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使館區”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進了日本公使館才知道，我並不是惟一的客人，當時還住著一個名叫王毓芝的人物，他是賄選大總統曹錕的心腹謀士。曹錕沒有來得及逃往使館區，被國民軍軟禁了起來。王毓芝的腿快，做了這裡的客人。我還記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時候，被張勛趕走的黎元洪也在這裡住過，我第二次退位以後，被段祺瑞趕走的張勛做過荷蘭使館的客人。每逢使館裡到了必須接待來客的時候，使館區裡的飯店和醫院總免不了跟著熱鬧一番，因為每次總有一批神經脆弱而又身價夠不上進使館的人們往這裡跑，把這裡塞得滿滿的，甚至於連樓梯底下都有人願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這次被趕出紫禁城，有不少的滿族貴族都爭先恐後地到這裡做客。有一次飯店老闆貼出了一張很不禮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過多，樓梯下亦已住滿，衛生狀況殊為不佳，且有隨地吐痰、極不文明者，……茲規定，如再有人吐痰於地，當罰款十元，決不寬貸！”儘管如此，還是有人趨之若鶩，流連忘返。
我在這裡遇到的熱情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後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沒有說到，是我從北府出來的時候，在我汽車上還有北府的兩名警察，他們按照當時“要人”們乘車的習慣，站在車外踏腳板上，一邊一個，一直陪我到了德國醫院。後來知道我不回去了，他們不能回去交差，便要求留在日本使館。他們得到了准許，作為我的隨侍被收留了。後來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繡的時候，那邊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們。使館裡派了一名書記官特意去交涉，也沒有成功，最後還是芳澤公使親自去找了段執政，婉容和文繡才帶著她們的太監、宮女來到了我的身邊。
使館主人看我周圍有那麼一大群人，三間屋子顯然住不開，特意騰出了一所樓房，專供我使用。於是我那一班人馬——南書房行走和內務府大臣以及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館裡，“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復了。
更重要的是，芳澤公使給我取得了執政府的諒解。執政府除了向芳澤公使做了表示之外，並且派了陸軍中將曲同豐，親自到日本兵營的竹本大佐那裡，再次表明：“執政府極願尊重遜帝的自由意志，並於可能範圍內，保護其生命財產及其關係者之安全。”
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們曾來勸我口去，說北府現在已經安全，有段祺瑞和張作霖在，國民軍決不敢任意行事，還說段和張都向他們做了保證。但我相信羅振玉他們的話，段和張的保證都是因為我進了使館才說的，我如果還在北府，而國民軍還在北京，什麼保證都靠不住。我拒絕了他們。事實上，王公們也正在向使館區裡找住處，後來有的進了德國兵營，有的進了六國飯店。我父親一面勸我，又一面在西什庫教堂租庫房，存放他的珍貴財物，後來北府裡的弟妹們也都跑到西什庫教堂住去了。
看見日本使館對我的殷勤照料，連許多不知名的遺老也活躍起來了。他們從各地給段執政打電報，要求恢復優待；他們給我寄錢（這叫做“進奉”），供我使用；有的人從外地跑到北京，給我請安，密陳大計。蒙古工公好像吃了興奮劑似的，發出通電並上呈文給執政府，質問對他們的優待怎麼辦，執政府連忙答复說照舊不變。王公大臣們的腰板也硬起來了，拒絕出席“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會議。這個剛成立不久的委員會，由代表民國方面的李石曾（委員長）、易培基（代表汪精衛）、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鍾麟、張璧和代表清室方面的紹英、載潤、耆齡、寶熙等組成，並請了羅振玉列席。委員會要清點財物，劃分公產私產以決定處理，紹英等四人不但不去參加，並再次向當局聲明不承認這個組織。寶熙後來通過他的門生從宮裡弄出十幾箱東西運到了日本使館，羅振玉立刻反對說：“這豈不是從強盜手裡討施捨？如果要就全要，否則就全不要！”原來他另有打算，想把宮裡的東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時我不知道這個底細，只覺得他說的有理，有骨氣。至於後來又弄了沒弄，弄出了什麼來，我就全不知道了。
這些表示骨氣的，請安的，送進奉的，密陳各種“中興大計”的，敢於氣勢洶洶質問執政府的遺老遺少們，出進日本使館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舊曆的元旦，我的小客廳裡陡然間滿眼都是辮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寶座上，接受了朝賀。
許多遺老對使館主人懷著感激之情。他們從使館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種心理上的滿足。王國維在奏摺裡說：“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餘尊，亦且視為中國將來之共主，凡在臣僚，誰不慶幸？”
