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八章古代郵政的演變

在遠古時候，我們的祖先在沒有發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經能夠在一定範圍內借助於呼叫、打手勢，或採取以物示意的辦法來相互傳遞一些簡單的信息了。遠古傳說中說，堯帝為了鼓勵人民提意見，曾設置了木鼓。誰有建議或不滿，可以擊鼓示意。這種方式與至今尚在非洲大陸流行的“鼓郵”頗為相似，那裡鼓手能在兩面或多面鼓上敲擊出不同的聲音和節奏，表達不同的語言，以傳遞信息。可以推斷，我國使用擊鼓傳遞信息，最早當在原始社會末期。 到了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後，我國中原地區進入了奴隸制社會。人們的通信活動比以前大大復雜化了。國家組織人們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信組織系統。政府對地方實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較為嚴密的通信聯絡網。夏朝設立了“牧正”、“庖正”和“車正”等與交通有關的官吏，交通道路及其設施也增多了，通信自然比以前大大方便了。據甲骨文記載，到商朝紂王在位時，已經普遍利用了音傳通信的手段。至於“聲光”通信，古代傳說中有一段關於商紂王使用烽火的記載，把我國早期的“聲光”通信，提前到大約3000年以前，這個時間比後來週幽王烽火戲諸侯還要早400多年。

到西周時候，我國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郵驛制度。各種不同的傳遞方式有了不同的名稱。比如：以車傳遞稱作“傳”，這是一種輕車快傳；還有一種車傳稱為“驲”。主要在邊境上傳書的機構，人們叫它為“郵”。另有一種叫做“徒”的，則為急行步傳，讓善於快跑的人傳遞公函或信息，有點類似古希臘馬拉鬆的菲迪皮茨。大體上，西周時單騎傳書還不多，一般為車傳。在西周的郵傳驛道上，沿途設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館”或“市”，並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從史料上看，西周的通信郵驛，效率是很高的。當時周公被封於魯，姜尚封於齊。姜尚到齊後不講政策，濫殺了當地兩個賢士。周公聞聽此事後，立刻乘“急傳”趕到齊都臨淄，制止了姜尚的專斷行為。 “急傳”能如此迅速地趕到，說明當時驛路的暢通。

西周時軍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經成為正式製度。當時在邊境和通往邊境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離，就築有一座烽火台。烽火台派戍卒守衛，遇到敵人入侵時，便一個接一個地點燃烽火報警。各路諸侯見到烽火，馬上率軍前來禦敵。相傳昏庸的周幽王為了逗他的寵妃褒姒發笑，竟無緣無故地下令燃起烽火欺騙各路諸侯。後來果真有敵兵入侵，諸侯看到烽火不再相信，也就沒有出兵。結果週幽王被外敵殺死，西周王朝也滅亡了。這個故事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時有組織的通信活動已具相當規模了。 西周以後，歷代王朝都沿襲了這種烽火報警的方法。在兩漢時期，從河西四郡(今甘肅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一直到鹽澤(今新疆東部羅布泊)，都有烽火台設置，而且規模很大，據說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舉放烽火的方法晝夜也不相同，白天舉煙，夜晚點火。此外，還採用各種不同的暗號來表示進犯敵人的多少，例如敵人在500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500人以上的放兩道烽火，等等。這種有組織的通信方法，對防守邊疆，抵禦敵人，曾起過一定的作用。利用烽火進行通信的方法，直到明、清時期，許多地方還在使用。但是，烽火報警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用烽火傳遞軍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詳細的敵情從邊疆報送上來，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傳達下去。所以，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軍事的需要，逐步形成了傳遞官府文書的更嚴密的郵驛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郵驛通信逐漸完備起來。春秋時期郵驛制度發展的重要標誌，就是單騎通信和接力傳遞的出現。這是我國郵驛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單騎快馬通信最早見於《左傳》記載的鄭國相國子產的故事。