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就任執政一個月後，請假回天津的陳曾壽寄來的“封奏”中的一段。從京津寄來的這類封奏還有好幾件，都曾給了我無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當執政一年期滿，如果關東軍不實行帝制，我是可以辭職的。但是我沒有這樣幹。我沒有這樣的膽量，而且即便關東軍讓我辭職，我能到哪裡去呢？
在就職一周年的頭幾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會見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日本現在正研究著滿洲國國體問題，到時機成熟，這個問題自然會解決的。
過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為了更便於自由行動，退出了國際聯盟。同時，攻人長城各口的日軍加緊軍事行動，形成了對平津的包圍形勢。五月末，忙於打內戰的南京政府進一步對日本妥協，簽訂了“塘沽協定”，將長城以南、冀東地區劃為非武裝區，撤走中國軍隊，使日本勢力進一步控制了華北。在這種形勢下，熱心復辟的人們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為時機已成熟了，紛紛活動起來。熙洽在三月間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鶴皋，邀集了一批滿族“遺民”和前東三省的議員們，在長春聚會，打算弄出一個“勸進表”來，當時被日本憲兵制止了，這時又恢復了活動。華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務浪人醞釀“擁戴”吳佩孚出山，平津某些與謀的遺老為此派了人來跟鄭孝胥聯絡，研究在華北、東北實現復辟。七月間，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下台，拿了一百萬元退職金，另又要去了一筆巨額機密費，去找黃郛活動華北獨立。他臨走時向鄭孝胥表示還要到上海，為我將來在全國復辟之事進行活動。總之，在那些日子裡，經常可以聽見關於復闢或帝制的傳說，這些傳說鼓舞著我，鼓舞著跟我一樣的野心家們。鄭孝胥這年重陽節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他這種將在“燕市”恢復“後清”的“志氣”，使我對他減弱不少惡感。
我的“皇帝夢”又做起來了。我非常關心各方面的消息，我進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殺自己同胞的日本軍隊身上。日軍全部佔領了熱河之後，我曾大擺慶功宴席，慰問武藤和參加作戰的日軍將領們，祝他們“武運長久”，“再接再厲”。後來有一路日本軍隊佔領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遙的密雲，即按兵不動，我對此不禁大感失望。這時鄭孝胥告訴我，日軍佔領華北以至華南只是遲早間的事，當務之急還是應該先辦滿洲國體問題。他又說，此事之決定，不在關東軍而在東京方面，他已聽說東京元老派許多人都是主張我正位的。聽了他的話，我覺得應該派個人到東京從側面去活動一下，至少應該打探些消息來。
接受這個使命的是我的警衛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從天津到東北來的工藤鐵三郎。他在清末時即跟隨升允，在升允後來的複闢活動中，他是積極的讚助者。我在旅順時，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樣以軍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現，而是處處站在我一邊說話，甚至背地裡還表示過對關東軍的不滿。有一次，我看到杯子裡的茶水似乎顏色不對，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驗一下，這時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當了執政之後，他是惟一呼我為“皇上”的日本人，並且時常表示不滿意關東軍的跋扈，時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復“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現出的忠心，簡直不下於最標準的遺老，因此我賜他改名為“忠”，拿他當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變。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時間就回來了。他在日本見到了南次郎和黑龍會的重要人物，探聽出軍部方面當權人物是同意實行帝制的。根據他的消息，我相信時機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間，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證實。繼任的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說，日本政府準備承認我為“滿洲帝國皇帝”。
我得到了這個通知，簡直樂得心花怒放。我考慮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準備一套龍袍。
龍袍從北京的太妃那裡拿來了，但是關東軍卻對我說，日本承認的是“滿洲國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龍袍，只能穿關東軍指定的“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