舊曆元旦那天，小客廳裡是一片慶幸的臉色。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正當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禮如儀之際，突然在行列裡發出一聲乾嚎，把人們都嚇了一跳，接著，有一個用袖掩面的人推開左右，邊嚎邊走，奪門而出。當時我還以為是誰碰瞎了眼睛，眾人也愕然不知所措。有人認出這是前內務府大臣金梁，他乾嚎個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到第二天，《順天時報》上刊出了他寫的詩來，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昨天這一幕怪劇，是為了寫這首詩而做的苦心準備。詩曰：
下相迎；攜手且東指，彷彿見蓬瀛；波濤何洶湧，風日倏已平。悠悠如夢覺，夕陽昏復明，徐生惟一息，叩枕徒哀鳴。
過了舊曆元旦，眼看我的生日又要到了，而且是二十（虛歲）整壽。我本來不打算在別人家做壽，不料主人偏要湊趣，硬要把使館裡的禮堂讓出來，作為接受朝賀之用。禮堂佈置起來了，地板上鋪上了豪華的地毯，作為寶座的太師椅上鋪了黃緞子坐墊，椅後一個玻璃屏風貼上了黃紙，僕役們一律是清朝的紅纓大帽。到了生日這天，從天津、上海、廣東、福建等地來的遺老竟達一百以上，東交民巷各使館的人員也有人參加，加上王公大臣、當地遺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為人多，只得仍照例寫出秩序單，分班朝賀。下面就是當時的禮單：
那天我穿的是藍花絲葛長袍，黑緞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遺老們也是這種裝束。除了這點以外，儀節上就和在宮裡的區別不大了。明黃色、辮子、三跪九叩交織成的氣氛，使我不禁傷感萬分，愁腸百結。儀式完畢之後，在某種衝動之下，我在院子裡對這五六百人發表了一個即席演說。這個演說在當時的上海報紙上刊載過，並不全對，但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
在我做生日的前後，許多報紙上出現了抨擊我這夥人的輿論，反映了社會上多數人的義憤。這種義憤無疑是被我的投靠日人，被小朝廷在當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囂張舉動刺激出來的。這時“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清查宮內財物時發現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凱做皇帝時寫在優待條件上的親筆跋語，內務府抵押、變賣、外運古物的文據等等，公佈了出來，於是輿論大嘩。當然最引人憤慨的，還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關係以及遺老們發起的要求恢復優待條件的運動（在我過生日的時候，報上刊登的已有十五個省三百餘人十三起聯名呈請）。為了對付小朝廷，北京出現了一個叫“反對優待清室大同盟”的團體，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活動。這些社會義憤在報紙上表現出的有“別館珍聞”的諷刺小品，也有嚴肅激昂的正面指責；有對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對日本使館和民國當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來，哪怕我從這些文章中接受一條意見，也不會把我的前半生弄成那樣。記得有幾篇是揭發日本人的陰謀的，現在我把它找出來了。這是一份登在《京報》上的“新聞編譯社”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說到日本人對我的打算，它和後來發生的事情竟是那麼吻合，簡直令我十分驚訝：
這個文章後面又說：“此次溥儀之恐慌與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嚇，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遠之計劃”，“其目前之優待，供應一切，情願破鈔，侍從人員，某國個個皆買其歡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寵，為將來之機械也”。這些實在話，在當時我的眼裡，都一律成了誣衊、陷害，是為了把我騙回去加以迫害的陰謀。當時有些文章，顯然其作者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國民黨人，例如下面《京報》的一篇短評，或者還是一位講究封建忠義之士的手筆，對我的利益表現了關心，說的又是實在事：
看了這樣的文章，我已經不是像在宮裡時那樣，感到內務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對於這份《京報》和短評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敵人。至於那些指責文章，更不用說，在我心裡引起的反應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館住著，有幾次由於好奇，在深夜裡帶上一兩名隨侍，騎自行車外遊（後來使館鎖了大門，不讓出去了）。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了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復仇和復闢的慾望一齊湧到我的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的眼睛噙著淚水，心裡發下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的君王的姿態，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樣，重新回到這裡來。 “再見！”我低低地說了這兩個雙關含意的字，然後跳上車子疾駛而去……
