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唐朝的開國者之一，唐太宗的統帥能力，以及在他統治期間的文治武功，與歷代賢君明主相比毫不遜色，而他的更偉大之處在於他胸襟寬闊、開明大度、容人之量都是任何其他統治者所無法比擬的。他的這些特點不僅展現在為後人稱道的“貞觀之治”上，也影響了其後的唐朝皇帝，使得唐朝中前期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的時期（正是這種政治上的開明，才開創了以“唐詩”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光輝燦爛的篇章，唐代也成為中國文化最繁榮的時期）。
唐太宗李世民為唐高祖李淵次子。隋末，李淵先後任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太原留守，負責鎮壓今山西地區的農民起義和防備突厥，李世民隨父住在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當時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力量日益壯大。李淵、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將亡，乃於大業十三年（617年）在晉陽起兵，反抗隋朝的殘暴統治。李世民南征北戰，立下了赫赫戰功。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功業超過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為次子，不能繼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終不肯為人下，於是以李世民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為另一方，展開了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而後逼李淵禪位於己，次年（627年）改元貞觀，是為唐太宗。
貞觀（627年～649年）年間，由於唐太宗比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訓，與其大臣房玄齡、魏徵等人著眼於國家的長治久安，與民休息，留心治道。這個時期，政治較清明，經濟得到恢復發展，社會安定，國勢強盛，民族關係融洽，被讚譽為封建社會少有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及其輔臣認識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害怕像隋朝那樣覆舟。他認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為“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防止農民起義，唐太宗便採取了與隋朝相反的做法，他“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這樣做，使百姓生活安定，社會穩定，大唐的統治也就可以長久了。
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定下“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又規定了具體的政策。在人治社會裡，必須要用人得當，這些方針、政策才能貫徹執行。唐太宗對用人問題，十分留意。他認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治理國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應當“廣任賢良”。所以，他要求下臣推薦人才，自己也留心觀察，發現和提拔，推行“任人唯賢”的路線。唐太宗選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個人恩怨好惡為標準，也不以新舊親疏為轉移。他說：“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正因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為有識之士。這些人，有的是舊部下，有的是宿敵，也有新出現的才智之士，或疏遠之人。如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不嫌舊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為“貞觀之治”的重要推動者。又如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見到他為將軍常何寫的奏事，認為很有才能，立即召見。馬周確實能幹有才，以後官至中書令。唐太宗就是這樣，隨時留心、發現和任用賢才。
唐太宗力求成為明君，魏徵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主兼聽納諫，則“貴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國家便能治理好。他希望唐太宗能夠成為一個有道明君。唐太宗很重視魏徵的意見，並在自己的行動中，盡可能兼聽納諫。貞觀年間，在唐太宗的倡導下，進諫蔚然成風，不僅大臣，連宮中的長孫皇后、徐賢妃也能進諫。當以直諫著名的魏徵去世時，唐太宗十分難受，他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為此而悲泣良久。像唐太宗這樣賢明的皇帝，在封建時代，確實是不多見的。
知人善任、兼聽納諫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兩個重要因素，也是他成為傑出封建政治家的關鍵所在。可以說，唐太宗之所以能成為封建帝王的楷模，與此兩點息息相關。太宗晚年著《帝範》一書以教誡太子，其中總結了他一生的政治經驗，也對自己的功過進行了評述。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權的威望。突厥滅亡以後，東北地區的奚、室韋等十幾個部和西域的各小國都紛紛要求歸屬；逃到高昌的突厥人，聽說唐朝對歸降的突厥人待遇優厚，重又回來歸唐。公元630年3月，西域和北部邊疆各族的君長來到長安，請尊奉唐太宗為各族共同的首領“天可汗”。唐太宗說：“我為大唐天子，還要處理可汗的事嗎？”群臣和各族君長都高呼萬歲！從此，唐太宗不僅是唐朝的皇帝，還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的確，唐太宗開明的民族政策，是古來的帝王所不可比擬的。
649年，唐太宗逝世，在朝廷作官和前來朝貢的少數民族首領幾百人，聽到這個消息，都悲慟地放聲大哭。有的甚至剪去頭髮，劃破面孔，割去耳朵，鮮血滿地。有人聞訊趕來，請求殺身殉葬。松贊乾布也上書效忠致哀：“先皇晏駕，天子新立，鉅子有不忠的，我將率兵赴難。”這些都表明唐太宗統治時期乃是中國民族關係史上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