“這怎麼行？”我對鄭孝胥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後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說北京的宗室覺羅都要來，看著我穿洋式服裝登極算什麼？”
“皇上說的是。”鄭孝胥不住地點頭，望著攤在桌上的龍袍。這位一心想做“後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盤算著正一品珊瑚頂和三眼花翎，最近以來對我順從得多了。他點頭說：“皇上說的是，可是關東軍方面怎麼說？”
“給我交涉去。”
鄭孝胥走後，我獨自欣賞著榮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龍袍，心中充滿了感情。這是光緒皇帝穿過的，真正的皇帝龍袍。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龍袍。我必須穿它去登極，這是恢復清朝的起點。 ……
我的頭腦還沒冷過來，鄭孝胥就回來了。他報告說，關東軍堅持登極時要穿元帥正裝。
“你是不是交涉過？”
“臣豈敢不去。這是板垣親自對臣說的。”
“這怎麼行？”我跳起來，“登極之前要行告天禮，難道叫我穿元帥服磕頭祭天嗎？”
“臣再去跟板垣說說。”
鄭孝胥走後，胡嗣瑗過來提醒我，要爭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軍部說，要任免官吏的決定權。如果這問題解決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沒什麼不好。
其實胡嗣瑗同我一樣，都不明白日本要這個帝制，不過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為了更便利於統治這塊殖民地。皇帝的名義哪裡會給我帶來什麼權力，我這樣的人又哪裡會學什麼騎射？除了依附在日本關東軍的皮靴上，我簡直什麼也不會，什麼也不想。所以後來關東軍同意了我穿龍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爭什麼別的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長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壘起的“天壇”上，我穿著龍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禮。然後，回來換了所謂大元帥正裝，舉行了“登極”典禮。這時執政府改稱為“宮內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開日本天皇的“皇宮”稱呼，稱為“帝宮”。其中的房屋後來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餘的只是修繕了一下，樓名依舊未變。登極典禮是在勤民樓舉行的。
那天勤民樓的大廳裡鋪著大紅地毯，在北牆跟用絲帷幕裝設成一個像神龕似的地方，中間放一特製的高背椅，上刻有作為徽號的蘭花，所謂“禦紋章”。我立在椅前，兩旁站列著宮內府大臣寶熙、侍從武官長張海鵬、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衛處長工藤忠、侍衛官熙崙免（熙洽之子）和潤良（婉容之兄）等人，以“總理大臣”鄭孝胥為首的文武百官列隊向我行三鞠躬禮，我以半躬答之。接著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遞國書和祝賀。這些儀式完了，北京來的宗室覺羅（載、溥、毓字輩差不多全來了），以及前內務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禮。當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禮的。
關內各地遺老，如陳夔龍、葉爾愷、劉承幹、朱汝珍、蕭丙炎、章囗、黎湛枝、溫肅、汪兆鏞等等，都寄來祝賀的表章。上海的大流氓頭子常玉清，也寄來奏摺向我稱臣。
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宮雍仁代表天皇前來祝賀，贈我日本大勳位菊花大緩章，贈婉容寶冠章。
胡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權利一樣也未到手，而我已經昏昏然了。七月間，我父親帶著弟、妹們來長春看我。我對他的接待，足可以說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
他到達長春的時候，我派出了宮內府以寶熙為首的官員和由佟濟煦率領的一隊護軍，到長春車站列隊迎接。我和婉容則在“帝宮”中和門外立候。婉容是宮裝打扮，我是身穿戎裝，胸前掛滿了勳章。我的勳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贈的；一套是“滿洲帝國”的；另一套則是我偷著派人到關內定制的“大清帝國”的。後一套當然不能當著關東軍的面使用，只能利用這個機會佩戴。
我父親的汽車來了，我立正等著他下了車，向他行了軍禮，婉客行了跪安。然後我陪他進了客廳，此時屋內沒有外人，我戎裝未脫，給他補請了跪安。
這天晚上，大擺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規矩，由我與婉容分坐在男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佈置，從我進入宴會廳時起，樂隊即開始奏樂。這是宮內府的樂隊，奏的什麼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沒有做出什麼規定，他們愛妻什麼就奏什麼，反正喇叭一吹起來，我就覺得夠味。
在宴會進行到喝香擯的時候，溥杰按我的佈置，起立舉杯高呼：“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的家族一起隨聲附和，連我父親也不例外。我聽了這個呼聲，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
