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時期，是中國文化和哲學發展的又一個高峰。由於宋明時期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形態是理學，人們習慣上多以“宋明理學”的概念來稱呼這一時期的哲學。
宋明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是繼魏晉把儒學玄學改造之後，對儒學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學是對隋唐以來逐漸走向沒落的儒學的一種強有力的複興。這個複興儒學的運動，由隋唐之際的王通發其先聲，由唐代中期以後的韓愈、李翱、柳宗元諸人繼其後續，而至兩宋時期蔚為大觀，形成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而又影響久遠的儒學運動。在時間上，這場儒學運動持續到明清之際，影響直至當代；在空間上，這場儒學運動不限於儒學的故鄉，還牽涉到受儒學影響的東亞諸國，以至於在這些國家，所謂的儒學主要就是理學（或稱性理學）；宋明理學是當時中國有抱負有思想的學術群體對現實社會問題以及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戰的一種積極回應，他們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佛道二教展開了一種與孟子“闢楊墨”相類似的所謂“闢佛老”的文化攻勢，力求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極為嚴重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
宋明理學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有思想有見識的中國人在思考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中所生出來的哲學智慧，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後半期的社會發展和文明走勢，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不得不面對由它所造成的社會及文化後果。然而也正是這個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應佛老而使儒學重新走上正統地位的同時，也同時改換了先秦儒學的積極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頹廢，因而就其後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極的一面。
我們研究理學哲學智慧，不僅在於了解它對回應與解決當時社會與文化問題作了怎樣的解答，更重要的還在於通過對其得失的分析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諸如“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確回應外來文化”、“如何正確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等對當代仍至為重要的哲學問題。而給這種思考以啟發和借鑒，正是理學智慧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