接力傳遞最初記載也見於《左傳》。接力運輸和傳遞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單程車傳遞要快得多。不過上述兩種先進的郵傳方法，春秋中期以前還僅僅在少數情況下使用，到了春秋晚期才逐漸普及。當時大部分場合，還用傳統的通信手段——“傳車”和“驲”。 “傳車”即前面已說過的車傳通信。 “驲”是一種高級急行車，一般高級人物辦急事時使用。比如，齊國大臣晏子出奔，使齊國國君十分震驚，立即乘上“驲”去追趕，終於在邊境上把這位賢臣請回。當時的郵傳是很快的，孔子曾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雖說是指德行廣泛傳播快於郵傳，但還是把郵傳作為速度快的參照物。戰國時期，郵驛通信事業繁忙的標誌之一是簡書與符信的風行。那時候，紙張尚未發明，而商朝時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漸興起的是竹木製作的簡書。簡書是把書信或文章刻寫在竹木簡上，西周開始出現。戰國時期，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報、官方通信、說客上書，全用簡牘。短信一般字面向內，捆上加封；長信則把簡片用皮條連繫成冊，捲成一卷，外面加封。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憑證，有符有節。節是身份證明，供使者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節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傳舍供給。符與節略有不同，大半是軍事憑信，也可作為國家治安所規定的通行證件。戰國有一個“竊符救趙”的故事。說的是戰國末年，秦國重兵包圍趙國首都邯鄲，趙國平原君寫信給魏國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幾次請求他的胞兄魏安釐〔xi西〕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許。信陵君依靠魏王寵妃如姬的合作，盜出虎符，率領八万精兵救了邯鄲之圍。這一虎符便是當時調兵的憑證。這是戰國時期調兵遣將的信物，必須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軍事將領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秦王朝是我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時代的開始。秦始皇所製定的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道路等製度，對我國後代有深遠影響。在開創統一的郵驛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秦朝的郵驛統一了稱呼，把“遽〔ju巨〕”、“驲”、“置”等等不同名目一概統一規定為“郵”。從此，“郵”便成為通信系統的專有名詞。在郵傳方式上，秦時大都採用接力傳遞文書的辦法，由政府規定固定的路線，由負責郵遞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傳遞下去。為了保證公文和書信的及時、迅速而準確地到達，秦王朝規定了一系列嚴厲的法律。秦朝的《行書律》規定：文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急行文書，另一類是普通文書。急行文書包括皇帝詔書，必須立即傳達，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書也規定當日送出，不許積壓。律文中說：“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畢，不敢留。留者以律論之。”意為：詔書和註明為急文書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書，也要當日事當日畢，不許耽擱。有耽誤的以法律處置。秦朝的通信幹線貫通東西南北，郵驛制度也比較規範。這種有效的通信系統，起著鞏固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斷接到各地方的情況通報。由於政府規定了地方向上匯報請示必須以書面形式，秦始皇每天要批閱的奏章所使用的竹木簡片竟重達120斤。秦政府還通過這些通信系統，及時了解邊防和民間的動態，採取果斷的對策和措施。

