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於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
——劉熙載《藝概》
詩之新制，亦復蔚起，騷雅遺聲之外，遂有雜言，是為樂府。
——魯迅
前幾年，電視劇《還珠格格》在全國熱播，紫薇對爾康的一句：“山無陵，天地合，才敢與君絕”，打動了乾隆皇帝，也打動了無數情侶的心。然而也許大家不知道，這句話早在漢代已有，並且表達得更為摯烈，那就是漢樂府詩之一《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這是一個痴心女子的愛情表白，濃烈滾燙，一連使用五件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表示愛情的堅決和生死不渝。
“樂府”最初是指主管樂舞的機關，它在秦朝就已建立，漢代人把樂府用來配樂演唱的詩稱為“歌詩”，魏晉時期稱為“樂府”，同時在魏晉時期按照這些樂府舊題寫作的詩，不管能不能用來歌唱，也都稱為“樂府”。漢朝是賦的時代，如果說賦是描繪宮廷生活、歌頌盛世、表達士人心境的話，那麼漢樂府則是反映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苦難與真實情感，“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繼承並發展了的現實主義傳統。漢樂府詩在語言方面的主要特點是：質樸自然、清新剛健、自由靈活、充沛有力，詩中多雜用五言、七言的句式。
漢樂府在內容方面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揭露戰爭的災難，武帝以後漢朝的戰爭就連綿不斷，名篇《戰城南》給人們描繪了一場戰爭後的慘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謂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戰士們戰死邊地卻沒有人掩埋，烏鴉隨意啄食人肉，死者為了得到一點點慰藉，竟只能請求烏鴉多為自己哭嚎幾聲，真可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大漢盛事是靠多少平民的屍骨堆出來的呀！二是反映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在封建社會盛事只是屬於統治者的，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樂府詩對觸目驚心的現實生活多有揭露，如《東門行》：“東門行，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糜。上用蒼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面對妻子上指天、下指兒保證安分於窮困的生活，我們的主人公於心何忍？可是家徒四壁的生活現實還是把他逼上了“拔劍東門去”反抗官府壓迫的道路。三是反映愛情婚姻生活，《上邪》就是其中一篇，此外還有《飲馬長城窟行》、《江南》等，或綿長或奔放，描述了悲慘生活中的純真愛情。然而愛情不都是美好的，當時廣大女性已受“三從”、“四德”的壓迫，在男權面前毫無地位，面對比比皆是的負心郎，只能默默地哭訴“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白頭吟》），還有《有所思》：“問君有他心，拉雜催燒之。催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複相思！相思與君絕！”以一個女子的口吻，寫出失戀後內心的複雜心情，既愛又悔，將寄託愛意的信物“催燒之”，“揚其灰”。最能控訴封建禮教扼殺人情的當屬哀婉動人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最早見於《玉台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詩前有序文：“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劉蘭芝和焦仲卿本是一對恩愛的夫妻，相親相愛。劉蘭芝聰明美麗、知書達理、勤勞善良，可以說具有中國傳統女性所有的美德，她“奉事循公姥”，“晝夜勤作息”，可是並不能為焦母所容，焦母言“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逼迫焦仲卿休妻，焦無奈只得相從。分別時倆人相約永不相負，可是蘭芝回到娘家後，就有太守為其兒子求婚，其兄長逼她再嫁。她深知需“處分適兄意”，但又不願意違背自己的愛情，便與仲卿相約“黃泉下相見”，訣別後自殺身亡，焦隨後也自縊殉情。合葬後，兩個人的冤魂化作一對鴛鴦，永不分離。
全詩熱情歌頌了焦劉生死不渝的真摯愛情，當焦仲卿送別劉蘭芝時表示“誓不相隔卿”，“海必相迎娶”，“誓天不相負”，而劉也表示：“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他們之間的感情是真誠的，然而焦母和劉兄為了各自的利益是絕不允許他們破鏡重圓的，於是他們只能相約黃泉下，以自己的生命來維護愛情的尊嚴，這樣的愛情悲歌、愛情頌歌震撼著千百年來的讀者。
焦劉二人的愛情悲劇是必然的，漢朝統治者為鞏固新生的封建制度，通過獨尊儒術，將諸子百家之一的儒學改造為維護封建統治的禮法制度。董仲舒制定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將權力一級級集中於君王的手中，而女性卻成為社會的最底層，“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為婚姻生活的至上權威。焦仲卿和劉蘭芝看似受到的是焦母和劉兄的逼迫，但實際上他們對抗的是背後的整個封建禮法制度，所以倆人雙雙殉情的結局，無疑是對封建社會扼殺人性的血淚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