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活動大約出現在原始社會中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早期的交換多發生在氏族與氏族之間，僅以偶然剩餘的產品相互贈送或交換。根本不需要度量衡器具。
商代的社會生產力無疑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商品生產和交換取得了顯著發展，甚至後來把經營貨物的人稱為商人，商人一詞就是由此而沿用下來的。夏商兩代已經有了征收賦稅的專用度量衡器，商品交換又比較活躍，那麼這時期度量衡似乎應該普遍使用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社會有了分工，必然隨之發生交換。商品交換從偶然性發展為經常性的活動，出現了“日中為市”這類有固定時間、固定地點的交換場地。交換雙方仍是以生活必需品為主，即“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辭下》)。到了商代，進入奴隸社會的發展時期，奴隸主們的生活慾望越來越高，於是各地的玉石、野禽、金錫、龜貝都從遙遠的地方為他們交易運輸而聚集到都城大邑。但是這種遠距離的商業行為主要發生於部落之間，並且是為奴隸主貴族服務的，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只起著微小的作用。而一般人民需要的卻只是一些日常用品，交換的形式仍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階段，往往是以粟易器械，以羊易陶罐。雙方都是為了換取生活必需品，因此對大小、多少、輕重都不甚計較。這種交換形式幾乎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時期。
由於時代久遠，古籍中留下來的資料只能是一鱗半爪，無法對這一時期的社會狀況作進一步判斷。但是我國現代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還有一些偏僻的山寨，由於很少與外界接觸，以致過著原始的群居生活，生產力很低下，絕大多數人沒有什麼私有財產，一般情況下還處在分光吃光的階段，對待財富的觀念不很強，對於多少、輕重也就不太計較了。因此，度量衡這個名詞對他們來說還十分陌生，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我們藉助於這些地區的調查材料，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中度量衡的使用情況和範圍，再與夏、商奴隸社會作一些比較和分析，則是十分有意義的。據介紹，雲南獨龍族人在交換商品時，用手捧作為單位，一手之盛為“一把”，兩手為“一捧”；他們買賣黃連、貝母之類的藥材，就是以“把”、“捧”來論價的。買賣鹽巴時，用平時吃飯的碗來測量；計算糧食，用平時盛物的小籮筐。在內地衡器的影響下，有些少數民族中也出現了一些自製的十分簡陋的“秤”；當他們獵獲到野獸時，臨時找來一石塊或一根獸骨作錘，削一根竹桿作衡(秤桿)，在桿上刻一些分度，用來分肉。只要每次稱肉都固定在同一刻度上，就可以大致分得平均而且達到目的了，因為大家並不用知道分得的是幾斤幾兩，肉分完了，這杆“秤”也就失去作用而被丟棄。借貸時也是這樣，他們臨時在自製的秤桿上刻一條線，記下重量，待歸還時仍拿它來再稱一下，也就覺得很公平了。這些粗糙的器具，由於沒有統一的單位和量值，嚴格地說，都不是度量衡器具，僅僅是小範圍內的一種測量活動，只要當事人承認它就達到目的了。因此，不具有任何社會性，也不受任何制度的約束，這種測量還不能稱之為計量或度量衡。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一般群眾無論對交換甚至借貸都不需要有統一的度量，但在繳納穀物租稅時，每一寨子卻備有一隻公用的竹笥(官量)或一桿公秤。這些度量衡器具都保存在頭人家裡，只供向“傣族土司交負擔用”。由此可見度量衡在賦稅制度上起著何等重要的作用。
在奴隸制社會，絕大多數人被奴隸主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沒有剩餘物品需要到市上去交換，少量的生活必需品也只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去換取。另一方面，奴隸主貴族卻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對財富有很高的佔有欲，因此在財產的分配上是很認真的。由於劃分土地，發放俸祿，徵收賦稅等方面的需要，在奴隸社會度量衡不但已經產生，並且有了專用的器具。然而這些度量衡器具只是掌握在少數統治階級手中，在他們看來，度量衡不僅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種權力的象徵，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般老百姓是不應該有，也是不能有的。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正是早期度量衡使用的範圍和度量衡器具管理的真實寫照。
