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立國後，基本上沿用了宋代原有的典章制度。宋代度量衡由太府寺掌造，禁止民間私造。 《元典章·刑部》中也規定：“凡用斛斗秤尺，須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街市民用斛斗秤度則“依省部元降樣製成造，委本路管民達魯花赤長官校勘相同，印烙訖發下各處，公私一體行用”。宋代曾規定，凡改年號即鑄造器具頒至全國，這一點在元代秤錘上反映得十分突出。迄今收藏在各地博物館的元代秤錘甚多，所見就有300餘件，其中鑄(刻)年號的有247件，在元朝的16個年號中，已見於秤錘上的就有15個，其中如“致和”年號僅用了不到一年，也有秤錘留傳至今。唯缺泰定帝子幼主阿速吉八“天順”年號。據《元史·泰定帝二》記載，泰定帝於公元1328年9月在上都死後，幼主被擁繼位，改元“天順”。但元文宗圖帖睦爾已在大都稱帝，改元“天歷”；同時，文宗遣兵於10月31日陷上都，阿速吉八不知所終。因此，“天順”年號僅僅用了一個多月。在這樣短暫的三五十天裡，可能還沒顧得上鑄造新的秤錘，也可能是立號時間太短，所鑄器物甚少而未流傳下來。
元朝如此重視改元即鑄造新權，權上又有多種文字，除了商業上的需要外，鑄(刻)有新紀年的銅權發至全國各地，無異於向官民發布一項通令，其宣傳面之廣，作用之大，不亞於發布詔令，其政治影響一定很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