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和板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二十五名戰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條款最多的兩人。他們兩人罪狀相同，都犯了，犯了“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條，即“命令准許違約行為”之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這批戰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決，土肥原與板垣和其他五名戰犯都被判處了絞刑。
土肥原，是個完全靠侵略中國起家的日本軍人。他在陸軍士官學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陸軍大學畢業後，做過日本參謀本部部員，第十三步兵聯隊長，一九一三年起他來到中國，在關東軍中服務，給東北軍閥的顧問坂西利八郎中將當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張作霖的關係特別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戰爭中，他策動關東軍幫助過張作霖。一九二八年關東軍決定消滅張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陰謀，也有他參加。不久，他即因功晉級大佐，擔任了瀋陽特務機關長的職務，從此開始了判決書上所述的那些罪行，開始了飛黃騰達。其實土肥原的許多“傑作”《判決書》裡都沒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騷動事件、一九三二年熱河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變和冀東偽組織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動和冀察的特殊政權的出現，都離不開土肥原的策劃活動。可以說，在那段時間裡，土肥原走到哪裡，災難就降臨哪裡。大約他的失敗只有過一次，即在他拉攏之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反正抗日。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後來的升遷，他被調去當旅團長的時間不長，又調回任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一直到“七七”事變，日本人要成立的偽組織都成立起來了，騷亂、暴動等等手段也被武裝進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脫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揮刀，以師團長、軍團長、方面軍總司令等身分，統帥著日兵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進行屠殺和掠奪。就這樣，在屍骨和血泊中，他從“九一八”事變起不過十年間，由大佐升到大將。
那時關於他有種種充滿了神秘色彩的傳說，西方報紙稱他為“東方的”，中國報紙上說他慣穿中國服裝，擅長中國方言。根據我的了解，他在中國的活動如果都像鼓動我出關那樣做法，他並不需要傳說中的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只要有一副賭案上的面孔，能把謊話當真話說就行了。那次他和我會見也沒有穿中國服裝，只不過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國話似乎並不十分高明，為了不致把話說錯和聽錯，他還用了吉田忠太郎充當我們的翻譯。
他那年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現出了鬆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鬍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惟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說是只對付張學良一個人，說什麼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舊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對待羅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態度來對待他。陳寶琛所擔心的——伯羅和上角不能代表關東軍，怕關東軍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兩個問題，我認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個關東軍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說：“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問道：
“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說，“如果是複闢，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
“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滿意。
“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談。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我祝賀一路平安，行了禮，就告辭了。土肥原走後，我接見了和土肥原一齊來的金梁，他帶來了以袁金鎧為首的東北遺老們的消息，說他們可以號召東北軍舊部歸服。總之，我認為完全沒問題了。
土肥原去後，吉田告訴我，不必把這件事告訴總領事館；關於動身去大連的事，自有他給我妥善安排。我當時決定，除了鄭孝胥之外，再不找別人商量。
但是，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營傳得還快，第二天報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見面的新聞，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陳寶琛那幾天本來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從北京跑回來，一下火車直奔鄭孝胥家裡，打探了消息，然後奔向靜園。這時正好劉驤業從日本東京發來一封電報，說日本軍部方面認為我出山的時機仍然未至。看了這個電報，我不得不把會見土肥原的情形告訴了他，並且答應和大夥再商量一下。
這天是十一月五日，靜園裡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御前會議”。記得被我召來的除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之外，還有在天津當寓公的袁大化和鐵良（升允此時剛剛去世）。在這次會議上，陳寶琛和鄭孝胥兩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陳寶琛瞅著鄭孝胥說。
“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之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鄭孝胥瞅著陳寶琛說。
“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還無此意。事情不是兒戲，還請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說的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
“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皇上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皇上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復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
在鄭孝胥的飛濺的唾星下，陳寶琛臉色蒼白，顫巍巍地扶著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對面的禿頭頂，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