漢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時奠定了基礎。在郵驛制度方面也是一樣，但漢時又比秦朝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兩漢政府同秦朝政府一樣，十分重視郵傳的建設。在中央部一級的九卿官職中，有許多是和郵驛制度直接相關的。比如，少府中的尚書令和符節令，便是專管政府公文收發和符節的分發管理。大鴻臚，兼管郵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郵傳，對郵傳使者的憑證進行監察。和郵傳關係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衛尉，他的屬下有一官員叫“公車司馬令”，負責接待由傳車徵召來上書的民間賢士，所以又叫“公車上書”。後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為等人的“公車上書”，即得名於此。漢朝地方上的郵驛管理，也比前代更為正規化。郵驛系統由州、郡、縣三級管理。郡太守府裡最受重視的一個官吏便是“督郵”。 “三國志”中記載了張飛憤怒鞭打督郵就是打的這種官。同秦朝相比，漢代郵傳制度的最大進步就是驛和郵的分流。以騎馬為主的信遞方式，便以“驛”正式命名。那些短途的以步行為主“遞送文書”者，便以“郵”正式命名。管理長途傳遞信件文書的設施，叫“驛置”，即後來的“驛站”。管理短途步行投遞書信的機構，叫“郵亭”。那個時期，在由京城通往邊境的千里驛道上，每隔30裡設一個“驛站”，每隔10裡設一個“郵亭”。驛站是我國最早的一種官方住宿設施。當驛站初創之際，接待對像只是信吏和郵卒。秦漢以後，驛站的任務擴大，不僅是信吏的館舍，而且也是兼管過往官員吃住的處所了。當時，驛道上塵土飛揚，驛站中人歡馬叫。 1972年，甘肅嘉峪關魏晉墓出土的一塊漢代畫像磚上，畫著一個驛使，騎在飛奔的紅鬃馬上，一手持韁，一手舉著文書，生動地再現了古代郵驛的實況。漢朝的官郵制度很嚴格。郵亭或驛站的來往文書要登記造冊，稱為“郵書簿”。來往郵路上的驛使或郵差有一定的服色，他們要頭戴紅頭巾，臂著紅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驛路上奔馳起來十分醒目，有利於對專職郵使的認識。那時郵驛通信的速度是比較快的，馬傳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車傳則可行70里左右，步行較慢，一天約可走四五十里。據史載，東漢著名科學家張衡，製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測示地震的候風地動儀。當有一天地動儀西邊的一個龍頭的含珠掉落到蛤蟆嘴中時，洛陽城許多人還不相信會發生地震。過了幾天，隴西就有驛傳飛馬來報，證實他們那裡發生了地震。這一事例，足以證明當時郵驛制度的完善，傳達信息迅速而且準確。

三國時期，曹魏在郵驛史上最大的建樹是製定《郵驛令》。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年—226年在位)時由大臣陳群等人制訂的。內容包括軍事布陣中的聲光通信，“遣使於四方”的傳舍規定，以及禁止與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郵驛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蜀漢的劉備和丞相諸葛亮在開闢發展四川郵驛事業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東吳郵驛，創造了水驛的獨特形式，開闢了水上郵路。三國時期，除繼承春秋戰國以來的銅符和竹符之外，曹魏統治的地區還創造了一種新的通信符號：信幡。信幡是一種用各種不同圖案和顏色製成的旗幟。這時期由於紙已經發明，紙使用起來既輕便又價廉，還便於書寫，於是紙詔逐漸代替簡書，這是郵傳發展史上的新生事物。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自東晉十六國到北朝止，北方有許多少數民族建立過政權。他們或偏居邊陲一方，或幾至統一整個北方。這些民族政權也很重視郵驛事業，它們對北方的郵驛事業的發展，都起到過重要作用。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重要時期。那時的郵驛盛極一時，空前繁榮。隋唐郵傳事業發達的標誌之一是驛的數量的增多。隋唐繼續執行南北朝時的驛傳合一的製度，“驛”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郵”、“亭”、“傳”。驛的任務包羅萬象，既負責國家公文書信的傳遞，又傳達緊急軍事情報，還兼管迎送官員，懷柔少數民族，平息叛亂，追捕罪犯，災區慰撫和押送犯人等。有時還管理貢品運輸和其他小件物品的運輸。唐朝的驛站遍布全國。據《大唐六典》記載，驛站包括水驛、陸驛和水陸兼辦三種，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共有兩萬多人，其中驛夫17000人。這是一支很龐大的郵政隊伍。唐朝的驛，擁有馬匹也很多，一般大一點的都亭驛，配備馬75匹；諸道的驛，配馬少則八匹，多的達到60匹。每驛除一般工作人員外，還駐有驛兵。驛兵也是一支不小的軍事力量。著名詩人韓愈寫道：“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可見驛站之多。驛站中不僅建有樣式和規格不同的驛舍，而且還配備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郵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如陸驛規定馬每天走70裡，驢50裡，車30裡。