在使館的三個月裡，我日日接觸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遺老們的忠誠信誓和來自社會的抗議。我的野心和仇恨，在這三種不同的影響下，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這樣呆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須出洋到日本去。
使館對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做什麼表示，而池部書記宮公開表現了極大的熱情。羅振玉在他的自傳《集寥編》中提過這個池部，他說：“予自隨待人使館後，見池部君為人有風力，能斷言，乃推誠結納，池部君亦推誠相接，因密與商上行止，池部君謂：異日中國之亂，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圖，於是兩人契益深。……”
關於鄭孝胥和羅振玉這兩位“寵臣”的事，這裡要補述一下。這時以我為目標的爭奪戰，在日使館中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次是以鄭孝胥的失敗和羅振玉的勝利而收場的。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復過來，段的親信幕僚曾毓雋、梁鴻志都是他的同鄉，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師半友，這些人從旁出力，更不在話下。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從天津來的舊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對鄭的不滿，他向我說了不少鄭孝胥“清談誤國”、“妄談誑上”、“心懷叵測”、“一手遮天”之類的話。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麼關係。經過升允這位先朝老臣的宣傳，我對鄭孝胥是冷淡下來了，而對羅振玉增加了好感。
羅振玉在我面前並沒有十分激烈地攻擊鄭孝胥，他多數時間是講他自己，而這樣做法比攻擊別人的效果還大。我從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這場風險中救駕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鄭孝胥成了個冒功取巧的小人。據羅振玉自己說，段祺瑞從天津發出反對馮玉祥趕我出宮的電報，乃是他的活動結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營的準備。後來北府門前國民軍的撤走，據他說也是他找執政府交涉的結果。甚至我到東交民巷前決定的“先隨便出入，示人以無他”的計策，也是他事先授給陳寶琛的。
羅振玉後來在《集家編》中，關於我進日本使館的這一段，對鄭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敘述我進日本使館後的情形時，說了一句：“自謂能令段祺瑞恢復優待者，以不能實其言，亦不告而南歸矣！”事實上，那時我一心想出洋，鄭孝胥並沒有支持我，在莊士敦已經不宣傳去倫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張“東幸”的羅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視，我對鄭孝胥因此不再感興趣。於是鄭孝胥終於有一天鬱鬱地向我請假，說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沒挽留他，他一氣就跑了。
生日過後不多天，羅振玉來告訴我說：他和池部已商量妥當，出洋的事應該到天津去做準備，在這裡住著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還是在日本租界裡找一所房子，早先買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點很不合適。我聽他說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這個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懷，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書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結果看中了張園。不多天，羅振玉又說，張園那裡已經準備好，現在國民軍在換防，鐵路線上只有少數的一些奉軍，正是個好機會，可以立即動身。我向芳澤公使談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為了我這次轉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還要派軍隊護送。芳澤沒有接受他的好意，他決定由天津日本總領事館的警察署長和便衣警察來京，由他們先護送我去，然後婉容她們再去。事情就這樣談妥了。
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我向芳澤公使夫婦辭行。我們照了相，我向他們表示了謝意，他們祝我一路平安，然後由池部和便衣日警們陪著，出了日本公使館的後門，步行到了北京前門車站。我在火車上找到了羅振玉父子。火車在行進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車，就上來幾個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務，車到了天津，車廂里大半都被這樣的人佔滿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屯軍的軍官士兵們，大約有幾十名，把我接下了車。
第三天，《順天時報》上便出現了日本公使館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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