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淡路丸上，鄭孝胥講了一整天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十三日早晨，我們到達了遼寧省營口市的“滿鐵”碼頭。
為什麼去瀋陽要從營口登陸，這個問題我根本不曾考慮過，我想到的只是東北民眾將如何在營口碼頭上來接我。在我的想像中，那裡必定有一場民眾歡呼的場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僑小學裡看到的那樣，人們搖著小旗，向我高呼萬歲。但是船身越靠近碼頭，越不像那麼回事。那裡並沒有人群，更沒有什麼旗幟。等到上了岸，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經過上角利一的介紹，才知道這都是板垣派來的人，為首的叫甘粕正彥。此人在中國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卻大有名氣。他原是個憲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時，日本軍部趁著震災造成的混亂，迫害進步人士，遭難的大杉榮夫婦和七歲的孩子就是死在他手裡的。震災後，這個慘案被人揭發出來，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軍部不得不讓他充當替罪羊，交付軍事法庭會審，處以無期徒刑。過了不久，他獲得了假釋，被送往法國去唸書。他在法國學的是美術和音樂，幾年之後，這位藝術家回到日本，隨即被派到關東軍特務機關。據二次大戰後日本出版的一本書上說，作為“九一八”事變信號的柳條溝鐵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傑作。在營口碼頭上，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個彬彬有禮的戴細腿近視眼鏡的人，會有這麼不平凡的經歷。如果沒有他的傑作，也許我還不會到東北來哩。
甘粕正彥把我和鄭氏父子讓進預備好的馬車，把我們載到火車站。坐了大約一個多鐘頭的火車，又換上了馬車。一路上沒聽到任何解釋，稀里胡塗地到了湯崗子溫泉療養區。我懷著狐疑的心情走進了對翠閣溫泉旅館。
對翠閣旅館是日本“滿鐵”的企業，日本風格的歐式洋樓，設備相當華麗，只有日本軍官、滿鐵高級人員和中國的官僚有資格住。我被帶進了樓上的非常講究的客房，在這裡見著了羅振玉、商衍瀛和佟濟煦。羅振玉給我請安後即刻告訴我，他正在和關東軍商洽復辟建國的事，又說在商談結束前，不宜把我到達這裡的消息洩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別人也不宜出頭露面。他這話的真正用意我沒有領會，我卻自以為弄清了一個疑團：怪不得沒有熱烈歡迎的場面，原來人們還都不知我來。我相信和關東軍的談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這大清皇帝在瀋陽故宮裡復位的消息，那時就不會是這樣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興，全然沒有註意到鄭氏父子的異樣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別有風味的日本飯菜，在窗口眺望了一會這個風景區的夜色，就心曠神怡地睡覺去了。
過了一宿，我才明白這次又樂得太早了。
漱洗之後，我招呼隨侍祁繼忠，說我要出去蹓躂一下，看看左近的風景。
“不行呵，不讓出去啦！”祁繼忠愁眉苦臉地說。
“怎麼不行？”我詫異地問。 “誰說的？到樓下去問問！”
“連樓也不讓下呵！”
我這時才知道，對翠閣旅館已經被封鎖起來，不但外面的人不准進到旅館範圍裡來，就是住在樓下的人也休想上樓（樓上只有我們這幾個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連樓上的人也不許下去呢？找羅振玉，羅振玉已不知何往。鄭孝胥父子都很生氣，請我找日本人問問這是怎麼回事。陪我們住在這裡的日本人，帶頭的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彥。祁繼忠把上角找來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國話說：
“這是為了安全的，為了宣統帝安全的。”
“我們在這裡住到什麼時候？”鄭孝胥問。
“這要聽板垣大佐的。”
“熙洽他們呢？不是羅振玉說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嗎？”
“這，也要聽板垣大佐的。”
“羅振玉呢？”鄭垂問。
“到瀋陽找板垣大住去了。現在還在討論著新國家的問題，討論出一致的意見，就來請宣統帝去的。”
“糟！”鄭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邊去了。這個“君前失禮”的舉動很使我看不慣，不過這時更引起我注意的，卻是上角說的“新國家”問題還在討論。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說一切沒問題，就等我來主持大計了嗎？上角現在說“還在討論”，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上角利一含糊其詞地回答說：
“這樣的大事，哪能說辦就辦的？宣統帝不要著急，到時候自然要請宣統帝去的。”
“到哪裡去呢？”鄭垂匆匆地走過來插嘴，“到奉天嗎？”