西周時期的手工業和商業基本上還是由官府經營，工匠、商人多為官府的奴隸；因此，有“工商食官”的說法。隨著農業、手工業的進步，西周的商業比殷商時期又有所發展。從墓葬中發現“貝”的數量明顯增多來看，貝已從早期單純作為裝飾品逐漸轉變為貨幣，用它來計算物品價值了。西周的“貝”明顯增多和它的價值觀念還可以從青銅器銘文上找到佐證，如《遽〔ju據〕伯睘簋》的銘文有“遽伯睘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十朋又四朋是指銅尊的價值而言。此外在許多銅器上還刻有賞朋三十朋、五十朋以至百朋等。西周可能已用“銅”作為交易的等價物了，銅器銘文上出現了“寽〔lu慮〕'、“勻”等計量單位。可見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有所提高。西周的商業目前還只能從古代文獻中找到一些很不繫統的材料。《考工記》中記載，西周已有專門的“市”，匠人建國都“面朝後市”。統治階級雖然過著奢侈的生活，但表面上卻諱言財利，故置市於宮廷的後面，以近於后宮，國君后妃以及貴官都禁止到市上去遊觀(參見《周禮·地官司徒下》)，但畢竟在都城裡已有專門交換貨物的場所——“市”了。西周對“市”有嚴格的管理制度，設有各種官職管理“市”上的日常事務，《周禮·天官冢宰下》中說：凡建國之始，內宰要輔佐王后建立市，設置大大小小的肆把貨物陳列出來，把度量衡管理好。《周禮·地官司徒下》中說，司市掌握市上的各種政令，根據不同的事務處所來安排市井的經界，把貨物分門別類地陳列出來，分其優劣使物價合理，還要用度量衡器具計量後再評定貨物的價格。每當開肆之始，“質人”手裡還拿著鞭度，經常在市上巡視監察，如果發生銀錢糾紛或因度量不准而產生爭鬥，則妨鞭懲戒，有爭長短者，就執度以校正。《周禮》一書雖然是後人對西周王室的職官制度和市場管理的追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期間商品經濟和度量衡的狀況。從《周禮》一書的敘述中，我們認為西周的市由各級官吏嚴格管理，他們手中掌握的度量衡器，不僅是唯一的標準，而且也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由於西周社會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商品交換並沒有成為重要的經濟形式，作為貨幣的“貝”由於數量增多，它的價值及珍貴程度也相對減小，而且貝幣多在上層社會間通行，一般百姓並不一定歡迎，民間近地交換，更多地仍是以物易物的方式。 《詩·小雅·小宛》說：“握粟出卜”，《詩·衛風·氓》說：“抱布貿絲”，正反映了百姓仍以換取生活必需品為主要目的。即使上層社會，也常常以人、畜來換取絲、麻、農作物和土地。只有當交換從偶然性變成經常性的社會活動，並且出現了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和專門經營商品交換的商人，用貨幣作為交換尺度時，度量衡在商品市場中的地位才日趨重要。
春秋戰國是我國經濟發生較大變革的時期。鐵質農具的使用，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首先改變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佔有形式，諸侯的領地逐漸變為私有，甚至公社農民也逐漸轉化為小土地所有者。隨著土地佔有形式的改變，手工業生產出現了獨立的自由手工業階層。由於農業、手工業的巨大發展，商業的繁榮就成了必然結果。富商大賈們“志高而揚，結駟聯騎”地往返於各國之間進行貿易活動，並且逐漸形成了專業的自由商人階級。商業逐漸擴大，貨幣同時發展而與之適應。春秋晚期已有銅鑄貨幣的出現，到了戰國時代，由於商業經濟進一步發展，促使鑄造貨幣廣泛流通。這期間的銅鑄幣因地區不同，大概可以分成四種不同的形式。第一種布幣，形狀像農具中的鎛〔bo博〕，主要流行於韓、趙、魏(即三晉)地區。第二種刀幣，是工具中的刀轉化而來的，主要流行在齊、燕、趙等國。第三種為圓錢，外圓內有孔，主要流行於東周、秦以及趙、魏兩國沿黃河的地區。第四種是銅貝，主要流行在楚國境內。
商業的發達還出現了不少繁榮的大城市，如齊的都會臨淄(今山東臨淄以北)，是當時規模最大、最繁華的都市之一。 《戰國策·齊策》記載，當時臨淄城中居住著七萬戶人家，最熱鬧的街道可以同時行六輛車。市工是市肆和工商業者聚集地，市民都很富有，街道上來往車輛和行人十分擁擠，如果大家把衣襟(衽)連起來，就可以合成一頂圍帳；把衣袖(袂)舉起來，可以合成一面大幕。又據桓譚《新論》記載，楚國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縣西北)也是一個很熱鬧的商業城市。 “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弊。”在這樣車碰車、行人摩肩接踵、你推我擠的的商業街市上，早上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擠壞了。以上對戰國時市肆熱鬧和繁華程度的描寫，雖然有很大程度的誇張，總是反映了一定的歷史情況。除齊、楚之外，趙國的邯鄲，楚國的陳、壽春，宋國的定陶等都是當時商業繁華的大城市。商業的繁榮必然擴大貨幣和度量衡器具的使用範圍。農民所生產的主要產品粟的價格，已用貨幣來計算，一石粟價三十錢，最低時二十錢……；布一幅長八尺，闊二尺五寸，值十一錢；布幅長闊不合規格的，不准在市上流通。糧食布帛都用貨幣計價，度量衡必然成為不可缺少的計量器具了。由於私有財產範圍的擴大，人們私有觀念增強，買賣雙方的價值觀念從不甚計較轉變為錙銖必較了。從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遺存的貨幣也比較多，動輒幾千枚，甚至一窖就出土幾百斤，可見流通貨幣數量之可觀。貨幣的廣泛使用，一方面說明商業的發達，同時也說明度量衡已成為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計量工具。從目前所見最早的度量衡器具，除了商代的骨尺、牙尺以外，都是屬於這一時期，而且以戰國後期為最多。