第二天，宮內府大臣寶熙告訴我，關東軍司令部派了人來，以大使館名義向我提出抗議，說昨天武裝的護軍去車站，是違反“滿洲帝國”已承擔義務的前東北當局與日本簽訂的協議的，這個協議規定，鐵路兩側一定範圍內是“滿鐵”的附屬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裝不准進入。關東軍司令官——不，日本大使要求保證今後再不發生同類事件。
這件事本來是足以令我清醒過來的，可是日本人這時還很會給我面子，首先是沒有公開抗議，其次是在我派人道歉和做了保證之後，就沒再說什麼。但更主要的是它給我規定的許多排場，很能滿足我的虛榮心，以致我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最使我陶醉的是“御臨幸”和“巡狩”。
按照關東軍的安排，我每年要到外地去一兩次，謂之“巡狩”。在“新京”（長春），我每年要去參加四次例行儀式，一次是去“忠靈塔”祭祀死於侵略戰爭的日軍亡魂，一次是到“建國忠靈廟”祭祀偽滿軍亡魂，一次是到關東軍司令部祝日皇壽辰“天長節”，一次是到“協和會”參加年會。這樣的外出都稱之為“御臨幸”。就以去“協和會”為例，說說排場。
先說“鹵簿”——即所謂“天子出，車駕次第”，是這樣的：最先頭的是軍警的“淨街車”，隔一段距離後是一輛紅色的敞篷車，車上插一小旗，車內坐著“警察總監”，再後面，是我坐的“正車”，全紅色，車兩邊各有兩輛摩托伴隨，再後面，則是隨從人員和警衛人員的車輛。這是平時用的“略式鹵簿”。
在出門的前一天，長春的軍警、憲兵先借題逮捕“可疑分子”和“有礙觀瞻”的“遊民”。市民們根據這個跡象就可以判斷是我要出門了。到了正日子，沿途預先佈滿了軍警，面向外站著，禁止路人通行，禁止兩旁店鋪和住家有人出入，禁止在窗口上探頭張望。在“協和會”的大門內外全鋪了黃土。車駕動身前，廣播電台即向全市廣播：“皇帝陛下啟駕出宮。”用中國話和日本話各說一遍。這時“協和會”裡的人全體起立，自“總理”以下的特任官們則列隊樓外“奉迎”。車駕到達，人們把身子彎成九十度，同時樂隊奏“國歌”。我進入屋內，先在便殿休息一下，然後接見大臣們。兩邊侍立著宮內府大臣、侍從武官長、侍衛處長、掌禮處長和侍從武官、侍衛官等，後來另添上“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用的桌椅以及桌布都是從宮內府搬來的，上有特定的蘭花“禦紋章”。自總理以下有資格的官員們在我面前逐個行過禮，退出。走完這個過場，我即起身離便殿，此時樂聲大作，一直到我進入會場，走上講台為止。在這段時間內，會場上的人一直是在台下彎成九十度的姿勢。關東軍司令官此時在台上的一角，見我上台，向我彎身為禮，我點頭答禮。我上台後，轉過身來向台下答過禮，台下的人才直起身子來。此時宮內府大臣雙手捧上“敕語”，我接過打開，向全場宣讀。台下全場的人一律低頭站著，不得仰視。讀完，在我退出會場時，又是樂聲大作，全體九十度鞠躬。我回到便殿稍息，這時特任官們又到樓外準備“奉送”。把我送走後，全市街道上的擴音器則又放出“皇帝陛下啟駕還宮”的兩國話音。我到了家，擴音器還要說一次：“皇帝陛下平安歸宮。”
據說，這是仿效用於日本天皇的辦法。在我照片上做的文章也是從日本搬來的。我的照片被稱做“御容”，後來推廣適應日本人習慣的那種不中不日的“協和語”，改稱之為“禦真影”。按規定，在機關、學校、軍隊和一切公共團體的特定處所，如機關的會議室，學校的校長室裡，設立一個像神龕似的東西，外垂帷幕，裡面懸著我的照片和“詔書”。任何人走進了這間屋子，都必須先向這個掛帷幕的地方行禮。在居民家裡，雖無強制懸禦真影的法令規定，但協和會曾強行派售過我與婉容的照片，並指定要懸在正堂上。
這種偶像崇拜教育的施行重點，是在軍隊和學校裡。每天早晨，偽滿各地的軍隊與學校都須舉行朝會，要行兩次遙拜禮，即先面向東方的“皇居”（東京日本天皇的地方），再向長春或帝宮方向，各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禮。此外逢到“詔書奉戴日”即頒布每個詔書的日子，還要讀詔書。關於詔書我在後面還要談到。
此外還有其他許多規定，還有外地“巡狩”時的種種排場，在這裡我不—一贅述了。總之，日本軍國主義者把這一套玩藝做得極為認真。據我的體驗，這不僅是為了訓練中國人，養成盲目服從的習慣和封建迷信思想，就是對下層的日本人也是一樣。日本關東軍曾經幾次利用我去鼓勵它的臣民。有一次我到阜新煤礦，日本人曾把日本工頭召來，讓我對他說幾句勉勵話。這工頭受此“殊榮”，竟感動得流出眼淚。當然，我這時更覺得有身價了。
使我終於產生最大的錯覺，自認有了極高的權威的，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訪問日本之後。
其實這次訪日，全是關東軍安排的。他們說，為了答謝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宮來對我“即位”的祝賀，也是為了對“日滿親善”的躬親示範，需要這樣辦一辦。
日本政府以樞密顧問官林權助男爵為首組織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員會，派了戰艦比叡丸來迎接，白雲、叢雲、薄雲等艦護航。我從大連港起艦時，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驅逐艦隊接受我的檢閱，到達橫濱港時，有百架飛機編隊的歡迎。記得我在這次暈頭轉向、受寵若驚的航程中，寫下了一首諂媚的四言詩：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條艦艇的演習，又在暈船嘔吐之中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總之，還未上岸，我已受寵若驚。我不僅對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驚異，我還把這看做是對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幫助。過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誤會了。