“這要聽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氣地躲開了他們，到另一間屋子叫來了佟濟煦，問他從瀋陽拍來電報說“萬事俱妥”是什麼意思。佟濟煦說這是袁金鎧說的，不知這是怎麼鬧的。我又問商衍瀛，他對這件事怎麼看，他也沒說出個什麼道理來，只抱怨這地方沒有“乩壇”，否則的話，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這時我還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亂中。日本在國際上處勢孤立，內部對於採取什麼形式統治這塊殖民地，意見還不統一，關東軍自然還不便於立刻讓我出場。我只感覺出日本人對我不像在天津那麼尊敬了，這個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駐屯軍司令部裡的那個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預感中，等待了一個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電話，請我搬到旅順去。
為什麼不去瀋陽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釋說，這還要等和板垣大佐談過才能定。為什麼要到旅順等呢？據上角說，因為湯崗子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順好，旅順是個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聽著有理，於是這天晚上搭上火車，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順。
在旅順住的是大和旅館。又是在對翠閣的一套做法，樓上全部歸我們這幾個人佔用，告訴我不要下樓，樓下的人也不准上來。上角和甘粕對我說的還是那幾句：新國家問題還在討論，不要著急，到時候就有人請我到瀋陽去。在這裡住了不多天，鄭孝胥父子便獲得了羅振玉一樣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攔，而且還可以到大連去。這時鄭孝胥臉上的鬱鬱不樂的神色沒有了，說話的調子也和羅振玉一樣了，說什麼“皇上天威，不宜出頭露面，一切宜由臣子們去辦，待為臣子的辦好，到時候皇上自然就會順理成章地面南受賀”。又說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揚，因此也不要接見一切人員，關東軍目前是這裡的主人，我在“登極”之前，在這裡暫時還算是客人，客隨主便，也是理所當然。聽了他們的話，我雖然心裡著急，也只好捺下心等著。
事實上，這些口口聲聲叫我皇上的，這些絞著腦汁、不辭勞苦、為我奔波著的，他們心裡的我，不過是紙牌上的皇帝，這種皇帝的作用不過是可以吃掉別人的牌，以贏得一筆賭注而已。日本人為了應付西方的磨擦和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才准備下我這張牌，自然他們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嚴密加以保藏。鄭羅之流為了應付別的競爭者，獨得日本人的犒賞，也都想獨占我這張牌，都費盡心機把持我。於是就形成了對我的封鎖，使我處於被隔離的狀態中。在湯崗子，羅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規定的限制來斷絕我和別人的來往，曾阻止我和鄭孝胥與日本關東軍的接觸，以保障他的獨家包辦。到了旅順，鄭孝胥和日本人方面發生了關係，跟他唱上了對台戲，於是他只好亡羊補牢，設法再不要有第三個人插進來。在防範我這方面，羅和鄭聯合起來，這就出現了鄭羅二人一方面聯合壟斷我，一方面又勾心鬥角地在日本人方面爭寵。
這些事實的內幕，我當時自然不明白。我只覺出了羅振玉和鄭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氣，要把我和別人隔離開。他們對於佟濟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麼注意，對於從天津來的要見我的人，卻防範得很厲害，甚至連對婉容都不客氣。
我在離開靜園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諭，叫一名隨侍交給胡嗣瑗，命他隨後來找我，命陳曾壽送婉容來。這三個人聽說我在旅順，就來到了大連。羅振玉派人去給他們找了地方住下，說關東軍有命令，不許他們到旅順來。婉容對這個命令起了疑心，以為我出了什麼岔子，便大哭大鬧，非來不可，這樣才得到允許來旅順看了我一次。過了大概一個月，關東軍把我遷到善耆（這時已死）的兒子憲章家裡去住，這才讓婉容和後來趕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來。
我本來還想讓胡嗣瑗、陳曾壽兩人也搬到我身邊，但鄭孝胥說關東軍規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羅振玉和萬繩栻這幾個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許見我。我請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結果只准許胡嗣瑗見一面，條件是當天必須回大連。胡嗣瑗在這種情形下，一看見我就咧開大嘴哭起來了，說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連見一面都受人限制，說得我心裡很不自在。一種孤立無援的恐懼在壓迫著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幾句，告訴他等我到了可以說話的時候，一定“傳諭”叫他和陳曾壽到我身邊來。胡嗣瑗聽了我的話，止住了哭泣，趁著室裡沒人，一五一十地向我敘說了鄭羅二人對他們的多方刁難，攻擊他們是“架空欺罔，挾上壓下、排擠忠良”。
