而這座橋又是在威爾金森幫助下建在鄰近的什羅普夏郡的一個小鎮上，那里至今仍被稱為“艾恩布里奇”（Ironbridge，意即鐵橋鎮）。 這種鐵的建築真的可以與大教堂的建築相媲美嗎？的確如此。這是一個充滿英雄氣概的時代，托馬斯?特爾福德（Thomas Telford）感到了過一點，並使鐵的建築廣被四野，蔚然可觀。他生於貧苦的牧人之家，作過石工；後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一位築路和運河工程師，還與詩人們過從往還。他設計修建的巨大的架空渡槽使蘭戈倫（Llangollen）運河凌空橫跨迪河（the river Dee），這表明他已成為大規模地使用鑄鐵的大師。工業革命的這些不朽遺跡，有一種羅馬式的宏大氣魄，那是共和主義者的宏大氣魄。 那些促成工業革命的人，通常被描繪為一些面容冷峻、唯私利是圖的生意人。這真是大錯而特錯了。僅舉一例，他們中許多人先前曾從事商業，但後來成了發明家。又如，他們中大多數人不是英國聖公會（the Church of England）信徒，但在一位論派（theUnitarian）及類似運動中又歸屬某種清教式的傳統。約翰?威爾金森深受其堂兄約瑟夫?普里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的影響，後者後來成為一位著名化學家，而他就是一位論派的牧師，或許還是奉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條原則的先驅。 約瑟夫?普里斯特列還是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科學顧問。人們通常以為韋奇伍德是一個專為王公貴族製造精美瓷器的人，其實，只是奉旨從命時他才幹這種事。例如，1774年，他為俄國女皇卡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 ofRussia）製作了一套近千件的精緻的餐具，價值超過200Q英鎊一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但在製作這套餐具時，他所依據的是他自己的一套米色陶器的樣式：其實，所有的近千件餐具，如不假修飾，所值不到50英鎊，而且，除了上面手繪的田園景色外，本色陶器看上去和用起來都與卡德琳娜女皇那套別無二致。這套使韋奇伍德聞名遐邇並發財致富的餐具還不是瓷器，只是日常用的陶器。人們在街上大約花1個先令就可以買到一件。然而，在工業革命時代，這卻使勞動者階層家庭的廚房用品面目一新。 韋奇伍德是一個非凡人物：富於創造性。當然，這不僅表現在他自己的行業中，而且表現在使他的技藝得以更趨完美的科學技術中，他發明了在窯內測量高溫的方法，用陶土製成一種測量器，移動其中的伸展式計算尺，從而測得溫度。在製陶和冶金業中，高溫測量從來就是一個難題，而韋奇伍德因為這項發明而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這可謂合乎時宜。 韋奇伍德並不是一個例外，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他屬於一個10多人組成的團體——伯明翰月亮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當時伯明翰還是一些分散的手工業村落。他們為自己的團體取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們在月圓前後聚會。這樣，像韋奇伍德這些來自遠處的人，才能夠安全地走過那些在黑夜中崎嶇難行的道路。 但當地最重要的工業家不是韋奇伍德，而是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是他把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帶到了伯明翰，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建造蒸汽機。博爾頓喜歡談論測量問題，他說，老天爺使他降生於1728年，就是要讓他命中註定成為一位工程師，因為1728立方英寸恰好等於一立方英尺。在“月亮協會”，醫學也受到重視，因為當時在醫學中也有一些新的重要進展。在伯明翰，威廉?維瑟林（William Withering）發現了洋地黃的用途。屬於“月亮社”的醫生中，有一位至今仍頗負盛名，他就是伊拉斯莫?達爾文（Erasmus Darwin），查爾斯?達爾文的祖父。 像“月亮社”這樣的社團表明，工業革命的創造者們意識到（這是一種英國意識）他們負有某種社會責任。我把這種意識叫做英國意識，其實並不公正；“月亮協會”深受富蘭克林及與之有聯繫的美國人的影響。貫穿這種意識的是這樣一種信念：美好生活決不限於物質的必需，而又必須以這種必需為基礎。 “月亮社”的這一理想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成為現實。其間花費了100年。但它一經成為現實，就顯得平淡無奇了，甚至還有些滑稽，就像一張印有維多利亞畫像的明信片。而那種認為棉內衣和肥皂就可使窮人的生活發生根本變化的看法也是荒唐可笑的。