到了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我，並為我設宴。在我拜會他們後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見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賀，又同格仁一起檢閱了軍隊。我還參拜了“明治神宮”，慰問了日本陸軍醫院那些侵略中國挨了打的傷兵傷官。我到裕仁的母親那裡，獻了殷勤。日本報紙曾報導過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攙扶了日本皇太后，這和我在長春宮內府中，攙我父親上台階有著同樣的心情。其實，我還從來沒有攙扶過自己的父親，如果問到我攙扶裕仁的母親的心情，坦白地說，那純粹是為了巴結。
最後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車站向我送別，他致歡送詞說：
“皇帝陛下這次到日本來，對於日滿親善，是有重大貢獻的。我國天皇陛下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結地回答道：
“我對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國民的熱誠歡迎，實是感激已極。我現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的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我對這件事，是抱有確實信心的。”
臨登船出發時，我請擔任接待的林權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親致謝，這時我居然兩眼含滿了無恥的眼淚，這樣一弄，把那個老頭子也給逗哭了。回想起來，我連一點中國人味也沒有了。
日本皇室這次對我的招待，使我頭腦更加發熱，感到自從當了皇帝之後，連空氣都變了味。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個邏輯：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
在這種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長春，立即發表了充滿諛詞的“回鑾訓民詔書”，同時請來新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南次郎大將，向他發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興高采烈地參加了裕仁的生日的慶祝會，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諭，把在長春的所有簡任職以上的官吏，不論中國人日本人全召來，聽我訓話，發表訪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沒有和日本人商議，也沒預備講話稿，到了時候卻口若懸河。我講了訪日的經過，繪形繪聲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對我的招待，講了日本臣民對我的尊敬。然後大發議論。
“為了滿日親善，我確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滿洲人有不利於日本者，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如果有不忠於滿洲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
我想的實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長春不到一個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會見中，告訴我“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需要讓他養老，換一位總理大臣。關於日本不滿意鄭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聞，正想找機會趕走他，現在南次郎提出這事，我立時不假思索地說，讓鄭退休，我完全同意，總理之職可以由臧式毅繼任。我以為聽了我兩次“日滿親善論”的南次郎一定會遵命的，誰知竟碰了釘子，他向我搖頭說：“不，關東軍已考慮妥了合適的人選，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讓張景惠當總理大臣好了。”
鄭孝胥不久前在他主辦的“王道書院”裡發了一次牢騷。他向聽課的人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它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這話惹惱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腳踢開。他後來連存在銀行里的“建國功勞金”也取不出來，想遷離長春也不得准許，在憲兵隊的監視下，只能在家裡寫寫字，做做詩。這個連骨頭都被“共管”蟲子蛀透了的“詩人兼書法家”，三年之後，終於懷著未遂之願暴死於長春。他的兒子鄭垂也是暴卒的，早於他三年。據傳說，他父子都是死於日本人的暗害。即使傳聞不確，他的下場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復祖業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後，即日本全面侵華的前夕，才漸漸明白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