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對我是充滿了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憂喜不定的一年。在這一年裡，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內閣發表了滿蒙不容中國軍隊進入的聲明，並且出兵濟南，攔阻南方的軍隊前進，另方面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這些和我有瓜葛的軍隊，由節節敗退而潰不成軍，為我聯絡軍閥們的活動家剛報來了動人的好消息，我馬上又讀到那些向我效忠的軍人逃亡和被槍斃的新聞。我聽說中國的南北政府都和蘇聯絕交了，英蘇也絕交了，國民黨大肆清黨，鄭孝胥、陳寶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談的那個“洪水猛獸”，似乎對我減少了威脅，但又據這些人說，危險正逼近到我的身邊，到處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動。我看到了報紙上關於廣東有暴動的消息，同時，一直被我看成“過激”、“赤化”分子的馮玉祥，已和蔣介石合作，正從京漢線上打過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灰心喪氣的消息越來越多，張作霖死了，美國的公使在給張學良和蔣介石撮合，……除了這些上面已說過的事件之外，這年還發生了最富刺激性的孫殿英東陵盜墓事件。
東陵在河北省遵化縣的馬蘭峪，是乾隆和麵太后的陵寢。孫殿英是一個賭棍和販毒犯出身的流氓軍人，在張宗昌部當過師長、軍長。一九二七年孫受蔣介石的改編，任四十一軍軍長。一九二八年，孫率部到薊縣、馬蘭峪一帶，進行了有計劃的盜墓。他預先貼出佈告，說是要舉行軍事演習，封鎖了附近的交通，然後由他的工兵營營長顓孫子瑜帶兵挖掘，用三個夜晚的時間，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財寶，搜羅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歷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我從一份文史資料中，看到過一段關於他們的陵墓的描述：
我聽到東陵守護大臣報告了孫殿英盜掘東陵的消息，當時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驅逐出宮時還嚴重。宗室和遺老們全激動起來了。陳寶琛、朱益藩、鄭孝胥、羅振玉、胡嗣瑗、萬繩栻、景方昶、袁勵準、楊鍾羲、鐵良、袁大化、升允……不論是哪一派的，不論已經消沉的和沒有消沉的，紛紛趕到我這裡，表示了對蔣介石軍隊的憤慨。各地遺老也紛紛寄來重修祖陵的費用。在這些人的建議和安排下，張園裡擺上了乾隆、慈禧的靈位和香案祭席，就像辦喪事一樣，每天舉行三次祭奠，遺老遺少們絡繹不絕地來行禮叩拜，痛哭流涕。清室和遺老們分別向蔣介石和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以及各報館發出通電，要求懲辦孫殿英，要求當局賠修陵墓。張園的靈堂決定要擺到陵墓修復為止。
起初，蔣介石政府的反應還好，下令給閻錫山查辦此事。孫殿英派到北平來的一個師長被閻錫山扣下了。隨後不久，消息傳來，說被扣的師長被釋放，蔣介石決定不追究了。又傳說孫殿英給蔣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齡送去了一批贓品，慈禧鳳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齡鞋子上的飾物。我心裡燃起了無比的仇恨怒火，走到陰陰森森的靈堂前，當著滿臉鼻涕眼淚的宗室人等，向著空中發了誓言：
“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我此時想起溥偉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見面時說的：“有溥偉在，大清就一定不會亡！”我也發誓說：
“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
我的複闢、復仇的思想，這時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
在那些日子裡，鄭孝胥和羅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們所談的每個歷史典故和當代新聞，都使我感到激動和憤慨不已，都增強著我的複闢和復仇的決心。和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鬥爭到底，把靈堂擺到修復原墓為止，就是他們想出的主意。但是後來形勢越來越不利，盜墓的人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帶面目全非，當權的新貴中再沒有像段祺瑞、王懷慶這類老朋友，我父親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裡來了。於是我的心情也由激憤轉成憂鬱。蔣宋兩家的結親，就使張園裡明白了英美買辦世家和安清幫兼交易所經紀人的這種結合，說明蔣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這些倒台的軍人更硬的後台。這年年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的承認，他的勢力和地位已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軍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已十分黯淡，認為在這樣一個野心人物的統治下，不用說復辟，連能否在他的勢力範圍內佔一席地，恐怕全成問題。
我在心裡發出了狠毒的詛咒，懷著深刻的憂慮，為蔣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運，一次又一次地卜過卦，扶過比我曾卜佔“國民政府能長久否？”得“天大同人變離，主申年化衝而散”的一個卦文，其意思是：蔣介石政府將眾叛親離，在一九三二年滅亡。當然，蔣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發洩我的仇恨，使我痛快。但是，我更關心的是我自己的命運。我屢次叫榮源扶乩，有一次他得到這樣一個乩文：
但是任何一個慾望強烈和報仇心切的人，都不會只記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這句話。我自己幾年來的閱歷，特別是蔣介石的發家史，給了我一條重要的信念，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了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軍隊，自然要比一個紅鬍子或者一個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這個想法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溥杰正為了要投筆從戎，在家裡鬧得馬仰人翻。他從軍的動機本來也頗可笑，與其說是受到母親遺囑的影響，立志要恢復清朝，還不如說是由於他羨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將帥，自己也想當軍官，出出風頭。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臨國奉天之前對溥杰說過：“你要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奉軍的軍官學校）。”於是他便和張學良的家眷乘船離了天津。我父親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無論如何想個辦法把他追回來。天津日本總領事答應了我的請求，發了電報給大連。在大連碼頭上，溥杰剛從船上走下來，就給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見了我就訴說他投軍的志向，是為了恢復祖業。他的話觸動了我送他去日本學陸軍的心思。
我決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潤麟一同到日本去學陸軍。為了準備他們的留學，我請天津日本總領事介紹了一位家庭教師，教他們日文。日本總領事推薦了一位叫遠山猛雄的日本人，後來知道，這是一個日本黑龍會的會員，認識不少日本政客。這個人後來也為了我的複闢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過。我到東北以後，因為他不是軍部系統的，受到排擠，離開了我。這位遠山教師教了溥杰和潤麟不多日子的日文，就為他們的留學問題回到日本去活動了一趟，據說是暫時還不能人日本士官學校，但是可以先進專供日本貴族子弟讀書的學習院，並且還得到了日本的大財閥大倉喜人郎的幫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東陵事件”發生後七個月，我這兩個未來的武將就和遠山一起到日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