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隨著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商業都比唐代發展。礦冶、絲織、瓷器製造以及印刷業的水平都有顯著提高。商業繁榮，城市興起，商行出現，海外貿易急劇擴大，金銀逐漸作為貨幣使用，紙幣也開始流通。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立法的發展。
宋代實行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官僚豪強大地主肆意兼併土地，造成“勢官富姓佔田無限”，田產不實，稅賦不均，中下農戶負擔過重，“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的現象。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宰相王安石提出“變風俗，立法度”的主張，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開始了變法。他反對大地主兼併土地，實行了大規模的查田運動，為此頒布了《方田均稅法》。該法規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按照土地高下、肥瘦分五等，重新均定田稅。查田運動查出了大地主隱瞞漏報的大量田產，從而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在短短的六七年間，初步扭轉了財政入不敷出的困難局面。王安石變法除了製定《方田均稅法》之外，還制定了均輸法、市易法、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這次變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是符合歷史要求的。但王安石是地主階級革新派，其改良主義變法的社會基礎極為脆弱，主要依靠宋神宗為代表的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宋神宗一死，變法運動遭受失敗。宋哲宗繼位，任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完全廢棄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全面恢復舊制。
宋代，商業比前朝有較大發展，商人的貿易活動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但是，體現“抑商”政策的專賣法被廣泛實行。
鹽法。宋代沿襲前朝舊制，對鹽的生產和銷售由官府控制，實行專賣制度，分官賣和商賣。官賣則官運官銷，這叫官鹽。商賣則由商人運銷。宋徽宗宰相蔡京，修改了鹽法，提高了鹽價，實行鹽引制。 “引”是運銷憑證。 “引”分長引和短引。長引銷外路，短引銷本路。長引繳銷期為一年，短引繳銷期為一季。引上限定裝運重量和鹽價。每引一號書寫前後兩券。商人持一券引紙赴鹽場領鹽運銷，到銷行目的地賣完鹽，隨即把引退給所在商行。商人向官府買了鹽引，才有權運輸和銷售，其他無鹽引的人不得在此地運銷。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行的鹽引之法。
茶法。宋初，對茶實行官賣辦法。 “園戶”所製的茶葉，統統由官商收買，再批發給商人銷售。商人要先到東京“榷貨務”(主管茶務的官府)交茶價款，領取“茶引”或稱“要券”，即提茶證，然後到指定場務提茶，才能從事茶的買賣。宋代的茶法既繁密又常變，直至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才明定通商茶法。
酒法。宋代的酒禁很嚴。酒麯由官商製造專賣，雖允許私人釀酒，但要徵收酒稅。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制定“隔槽法”，設置官吏主管釀酒，百姓可將米運到官府釀造，官府收釀造費，酒歸百姓自由買賣。
宋代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同行業的商戶組成“商行”，入行的商戶稱“行戶”。東京開封有160行，行戶有6400多個。宋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在王安石變法中製定了“市易法”，規定在京都開封設立“市易務”作為管理市場交易的專門機構，控製商業貿易。 “市易務”由官府撥付巨額資金依據市場情況負責平抑物價，向商人收購或出售貨物，同時也向商人貸款收取利息。
宋代是中國封建時代開拓對外貿易的重要時期，航海技術進步，海上交通和海上貿易都較發達。南宋時通商的國家和地區多達50多個，外貿收入也很大。紹興末年，泉州、廣州兩市淨收入為200萬緡，約佔當時南宋王朝年度財政總收入的1/20。宋代的“市舶法”規定，對吸引許多外舶前來貿易的外商，官府授予一定官職；管理外貿的官員如能發展通商關係的，也可以得到晉升的獎勵。
隨著商業和商行組織的發展，北宋時市場上開始出現信用交易“賒賣”和官營的匯兌機構“便錢務”。當時貨幣鑄造量雖然大大增加，但仍滿足不了需要，於是出現了我國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叫“交子”。 “交子”可以隨時兌換，定期流通，每三年為一屆，發行新券，兌換舊券。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正式設立了“交子務”，禁止私造“交子”，確認了紙幣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