各級官吏使用車馬多少，也有一定的限制。當時的官郵線路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境地區，大致是30裡一站，全國共有驛站1600多處。唐朝驛傳相當準確、迅速。遇有緊急事情，騎馬一天能跑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一帶)起兵反唐。當時唐玄宗正在華清宮(今陝西臨潼縣境)，離范陽約有3000里路程。六天之後唐玄宗就接到了這個消息。可見，當時郵驛的組織和速度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唐朝還建立了“明駝使”的組織。據明人楊慎考證：這是一種以駱駝為郵驛工具的組織，專門負擔傳遞公文書信。這種駱駝，“腹不貼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鉛總錄》卷十三)。又一說此駝“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所以叫做“明駝”(《楊太真外傳》卷下)。據說唐玄宗時著名番將哥舒翰就使用過這種“明駝使”，經常派使者乘這種駱駝進京奏事，往往日行500裡。楊貴妃也曾私自用“明駝使”將交趾上貢的寶物寄給安祿山。還有，“進奏院”的情報機構也是唐朝中期開始新建立的。這是一種地方駐守在中央的了解情況的聯絡機構，頗類似現在各省、市、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一機構主要負責傳遞各地與中央的公文，還要通報朝廷內外的動態。到唐朝後期，這種進奏院在長安多達50多個。進奏院的出現，促進了我國最早的一份新聞報紙的問世，這就是《開元雜報》。新聞史家們認為這是我國第一份中國式的早期報紙。 《開元雜報》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書，是由進奏院人員編寫的，內容包括從各進奏院收集來的軍事、政治等情報。隋唐時期還出現了“郵筒”，但這不是今天我們所常見的街道或郵局門前的那種郵筒，它實際上是指一種水上郵件運輸工具，用竹筒裝信，浮江而下，傳遞情報。後人稱其為“水電報”。此外，當時還有一種“空中通信”，當然也不是現在的飛機航空通信，而是指使用風箏、信鴿等方式。上述這些通信方式的出現，說明隋唐時期通信已為人們廣泛重視。一般的通信工具不夠了，便想出了這些特別的通信方式。

隋唐時期驛站(也稱驛館、候館等)的講究也是有名的。當時天下最有名的要數褒城驛。這是在今陝西境內的一座館驛，唐代文人孫樵描寫道：“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崇侈其驛，以示雄大”，一歲來此作客者“不下數百輩”(《孫樵集》卷三《書褒城驛壁》)。這座驛的廳堂庭廊極其宏麗，廳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以垂釣，閒來還可憑欄賞月，景色迷人。褒城驛如此，其他的驛也不遜色，幾乎座座驛館都是建築華麗、風景優美的園林。盛唐詩人杜甫曾詠贊過四川的一個驛館：“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詩人李遠也有詩曰：“碧藏雲外樹，紅露驛邊樓。” 從這些驛館的華麗，可以看出唐代社會經濟的繁榮，但也反映出封建統治階級的奢侈。唐朝統治者利用驛傳，恣行享樂和作威作福的事是屢見不鮮的。據說楊貴妃愛吃鮮荔枝，每年結實時唐玄宗總要派專人給她從四川涪州運送這種果品。從涪州到長安有幾千里之遙，經驛道快馬的長途傳送，到達京師時要求荔枝鮮味不變，的確不容易做到，途中驛使要累死許多人。這一事實引起當時正直人士的無限憤怒。杜甫寫道：“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晚唐詩人杜牧也寫道：“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在第一首詩中，杜甫借漢朝的史實諷喻今人，感嘆為了吃上荔枝，人馬困乏，慘死山谷，至今父老們為此事還談虎色變，愁苦萬分。在第二首詩中，杜牧說的是：一路上風塵滾滾，驛馬奔馳，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有緊急的軍情，卻無人知曉這只不過是為了寵妃要吃鮮荔枝，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這都是抨擊時政的佳篇，狠狠批評了封建帝王奢侈浪費不顧人民死活的醜惡行為。到了唐朝後期，由於政局的混亂，驛傳越來越不景氣，有些原來豪華的驛館荒蕪了。上面說到的褒城驛，中唐以後“日益破舊”，池渾舟壞，廳堂殘破，不復成形。這也正是唐朝殘破政局的寫照。

