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清朝封建統治階段殘酷鎮壓，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獲得了相對的穩定，並對文人採取了嚴酷的統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時期，屢次禁毀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有一言一文的疏失，也有遭致殺身滅族慘禍的可能，所以他們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受到朝廷的歡迎和鼓勵。因為封建統治階級竭力想培養思想錮蔽、眼光狹隘的馴服奴才，以鞏固他們的專制統治。古籍的考據，不僅不會背離封建統治階級的理論準則和最高利益，而且它還將成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學的輔助和補充。乾隆即位後，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一些達官貴人如阮元、畢沅等，也出而倡導經學。這樣上行下效，在學術領域中出現了“家談許鄭、人說賈馬”（許慎、鄭玄、賈逵、馬融，都是漢朝著名經學注疏家、語言文字學家）的新氣象，考據學大盛，漸漸形成一個影響巨大的學派，後世稱為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出現於清代乾隆、嘉慶年間，是以考據為治學主要內容的學派。因為它採用了漢朝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與著重於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有所不同，所以有“漢學”之稱。因為這一學派的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又有“樸學”、“考據學”之稱。
考據，作為治學的一個內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學派專門從事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他們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等號，反對宋明理學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走上從書本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的務實道路。所以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在學術研究方面，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
乾嘉學派的奠基人，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學者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對儒家經典的重視研究，其中特別是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書》）。主張儒家義理在經書之中而不在經書之外；研究經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於知聲音。他所撰、《音學五書》廣徵博考、言必有據，成為清代考據家的必讀經典，也成為乾嘉學者經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徑。因此，顧炎武被公認為是開清代考據學的先河。但是，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遺其大而傳其小，他們沉溺於故紙堆中，脫離實際，放棄了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學派，一般說來可以分成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吳派的學風即蒐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證明。它的特點是“唯漢是信”，即推崇漢代經說，遵循漢代經學研究，重視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傳統。凡屬漢學，就一概予以採納而加以疏通解說。吳派的主要學者有沈彤、江聲、餘蕭客、江藩、王鳴盛等。皖派則重視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中名物製度的考證。此派的特點是從音韻、小學（即文字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的內容和含義，即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的途徑。他們在文字、音韻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貢獻。此外，皖派也頗重視思想和理論，如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就是例證。戴震的學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最為有名。
乾嘉學派大多數學者的畢生精力，都從事整理工作，主要是審訂文獻、辨別真偽、校勘謬誤、注疏和詮釋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證地理沿革等，在經學、史學、文學、音韻、天算、地理等學科作出了很大的成績，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讀書的便利。中國古書很多，經過幾千年的傳抄，不免有不少混亂錯誤的地方，有的已經無法辨讀下去，意義更加無法理解。乾嘉考據家們，用十分精密細緻的校勘方法，幾乎對所有重要的古書都加以詳細的考據證，使後輩讀書人省卻了很多精力，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乾嘉學派重視客觀資料，不以主觀想像輕下判斷。廣泛收集資料，歸納研究，有著細緻、專一、鍥而不捨等可貴的治學精神。但是，乾嘉學派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脫離實際、煩瑣細碎。脫離實際主要表現在存古薄今、捨本求末。他們考訂問題，用形式邏輯的歸納法，把同類材料羅列一起，旁徵博引，然後得出結論，只講證據不講道理。結果在細枝末節上功夫很深，涉及需要說明解決問題時，卻無能為力，造成了不通世務、不切實際的後果。煩瑣細碎主要表現在許多考據家的作品都是以繁為貴，一字的偏旁、音訓考證動輒千言。為了標新立異，解釋一個字的古義，疏至盈千累百，議論不休。結果是雜引衍流，不知所歸。
學者們畢生的精力，耗於一字一句的正訛、一名一詞的淵源，造成很大的浪費。嘉慶以後，有人從不同的角度對考據學派提出異議和批評，乾嘉考據學也開始由極盛轉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