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統治者為吸取秦暴政速亡的教訓，曾廢除了一些苛法。待政局穩定、經濟發展後，立即就運用刑法作為鞏固和強化中央集權，鎮壓農民反抗的重要工具了。
皇帝是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任何對皇權的侵犯都被法律規定為最嚴重的犯罪。漢律中有“不敬罪”和“大不敬罪”，嚴懲對皇帝不敬的行為。其範圍很廣，凡是違反詔令、不奉詔、矯詔、闌入宮殿門(擅自進入皇帝居住的地方)、犯蹕〔bi必〕(衝撞皇帝出行時的儀仗或車騎)、觸諱(觸犯帝王的名字)、侵犯皇帝的人身甚至將皇帝使用的弓放在地上，都被認為犯了“不敬罪”或“大不敬罪”，處以重刑。漢律中還有“非所宜言”罪和“腹腓”罪，用來嚴懲對皇帝不敬不滿的言論和思想。
漢代刑法增加了“阿黨”罪和“附益”罪兩個罪名，用來限制和打擊與中央相對立的王侯國的勢力。所謂“阿黨”罪，是指諸侯王有罪，輔佐他的下臣不揭發的行為。所謂“附益”罪，是指朝廷的大臣外附地方上的諸侯王的行為。犯了這兩種罪都要處以重刑。漢武帝時，淮南王和衡山王犯了這兩個罪，被處死的有數万人。漢律還設有“非正”罪(非嫡係正宗繼承爵位)，“出界”罪(諸侯王擅自越出封國國界)，“酎金違律”罪(諸侯獻於皇帝的醇酒與赤金，色量不合標準)，“事國人過”罪(諸侯王役使其封國吏民超過法定限額)，等等，目的在於削弱王侯國割據勢力。
漢朝繼承了所謂“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立法原則，把起義農民誣陷為“盜賊”。凡是以武裝反抗的行為，被宣佈為“大逆不道”、“謀危社稷”，除本人腰斬處死外，父母、妻子等一律棄市，甚至祖父母也得處刑。
為了孤立農民起義軍，割斷他們與農民的聯繫，漢律規定，凡首謀藏匿起義農民的，定為“首匿罪”，處死刑棄市；凡給農民起義軍通情報、當嚮導、供給飲食的，定為“通行飲食罪”，處死刑。據《漢書》記載，被定為這兩個罪處死的有數千人之多。
漢代還專門頒布了兩個特別法來懲辦對起義農民鎮壓不力的官吏。一個叫“沈命法”。 “沈”同“沒”，藏匿的意思，“命”指亡命的“盜賊”。該法規定，如果發生群盜而沒有發覺，或者發覺了沒有去捕捉，二千石(指享有二千石俸祿的高級官吏)以下都要處死刑。漢武帝時，“盜賊”蜂起，依“沈命法”處死的官吏很多。主管小吏們擔心不能及時報案，禍及自己，連累上司，乾脆藏匿不報，上司也以同樣考慮，縱容下級不要報案，結果上下欺騙，“盜賊”越來越多。另一個特別法叫“見知故縱法”。該法規定，官吏得知別人犯法，特別是“盜賊”，必須舉告，不告者與犯人同罪；對應判刑者不判為故縱。這個法令無疑在鼓勵官吏寧可錯殺也不能錯放。但是，無論漢朝統治者採取多麼殘酷的刑法手段，都無法撲滅農民起義的烈火。
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廢除了墨、劓、刖、宮四種肉刑，從此開始了封建刑罰制度的改革，奴隸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過渡。
《漢書·刑法志》記述了漢文帝劉恆廢除肉刑的一段故事。齊太倉令淳于意犯了罪，按照法律規定要處肉刑。當他被押往長安時，其幼女淳于緹縈〔tiying題迎〕跟在囚車後面跑到長安。到長安後，她上書漢文帝，書中說：“我父做官時，人們稱他平易廉潔，現在因犯了法要受肉刑處罰。我切痛人死不可複生，刑傷不能再補，即使他改過自新，也毫無辦法。我甘願入身當官奴婢，為父親贖罪，使他能有改過的機會，以便重新做人。”漢文帝看了緹縈的上書，很受感動，嘆服她關於肉刑的議論，沒有懲罰淳于意，並下令說：“用刑而使人肢體被折斷，肌膚被剖削，以致終身受害，既不道德，也不符合我為民父母的本意。”他宣布廢除黥、劓、刖三種肉刑，用髡城旦舂(五年勞役徒刑)代替黥刑，用笞300代替劓刑，用笞500代替刖左趾，用棄市即死刑代替刖右趾。宮刑也被廢除了。
漢文帝廢除肉刑，決不單純是受到孝女緹縈言行的感動，而是與漢初整個形勢有關。漢文帝時，西漢社會經濟開始繁榮興盛，社會秩序比較安定，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社會的繁榮，地主貴族日益奢侈，需要從農民身上剝削更多的財物。這些都要求增加可供剝削的勞動人手，而肉刑使犯罪者失去勞動能力。這是漢文帝廢除肉刑的真正原因。
對漢文帝廢除肉刑，歷史上作了肯定的評價。但是，應該看到有改重從輕的一面，也有改輕從重的一面，例如用死刑棄市代替刖右趾便是。從總的來說，廢除了從奴隸制起沿襲下來的肉刑，是刑制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
漢文帝主張無為而治，除廢除肉刑外還推行刑罰改革。他認為漢高祖時所製定的法律，有的條文比秦更為苛刻。法律規定一個人犯法株連父母妻子兒女，這樣做不利於國家要加以改變。掌管法律的大臣反對說：“因為百姓不能製約自己，所以才制定法律，一人犯法親屬連坐，這樣才能使他們互相監督，而不輕易犯法為害。”漢文帝反駁說：“法令公正則百姓厚道，賞罰得當則人民順從。官吏的職責就在於引導民眾從善，如果不靠引導，而單靠嚴刑峻法，這只會導致暴亂。”由於漢文帝的堅持，頒布了詔書，廢除了連坐法令，減輕了其他刑罰，漢文帝的刑罰改革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