宋朝也是我國古代一個重要朝代。當時中央封建集權制度有了進一步發展，順應專制統治的需要，郵驛走向了軍事化。首先，由兵部掌管全國的郵驛事務，具體過問郵驛的規約條令、人事調配、遞馬的配備等，同時樞密院分管驛馬的發放、頒布驛遞的憑信符牌。這兩個機構互相制約，不得擅自專權。其次，北宋實行以兵卒代替百姓為郵驛人員。當時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很尖銳，嚴峻的形勢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軍事情報的獲得，視為頭等大事。宋朝把郵件文書的遞送同過往官員投宿的館驛，從職能上完全分開。館驛已演變成政府招待所，而傳遞政府公文和書信的機構，另有名目，總稱為“遞”，又分“急腳遞”、“馬遞”和“步遞”數種。 “步遞”用於一般文書的傳遞，是接力步行傳遞。 “馬遞”用於傳遞緊急文書，一般不傳送官物，騎馬速度較快。在很緊急情況下，又使用了一種叫做“急腳遞”的新的傳送文書的形式。 “急遞鋪”多在軍事上使用，要求在要道上每隔10裡設置一個，專門遞送緊急的軍事文書“特快郵件”。最初規定急遞文書每天要跑400裡，後來提高到500裡。急遞的驛馬在路上奔馳時，白天鳴鈴，夜間舉火把，撞死人不負責。當時急遞文書採取“鋪鋪換馬，數鋪換人”的辦法，風雨無阻，日夜兼程。民族英雄岳飛被秦檜陷害，召岳飛回南宋京都臨安，一日之內在前線接到的12道金牌，就是由“急遞鋪”傳送的朱漆金字牌。宋朝郵驛的另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形成了自己比較完整的專門的通信法規，這就是《金玉新書》。根據現存的《永樂大典》我們知道，這部《金玉新書》共有115條，其中涉及郵驛刑律的51條，有關賞格的10條，關於郵驛遞鋪組織管理的內容54條。法規涉及的範圍很廣，嚴格地維護了官方文書的不可侵犯性。從《金玉新書》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至少是宋朝時期，政府對郵驛的設施是十分重視的，規定是很嚴格的，這種“以法治郵”的做法，保證了郵驛的正常運行。 我國元朝時期，郵驛又有了很大發展。元朝建立了歷史疆域最大的帝國。為了適應對廣大領域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郵驛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把驛路範圍大大擴展了。不僅在西域新添了許多驛站，而且把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結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元朝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作用。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從此我國後來通稱驛館為驛站。站赤制度是一種完整而係統的驛傳制度，它包括驛站的管理條例，驛官的職責，驛站設備以及對站戶的賦稅制度等等。那時的驛站，在中國境內就有1496處之多。元朝也仿效宋朝的辦法，在各州縣廣泛設置“急遞鋪”，約有兩萬處之多。據元《經世大典》記載：“凡在屬國，皆置傳驛，星羅棋布，脈絡貫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元朝的驛站也有生動細微的描繪。他說在從元朝京城到各省的四通八達的干道上，每隔幾十里就有一座建築宏偉、陳設華麗的驛站。驛站中飲食起居所需物品，無不俱全。不僅為欽使來往休息之用，而且還接待過往商旅、達官貴人，直至蒙古王侯和國外佳賓。驛站還負責給使者和貴賓配備交通工具，陸行有馬、驢、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轎，東北邊遠地區更有特殊用於冰上的驛狗。據統計，元朝全國共有驛馬45000匹，東北的哈兒賓(即今哈爾濱)地區有驛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運發達地區，主要是水驛運輸，有水驛420多處，備驛船5920多艘。這些交通工具和設施，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全國驛路交通網。但在這龐大的驛路交通網後面，卻是站戶的悲慘生活。 “站戶”，顧名思義，即服務於驛站的人戶。元代驛路很多，所需費用也很浩大，元代統治者便把這些負擔轉嫁給百姓，讓一些人戶專門承擔驛站的差役及其費用。站戶大部分原先是普通農牧民，他們負擔沉重。首先，他們要供應各驛站來往官員的飲食。這是一筆很不小的負擔，尤其當王公貴族大官出使時，更是山珍海味，奢侈異常。其次，還要供應使者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馬、牛、驢、狗以及車輛。還要包括常年的飼料、牲畜和車的配件。這筆費用也是不小的。再次，站戶還負擔驛站的勞役，如為使臣充當嚮導、車夫、船夫、搬運工等。這些差役都是無償的，還要自備飲食。站戶們被沉重的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有的實在堅持不了，只好背井離鄉，四處逃亡，備受摧殘，甚至老死在荒郊野外。元代詩人許有壬有首詩描寫他們的悲苦生活說：“盛冬裘無完，豐歲食不足。為民籍佔驛，馬骨猶我骨。束芻與鬥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數九寒冬我還披著一件破爛的皮子，連豐收的年景也難以吃飽飯。