一言不發的袁大化，低頭不語的鐵良，以及由於身分夠不上說話只能在旁喘粗氣的胡嗣瑗，覺著不能再沉默了，於是出來打圓場。鐵良說了些“從長計議”的話，透出他是支持陳寶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幾句，連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陳寶琛，可是說不明白。我在會上沒有表示態度，但心裡認為陳寶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圖。對身邊的人如此，對社會上更要如此。在這裡我要插敘一下，大約是土肥原會見後的兩三天，我接見高友後的一段事。
那幾天要求見我的人非常多，我認為全部加以拒絕，只能證實報紙上的推測，那對我會更加不利。至於這個高友唐，更有接見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張園的客人，張園把他看做遺老，因為他是清朝仕學館出身，做過清朝的官，後來辦過幾種報紙，當了國民黨的監察院委員，曾自動為我向南京要求過“歲費”（沒有結果）。我想他可能透點什麼消息給我，所以接見了他。沒想到他是給蔣介石來做說客的。他說國民黨政府給他來了電報，叫他告訴我，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我一筆整數也可以，請我提出數目；至於住的地方，希望我選擇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東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聽了他的話，我冷笑說：
“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讀犯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現在是怕我出去丟蔣介石他們的人吧，這才想起來優待。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兒去。你還是個大清的舊臣，何必替他們說話！”
高友唐是用遺老身分，以完全為我設想的口氣，向我說話的。他說國民政府的條件對我很有利，當然，他們常常說話不算數，但是，如果我認為有必要，可以由外國銀行做保。他說：“如果有外國人做保，蔣介石這回是決不敢騙人的。”他似乎頗能懂得我的心理，說優待條件恢復了，當然也恢復帝號，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對他的話並不相信。我早聽說蔣介石的手腕厲害，有人說他為了和英美拉攏而娶宋美齡，連他的髮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講信義，這種人是專門欺軟怕硬的。因為他怕日本人，現在看見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麼條件都答應下來，等我離開了日本人，大概就該收拾我了。就算他說的都算數，他給了我一個帝號，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應的帝位呢？他能給我的款子，又怎麼比得上整個的東北呢？蔣介石再對我好，他能把江山讓給我嗎？想到這裡，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說下去了。
“好吧，你的話我都知道了，這次談話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後說了這麼一句，卻誤認為事情有希望，連忙說：“好，好，您再想想，等過幾天我再來。”
“嗯，再來吧。”
他滿懷希望地走了。後來聽說他向我七叔活動之後從北京回來，遇上了“天津事變”，被截在租界外邊。等他設法進了日租界，我已經不在靜園了。
那兩天裡陸陸續續還來了些探聽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來信。人們對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愛新覺羅的勸我不要認賊作父，要顧惜中國人的尊嚴。我已經被復辟的美夢完全迷了心竅，任何勸告都沒有生效。我決定對外不說任何真心話。有個天津小報的記者，叫劉冉公的，也是張園和靜園常來的客人，時常在他的報上寫文章恭維我，這時跑來打聽我有沒有出關的意思。他見我極力否認，於是又替我盡了闢謠的義務。他卻沒想到，就在他的報上登出了為我闢謠新聞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營口的日本輪船。
在我離津前兩天發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說。那天我正在唾星噴射之下聽著進講：
“勿失友邦之熱心，勿拒國人之歡心……此乃英雄事業，決非書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隨侍祁繼忠，忽然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炸彈！兩個炸彈！……”
我坐在沙發上，嚇得連站也站不起來了。在混亂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剛才有個陌生人送來一份禮品，附著一張原東北保安總司令部顧問趙欣伯的名片。來人放下了禮品，揚長而去。祁繼忠按例檢視了禮品，竟在水果筐子裡發現了兩顆炸彈。
靜園上下驚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軍司令部的軍官來了，拿走了炸彈。第二天，吉田翻譯官向我報告說，那兩顆炸彈經過檢驗，證明是張學良的兵工廠製造的。
“宣統帝不要再接見外人了。”吉田忠告我，“還是早些動身的好。”
“好！請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請陛下不要對不相干的人說。”
“不說。我這回只帶鄭孝胥父子和一兩個隨侍。”
那兩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嚇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詞卻很嚇人。有一封只有這麼一句話：“如果你不離開這裡，當心你的腦袋！”更驚人的，是祁繼忠接到了一個電話。據祁繼忠說，對方是維多利亞餐廳的一個茶房，他警告我這幾天不要去那裡吃飯，因為有些“形跡可疑的人”到那裡打聽我。這個關心我的朋友還說，他見那些形跡可疑的人，好像衣服裡面藏有電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認出那些人都是張學良派來的。
那個茶房是怎樣的人，我已說不清了，關於祁繼忠這人，我卻永遠忘不了他。他是我從北京帶到天津的男僕，宮裡遣散太監後，他來到宮裡，那時候還是個少年，很受我的寵信。在天津時代，他是我最喜歡的隨侍之一，在偽滿時，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培養。可是後來，我發現了他竟是“內廷穢聞”中的人物，那時正巧聽說他在日本和同學吵架，我就借了個破壞日滿邦交的題目，請日本人把他開除出了學校。後來他經日本人介紹到華北當上偽軍軍官，以後又搖身一變成了華北偽軍少將，解放後因反革命案被鎮壓。我離開天津去東北，他是隨我同去的三個隨侍之一，我的舉動他無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過來，日本人和鄭孝胥對我當時的動靜那麼清楚，對我的心情掌握的那麼準確及時，而演給我看的那齣戲——雖然演員們演的相當笨拙——效果又是那麼好，祁繼忠實在是個很有關係的人。
緊接著炸彈、黑信、電話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發生。日本人組織的漢奸便衣隊對華界大肆騷擾（這也是土肥原導演的“傑作”），日租界宣布戒嚴，斷絕了與華界的交通。靜園門外開來擔任“保護”之責的鐵甲車。於是靜園和外界也隔絕了。能拿到通行證的，只有鄭氏父子二人。
後來我回想起來，土肥原這樣急於弄我到東北去，如果不是關東軍少壯派為了急於對付他們內部的反對派，或其他別的原因，而僅僅是怕我再變了主意的話，那就把外界對我的影響估計得太高了。事實上，不但我這時下定決心，就連陳寶琛影響下的胡嗣瑗、陳曾壽等人，態度上也起了變化。他們不再堅持觀望，開始打算主動和日本進行接觸。不過他們仍怕軍人靠不住，認為還是找日本政府的好。這些人的變化，和我一樣是既怕錯過機會，又怕羊肉沒吃成反而惹上一身羶。對於和日本人交涉的條件，他們關心的是能不能當上大官，因此主張“用人權”必須在我，至於什麼民族榮譽、經濟利權等等，是完全可以當做換取自己地位的代價送出去的。陳曾壽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立刻遞上了這樣一個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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