“右伯君”銅權，是目前所見時代較早的一件權衡器，呈半球形，上有鼻紐，用來繫繩，周身鑄六個大字：“右伯君，西里疸。”據考證，“右伯君”是主造官，“西里”是鑄造的地點，“疸”是工匠的名字。從字體上判定，這件銅權時代約在春秋晚期，是齊國的器物。齊國還出土了許多銅質和陶質的量器，其中有四件銅量上有戳式印文“右是敀□”。 '右裡'是地名，“□”與“鉨”相通，相當於“璽”字。意思是右里地方製造的器物並以戮印為據。其中一件容五升(合今1025毫升)，一件容一升(合今206毫升)，此外還有“公豆”、“公區”陶量多件。 1857年在山東膠縣靈山衛同時出土了三件齊國的銅質量器：“子禾子釜”、“陳純釜”和“左關(钅和)”，器壁上都刻(鑄)有銘文。 “陳純釜”有銘文七行，大意是：陳猶蒞事之年的某月戊寅，命左關師發督造左關所用的釜，並且要以倉廩的標準釜進行校量，冶器人名陳純。 “子禾子釜”的銘文最長，共108字，大意是：子禾子命某某往告陳得；左關釜要以倉廩的釜為標準，關(钅和)以倉廩的半區為標準，如關人舞弊，加大或減少其量，均當制止。如關人不從命，則論其事之輕重，施以相當的刑罰。 “左關”是當時的關卡，由於商業規模逐漸擴大，商人出入各諸侯國之間，貨物的流通量也不在小數，為了增加官府的收入，各國都先後在邊境設關收稅。如果說在夏商周(西周)時期，度量衡主要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剝削工具，他們的所掌握的度量衡器是唯一的標準，那麼，到了春秋戰國已將度量衡檢定、管理制度刻在器物上，成為大家都看得見，人人都必須遵守的成文法了。
楚國除用銅貝幣外，還大量使用黃金作為流通貨幣。 《管子·國蓄》中說：“金起於漢、汝。”漢水、汝水皆為楚地。楚國的金幣有兩種，一種是金餅，另一種是壓成扁而平的長方形小金版，上面鈐著許多印記，一般有16～20多方不等，鈐印文字以“郢稱”為最多。 “郢”是楚國首都的統稱，“稱”是指稱量貨幣的意思。這類金版使用時都需要切成小塊，稱重後再用於支付。因此一種小型的權衡器在楚國應運而生了。
近年來在楚國故地出土了許多小型的天平衡桿和環形銅權，僅長沙地區就有99座春秋至戰國中期的墓葬，出土了這類權衡器，銅環權總數多達390餘枚，其中最完整的一套包括一根木質衡桿，兩個銅盤和九枚銅環權。環權的重量最大的合125克，折合當時楚國的半斤(八兩)，其餘的八枚重量依次減半，分別為四兩、二兩、一兩、半兩(12銖)、六銖、三銖、二銖、一銖。這類小型天平和銅環權是楚國行用黃金貨幣的必然產物。在商品交換中，富商大賈、豪門貴族帶著金版或金餅去購買所需的各種貨物，因此每個商行、店鋪都必須備有專用稱量金幣的小型權衡器。由於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達官富豪們也同樣備有權衡器用來計量所擁有的金銀財物。在他們死後隨葬於地下，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古代商業和度量衡史的珍貴文物。
1978年在河北省易縣燕下都戰國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金飾件，上面鑄有奔鹿圖案或武士頭像，圖案的形式類似今天的浮雕。據考證，這些金飾件是趙國遺留下來的器物。其中有八件在背面劃刻了極細的記重銘文，是當時稱重後的實重記錄，如“二兩二十三朱(銖)四分朱一”，“四兩十六朱三分”等。今天用現代精密天平較量，可以證明當時的稱量相當精確，以八件的平均值折算，每銖合0.645克，每兩合15.48克，每斤合247.7克，與楚國和秦國斤的單位量值接近。貴重金屬已計量到1/4銖(合今0.16克)，這類精細的天平在戰國時廣泛使用，正是私有觀念增強的反映。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有一件趙國征收賦稅的銅石權(1石為120斤)，器壁上也刻有銘文，大意是：成公(立月)任司馬(官職，掌國家軍政大權，並兼管賦稅)，設計監造銅權，委任校(熭)，下庫工師(孟)，以及關師等四人來主造，要求以兩個半石甾來校準一平石(甾應該是一種容器)。戰國時這類徵收賦稅而專設的度量衡器已發現多件。
此外，戰國時許多銅器和陶器上常常有記重和記容的刻銘，其中有許多雖然不是專用的度量衡器，卻從另一角度說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需要用計量器具來計算和維護個人和家庭的財富了。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應該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度量衡在商業中所佔重要地位的真實記錄。
圖1 戰國時的銅石權
圖1 戰國時的銅石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