不過，這些簡單的東西——煉鐵爐中的煤，窗戶的玻璃，食物的選擇——確實極大地提高了生活和健康水準。按照我們今天的標準，當時的工業城鎮都是些貧民窟，但是，對那些來自鄉間茅舍的人來說，即或是擁有陋巷中的一間小屋，也意味著從飢餓、骯髒、疾病中解放出來了，它提供了一種新的致富機會。一間牆上寫著經文的臥室，在我們看來，又好笑又淒涼。但對工人階級的妻子來說，卻是對過體面生活所需之物的第一次體驗。很可能，一架鐵床比醫生的黑皮包從產褥熱中拯救的婦女更多，這本身就是一種醫學的革新。 人們從工廠的大規模生產中獲得了這些好處。但這種工廠的作業方式卻是駭人聽聞，對此。教科書上講得不錯。然而，這是由來已久的帶有傳統色彩的恐怖。礦井和作坊在工業革命以前很久曾是陰暗潮濕、擁擠不堪。慘無人道的所在。這些工廠不過是承襲了鄉村工業相沿已久的陋習，完全不顧工作於其中的工人的死活。 而由這些工廠造成的污染也屢見不鮮。自古以來，礦業和作坊就一直在糟蹋環境。人們認為污染是近代社會的惡果，其實不然。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對健康和起碼生活條件的忽視，就一直使瘟疫年年發生，環境污染不過是這種卑劣行徑的又一表現而已。 一種新的罪惡使這類工廠與以往有所不同，這就是機器的速度凌駕於人之上。工人第一次被沒有人性的機械所驅使：最初是水力，然後是蒸汽機。製造業工人被沸騰的鍋爐中不斷湧出的能量弄得如顛如狂，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愚不可及。然而，當時一種新的倫理觀認為，主要的罪惡不是殘酷和不人道，而是懶惰。甚至主日學校也這樣告誡孩子們：撒旦（Satan）發現，懶散怠情仍在危害人間。 在這種工廠中，工作時間的變化是可怕、毀滅性的。但是，動力的變化卻開闢了未來發展的道路。例如“月亮協會”的博爾頓建立的一個工廠，就是一個明證，當初那裡，金屬製造完全依賴於手工匠人的技藝。後來詹姆斯?瓦特來到這裡，製造出一切動力之神——蒸汽機，因為只有在這裡，他才能夠找到使蒸汽機密不透氣所需要的精確尺度。 1776年，馬修?博爾頓因與詹姆斯?瓦特合作，製造出了這台蒸汽機，他為之欣喜若狂。這一年，當傳記作家詹姆斯?博斯威爾（James Boswell）來拜訪博爾頓時，博爾頓莊重地對他說：“先生，我在這裡出售的，是全世界都渴求的東西——動力。”這句話說得真妙，但也的確是事實。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動力是科學中的一種新觀念、新思想。這次工業革命，這次英國的革命，實際上是對動力的一次偉大發現，人們在自然界中尋求能源：風力、陽光、水力、蒸汽和煤。這時突然產生了一個具體問題：為什麼它們都是動力？它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從前，人們從未提出過這種問題。在此之前，科學一直關注於對大自然本來面貌的探求。然而，到了這時，改造自然以從中獲取新的動力，以及把一種形式的動力轉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動力的這一現代觀念早已深入到科學的前沿。特別是，熱量是一種能量形式，可以按確定的當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這一點已是明白無誤的了，1824年，薩迪?卡諾（sadiCarnot），一位法國工程師，觀察了蒸汽機，寫出一篇論文，他稱之為“動力由火而生”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從而在根本上奠定了關於熱力的科學——即熱的動力學的基礎。能量，在此以前曾是科學的一個中心概念；而這時科學所主要關注的是以能量為核心的統一的自然界。 這種情況不僅僅是科學主要關心的問題。令人驚奇的是在藝術中也同樣如此，與其同期並行的文學又是怎樣的呢？ 1800年前後浪漫派詩歌開始興起。那些浪漫派詩人為何會對工業發生興趣呢？很簡單：認為大自然是能量載體的新觀念使他們神魂顛倒。他們喜歡在“狂飆突進”（Sturm und Drang）這樣的句子中使用作為能量象徵的“狂飆”這個詞。一陣風暴打破了死寂的平靜，帶來了生機。把薩纓爾?泰羅?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Coleridge）的《古舟子詠》（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推了高潮：天空突然迸發出生機！ 火焰如旗幟飛揚。 熊熊燃燒，放射光芒！ 火舌狂舞，四處飛濺，群星因之而暗淡無光。 呼嘯的狂風還未刮來，船兒已經起航！ 在閃電和月光下面，死去水手的呻吟在迴響！ 恰好在這個時候，1799年，年輕的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馮?謝林（Friedrich vonSchelling）開始寫作一部關於新的哲學的著作——《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這部書至今在德國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柯勒律治從他那裡得到這本書，並帶到英國。