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為托爾斯泰創作的中期。 60年代初的俄國恰值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特殊階段（即農奴制改革前後），具有各種傾向的作家，此時都很留意“以古為鏡”，從歷史經驗中尋覓解決現實課題的答案，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成為作家們倍加關注的焦點問題，因而往往將藝術視域投向歷史題材。托爾斯泰受此思潮感應，完成了世界文學史上罕有的描寫戰爭題材的不朽傑作——史詩性長篇小說。該作品在藝術上頗具獨創性——兼有史詩、編年史和歷史小說三者的特色；情節複雜、人物眾多、規模恢宏、氣勢磅礴，像現實生活本身那樣五彩斑斕、豐富多姿。它以1812年反抗拿破崙侵略的俄國衛國戰爭為中心事件，以包爾康斯基、羅斯托夫、別竺豪夫（均屬莊園貴族）和庫拉金（屬宮廷貴族）四大貴族世家的生活為情節線索，揭示這樣一個核心主題：描寫戰爭嚴酷考驗下的俄羅斯民族的命運，讚頌俄國民眾身上蘊藏著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指出人民乃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和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
此時的托爾斯泰仍然站在貴族階級的思想立場上，繼續探索進步貴族青年的社會出路問題。中的安德列·包爾康斯基、別竺豪夫·彼爾就是其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貴族典型，屬於托爾斯泰筆下那一類自傳性探索型系列形象。他們兩人經歷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最終殊途同歸，都達到“為上帝而活著”、“愛一切人”的道德境界，流露出與後來的所謂“托爾斯泰主義”一脈相承的，博愛忍讓、順從天命、不抵抗邪惡的“卡達拉耶夫精神”的道德說教。
70年代至托爾斯泰逝世，是他的創作晚期。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質變——同貴族地主階級決裂，從原先的貴族地主階級立場轉到了封建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此時的托爾斯泰從基督教教義、東方古典哲學（如孔孟儒學、老莊道教和印度佛教）中兼收並蓄，雜糅成托爾斯泰式的教義——“托爾斯泰主義”。
世界觀的激變，引起其文藝思想與藝術創作的某些顯著變化：一方面對沙皇專制的俄國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等進行最猛烈的批判，表現出“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則又不遺餘力地進行“托爾斯泰主義”的道德說教，把“愛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惡”、“道德的自我完善”當作消除社會罪惡、改造現存制度的根本途徑。
所謂“托爾斯泰主義”，即是指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在19世紀80年代世界觀發生激變後，在解決社會問題上所形成的一套“濟世”理論。其主要內涵是宣揚“不以暴力抗惡”、“道德的自我完善”，表現出托爾斯泰反對暴力革命、竭力從宗教、倫理中尋覓社會出路的企圖。作者晚年思想與藝術上的這一顯著特徵，在其長篇傑作中有著集中體現。該小說的問世，標誌著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達到了頂峰。
對於托爾斯泰這樣一位思想及其創作不乏矛盾複雜性，但對俄國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偉大作家，列寧曾全面而深刻地科學評析道：“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既表現了農民群眾運動的力量和弱點，也表現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思想與情緒的表達者，托爾斯泰又是偉大的”；因而他堪稱是“反映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