胡嗣瑗和陳曾壽住在大連，一有機會就託人帶奏摺和條陳來，在痛罵鄭羅“雖秦檜、仇士良之所為，尚不敢公然無狀、欺侮挾持一至於此”之外，總要酸勁十足和焦急萬分地一再說些“當茲皇上廣選才俊，登用賢良之時，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這類的話。胡嗣瑗曾勸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復天津的形勢，身邊應有親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當個代拆代行的大軍機。陳曾壽則對我大談“建國之道，內治莫先於綱紀，外交莫重於主權”，所謂“綱紀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權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總之一句話，我必須有權能用人，因為這樣他才能做大官。這些人自然鬥不過鄭羅，在後來封官晉爵的時候，顯貴角色裡根本沒有他們。後來經我要求，給了陳曾壽一個秘書職務，但他不干，請假走了，直到以後設立了內廷局叫他當局長，他才回來。胡嗣瑗曾和陳曾壽表示決不做官，“願以白衣追隨左右”，我給他弄上個秘書長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麼“白衣”。由於他恨極了當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後來便和羅振玉聯合起來攻鄭。結果沒有攻倒，自己反倒連秘書長也沒有做成，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我到旅順的兩個月後，陳寶琛也來了。鄭孝胥這時成了關東軍的紅人，羅振玉眼看就要敗在他手裡，正當他接近全勝，他和關東軍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時候，看見威望超過他的“帝師”出現在大連，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這位同鄉會引起日本人更大的興趣，急忙想攆陳回去。所以陳寶琛在旅順一共住了兩宿，只和我見了兩面，就被鄭孝胥藉口日本人要在旅館開會給送走了。
同時，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遺老們藉口服侍我，跑到旅順來，也都被鄭孝胥和甘粕正彥擋了駕。就連恭親王溥偉想見我也遇到攔阻。我過生日的時候，他們再找不到藉口，才無可奈何地讓一部分人見了我，給我祝壽。其中有寶熙、商衍瀛、沈繼賢、金卓、王季烈、陳曾壽、毓善等人，後來在偽滿成立時都成了大小新貴。
當時互相傾軋、你爭我奪的不但有遺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務之間也不例外，得勢的當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這一夥。當過我父親家裡家庭教師的遠山猛雄本想到我身邊沾沾光，由於不是軍部系統的，最後都給上角和甘粕擠走了。
發生在鄭與羅之間的鬥爭是最激烈的。這是這對冤家最後的殊死戰，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氣。羅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這些人的勢力，對鄭孝胥一到東北即行封鎖，是他的頭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壟斷在手，用我這張牌去和日本人談判，一定可以達到位居首輔的目的。可是他在談判中，一上來就堅持要大清復辟。日本方面對他這個意見不感興趣。他跟我一樣地不明白，復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傳的“滿洲民眾要求獨立自治”的說法，是配不上套的。這時日本人在國際上十分孤立，還不能把這場傀儡戲立刻搬上台去，因此關東軍並不急於定案，暫時仍用什麼“自治指導部”、“維持會”等名目支撐著。羅振玉認為鄭孝胥被他封鎖住，其他人更無法靠近我的身邊，無從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說話，他大可用獨家經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辦交涉。復辟大清和另立國家之爭在懸而未決，我和鄭孝胥到了旅順，出乎羅振玉的意外，他對鄭孝胥的封鎖失了效，關東軍方面請鄭孝胥去會談。羅振玉既不知道鄭孝胥和東京軍部的關係，也想不到鄭孝胥在離津之前就認識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宮那年，羅振玉與日本竹本大住的關係變成了鄭孝胥的關係一樣，這回羅振玉帶來的上角也很快變成了鄭孝胥的朋友，成了鄭與關東軍之間的橋樑。鄭氏父子到了營口、旅順，和甘粕正彥談了幾次心，關東軍因此了解到他父子遠比羅振玉“靈活”，不像羅振玉那樣非有蟒袍補褂、三跪九叩不過癮，因此樂於以他為交易對手。鄭孝胥被看中了之後，第一次和板垣會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順），聽到板垣要叫我當“滿蒙共和國大總統”，先很驚訝，後來明白了日本軍方決不肯給我一頂皇帝帽子，便馬上改了主意，由他兒子鄭垂出面找軍方選中的殖民地總管駒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認為“帝國”稱呼不適於這個新國家的話，只要同意他任未來的內閣首揆，一切沒有問題，他可負責說服“宣統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稱號。順便說一句，這時搶這個首揆椅子的，卻大有人在。不但有羅振玉，還有張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幾次派人送錢給我，共有十幾萬元，求我授他“總理”之職。鄭孝胥自然很著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鄭垂從旁搶先遞“價碼”。駒井德三把這袖筒裡來的價碼告訴了本莊和板垣，於是鄭孝胥便成了奉天關東軍司令官的客人。就這樣，關東軍的第一交易對手由羅振玉變成了鄭孝胥。
自然，這些真相是我在封鎖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見到的是另外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