當上了入籍的站戶，就像被役使的馬那樣受苦。繳出的一束乾草一斗糧，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後，這首詩為貧寒的站戶喊出了不平的呼聲：“生兒甘作奴，養馬願飼粟”，難道我們世世代代甘於當牛做馬、賤如奴隸嗎？這首詩如實地反映了元代站戶的悲慘生活。 明清兩朝的郵驛，基本上是沿襲舊制的。驛站的設置和使用同前朝一樣，仍處於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過往人員投宿，必須持有官方的通行憑證，並要進行登記。根據來客的身份和官品，驛站對住宿房屋、食物供應和交通工具作出相應的安排，體現出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也進行了某些郵驛改革。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鑑於元朝末年驛站混亂的教訓，一開始就用嚴法對某些特權者進行了限制。他明白規定：“非軍國重事不許給驛”(《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國家與軍事大事，一律不許濫用驛馬或動用驛站的郵遞設施。他頒布了“應合給驛條例”，限定了符合用驛條件的人員，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驛傳船馬”，違者重罰，並親自處罰了一個開國功臣和他自己的兩個女婿。明朝中後期有名的改革家、萬曆年間(公元1573—1620年)的宰相張居正在對賦稅、吏治改革的同時，對郵驛進行了改革。他從限制官員的馳驛特權入手，提出六條新規定。如規定非公務任何官員不得侵擾郵驛；過往驛站的官員只許按國家規定的級別供應食宿，不許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郵驛供應外，任何官員不許擅派普通民戶服役；還規定政府官員凡非公務而到任、離任或請事假等旅途費用，一律不得由驛站負擔，不得動用驛站的交通工具等。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郵驛的經費開支，也就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據統計，經過整頓後，全國共減少郵驛經費1/3左右。在改革中，張居正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從身邊做起。他的兒子回老家參加科舉考試，不用官府郵驛，而是出錢自己雇車。張居正的父親過生日，他也不動用驛車驛馬，而是騎著毛驢回鄉祝壽。同時，他對那些違反規定的官員，也絕不手軟。有一個甘肅巡撫的兒子擅自馳驛，被他革了職。這一處分使得朝野很為震動，許多官吏不敢再為非作歹了。張居正的改革，老百姓“歡呼歌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這時的明朝政府已經腐朽得不可救藥，這些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死後不久，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被廢除了。 清代郵驛制度改革的最大特點是“郵”和“驛”的合併。在清朝以前，雖說某些文書上常常“郵驛”合稱，但實際上郵驛是兩種職能不相同的組織機構。從漢唐以來，一直是“郵”負責傳遞公文，是一種通信組織，也稱為“遞”，或稱為傳，而“驛”實際上是只負責提供各種交通工具、通訊工具並兼有招待所性質的組織。二者互為補充，但畢竟是兩套組織系統。清朝時期，這種組織融為一體了。驛站從間接地為通信使者服務，變成直接辦理通信事務的機構。這樣，通信系統比先前機構簡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清朝驛站比明朝更為普遍，在一些邊遠的縣級地區，新設了“縣遞”的機構。這種機構負責縣間通信，彌補了乾線驛站的不足。另外在東北、華北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清政府還開闢了許多新的驛道，新設了若干郵驛機構。這些機構，隨地區而名稱不同，大部分稱“驛”，軍用稱“站”，新疆、甘肅地區稱為“塘”，北方蒙古地區稱為“台”，甘肅一部分地區又稱為“所”等。清朝統治者根據邊疆各地的不同情況，繼承以往各代邊驛的優點，在全國建成了繁密的通信郵驛網。清朝人鍾奇說：“我朝邊圍驛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意思是乾隆時我國古代郵驛事業達到了高峰。那時，商業和人員交往也大大增多，不少驛站接待範圍逐步擴大，來往客商也都紛紛進住這種官方的旅館。在江蘇蘇州姑蘇驛站的大門石柱上，有這樣一幅有趣的楹聯：“客到烹茶旅客權當東道，懸燈待月郵亭遠映胥江。”它形像生動地反映出驛站熱情接待旅客的情景。 清朝中葉以後，帝國主義侵入，我國封建社會走向沒落，驛政廢弛，驛遞遲緩。隨著近代郵政的建立，古老的郵驛制度就逐漸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