湖畔派詩人（The Lake poets）則從他和他的朋友——定期資助他的韋奇伍德一家那裡得到此書。自然是動力的源泉。各種不同形式的動力都是同一根本之力，即能量的不同表現，這一觀點頓時使詩人和畫家為之傾倒。浪漫派詩歌十分坦率地詠嘆道，不僅大自然，而且人類本身也是一種天賦能量，或至少是一種自然能量的載體。工業革命在實踐上為那些想要徹底發揮自已才能的人創造了自由——而這種觀念在100年前還是不可思議的。與此同時，浪漫思想也鼓舞他們使這種自由成為一種本質上嶄新的個人意識。最偉大的浪漫派詩人威廉.布萊克講得十分精彩:“能量者，永恆歡樂也。” 關鍵的伺是“歡樂”，關鍵的概念是“解放”——一種作為天賦人權的歡樂意識。自然而然，那個時代奮進的人們表現出創造的衝動。為了給工人家庭的周未之夜帶來歡樂，他們產生過無窮無盡的希奇古怪的念頭。 （即使在今天，向專利局申請的發明大部分也像發明者本身一樣，有些走火入魔。）若把這些古怪的發明排列起來，即可鋪成一條直達月球的大道，儘管這些發明也許不得要領，卻又像上天攬月一樣勇氣可嘉。例如，為了使圖畫從觀眾眼前一幅接一幅地閃過，使維多利亞時代的連環漫畫活動起來，人們想到了發明活動連環畫轉筒，那是一種環轉機械裝置。它使人們體會到今天人們晚上在電影院所感到的激動和興奮，而且很快便風靡一時。又如能奏出一套小型樂曲的機械風琴。所奏曲調美妙動聽，樸實感人，自編自奏，聞所未聞。每一種無足輕重的家用發明，如自動切菜刀，都有一種意義更為重大的發明，如電話，與之並駕齊驅。終於，在這歡樂大道的盡頭，人們將只能這樣說，所有機械歸根結底就是這樣一種機械：它無所作為！ 作出這些怪誕發明的人，與作出偉大發明的人同出一轍。運河問世以後，又一種發明為工業革命錦上添花：這就是鐵路。是理直德?特里維西克（Richard Trevithick）使鐵路得以產生，他是一位鐵匠，敢於拼傅、身強力壯。他把瓦特的槓桿蒸汽機改造成一種高壓引擎，使蒸汽機成為一種動力運輸機械。這一發明為這個世界開闢了交通的血脈，賦予了新的生命，從而使英國成為世界的心臟。 人類至今仍行進在工業革命途中；這再好不過了，因為人們還有許多事要做。而工業革命已使世界更加富有，也更為狹小，而且第一次成為人類自己的世界。我這樣說的字面意思是，我們的世界，即人的世界。 從一開始，當工業革命還依賴於水力之時，它就毫不留情地使人們的生活和謀生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革命就是這樣——這正是革命的本質，毫無疑問，對受到衝擊的人來說，革命總是進行得太快，太迅猛了。然而，這次革命終於戍為一場社會革命，並確立了社會的平等，權利的平等，首先是知識的平等。人類至今仍有賴於此。如果我們出生在1800年以前。處境將會如何？我們仍然生活在工業革命之中，仍覺其含意之深，難以言傳；但是，未來終將表明，這是人類在其上升歷程中邁出的一大步。具有與文藝復興同樣的強烈影響。文藝復興確立了人的尊嚴工業革命確定了自然的統一。 科學家和浪漫派詩人都認識到，風、海洋、河流、蒸汽、煤都是太陽的熱量創造出來的，而熱量本身就是一種能量。許多人想到過這一點，但這卻是由一個人首先確立的，他就是曼徹斯特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焦耳生於1818年，從20歲開始。他花了畢生的精力，從事細緻的試驗以測定熱功當量，——也就是說，確定機械能轉化為熱能的準確交換率。鑑於這事聽起來枯燥乏味。我想講，一個關於焦耳的有趣故事。 1847年夏天，年輕的威廉?湯姆生（william Thomson）（後來的凱爾文勳爵，成為英國科學界的頭面人物）正從沙木尼（Chamonix）步行到勃朗峰（Mont Blanc）去——哪有一位英國紳士在阿爾卑斯（the Alps）山中步行的？ ——在那裡他遇見了——一位英國紳士在阿爾卑斯山中還會遇到什麼人呢？ ——一位古怪的英國人：詹姆斯?焦耳，帶著一架巨大的溫度計，他的妻子乘著馬車遠遠地跟著他。焦耳一生中都想證明當水從778英尺的高度落下時，水溫會升高華氏一度。這是他的蜜月旅行，他可以趁遊覽沙木尼之便（很像一對美國夫婦參觀尼亞加拉瀑布），讓大自然為他做這個實驗。此處的瀑布很理想。雖然高度不到778英尺，但只要測出溫度上升半度也足以說明問題了。不過，應當說明，他沒有成功；瀑布水花四濺，使實驗無法進行。 這個關於英國紳士科學怪癖的故事並非題外之言。正是這樣一些人使自然蒙上了浪漫色彩，詩歌中的浪漫主義運動則與此形影相隨。在歌德（Goethe，也是一位科學家）這樣的詩人身上，在貝多芬（Beethoven）這樣的音樂家身上，我們看到了浪漫主義。而我們首先是在華茲華斯的作品中看到浪漫主義的：看到自然景色一如精神之活潑生動。萬物一體，情景交融，令人心領神會。受法國大革命的吸引，華茲華斯曾幹1790年穿越阿爾卑斯山。 1798年，他在《廷川修道院》（Tintern Abbey）中說得再妙不過了：那時，對我來說大自然就是一切的一切——我無力描繪我的心緒，只有這轟鳴的瀑布使我夢魂縈繞，不能忘記。 “對我來說，大自然就是一切的一切。”焦耳從來沒有說得這麼動人。但是，他說過：“自然的偉大力量永不磨滅”，他說出了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