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二節說唱、戲曲音樂的繼續發展

說唱音樂新曲種和地方戲曲新聲腔的大量湧現，是明清時代音樂總體構成的另一大特點。 明清說唱音樂曲種名目繁多，稱呼各別，遍布全國各地，綜合歸納後大致可以劃分為彈詞、鼓詞、牌子曲、道情、琴書等幾大類。 彈詞類說唱藝術因用琵琶、三弦等彈弦樂器作為特定伴奏樂器而得名，主要流傳於中國南方各省，其中以蘇州彈詞最有代表性，影響也最大。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成書於1547年)所記杭州一帶“男女瞽〔gu鼓〕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的民間職業藝人，就是早期的彈詞藝人。至清代，彈詞藝術有了較大發展，傑出藝人層出不窮，演唱技藝也達到較高水平。 1762年乾隆皇帝南巡到蘇州時，聽了彈詞名家王周士的演唱後，讚賞他的技藝並封他為七品京官。其他如陳遇乾、俞秀山、馬如飛等人，也因技藝超群各創新腔，被公認為是“陳調”、“俞調”、“馬調”等具有代表性的唱腔流派創始人。清管可壽齋《申江名勝圖說》(公元1844年)刊有“漱芳館素卿歌俞調”一景(圖38)，圖中三位彈詞女藝人正持琵琶、三弦在為聽眾彈唱。另附有釋圖說明：“漱芳館開設最久，其中名重一時者，以朱素卿為巨擘。素卿夙善'俞調'，其聲宛轉抑揚，如聆出谷雛鶯花間低囀。”由此可見“俞調”唱腔藝術在當時已有很大影響。

鼓詞類說唱藝術因用鼓作為主要樂器來掌握節奏和渲染氣氛而得名，後來又被稱為“大鼓”，主要流傳在北方各省。至清代，鼓詞類說唱藝術已有“京韻大鼓”、“樂亭大鼓”、“西河大鼓”、“梨花大鼓”等幾十種不同風格的曲種，演唱技藝已有很高水準。光緒年間，歷城(今山東濟南)有鼓詞藝人黑妞、白妞姊妹曾賣藝於明湖居大戲園，名噪一時。白妞名王小玉，清劉鶚(公元1857—1909年)對她的演唱藝術有極生動細緻的描寫，說她的聲音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唱到高音時，“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曲調節節高起時，歌喉“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愈翻愈險”，“愈險愈奇”；唱到婉轉處，聲音“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盤旋穿插”；當感情進入細膩時刻，聲音又“愈低愈細”，“漸漸地聽不見了……”，然而歌聲稍停情緒卻沒有鬆弛，人們屏著一口氣等待那演唱再起；突然聲音像“從地底下發出”一樣，“忽又揚起”，“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連聽眾的耳朵都忙不過來，“不曉得聽哪一聲為是”，“正在繚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台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這段膾炙人口的敘述，使人感受到白妞的說唱藝術是何等高超！聽她的歌唱又是何等美妙的藝術享受！清楊柳青年畫有一幅《詞演取長沙》圖，畫面所繪就是北方鼓詞藝人的演唱情況(圖39)。

明清戲曲音樂在結合地方民間音樂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許多新聲腔。這些新聲腔的產生，促進了地方新劇種的不斷湧現。以崑曲聲腔聞名於世的雜劇等劇種至明末清初時由盛轉衰，各種地域特點鮮明的新劇種漸漸地取代了它原有的地位。 明末清初興起的多種地方戲曲新聲腔，大致可以用“南昆、北弋、東柳、西梆”的說法來概括。 “南昆”是指在南北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興於南方江蘇崑山一帶的“崑腔”，今崑曲和融入各地方劇種的昆調就是這種腔調的後傳。崑腔多采用曲牌聯綴的方式來演唱，音調纏綿婉轉、流麗悠遠，主要伴奏樂器是音色柔美的曲笛，整體音樂素有“婉麗嫵媚，一唱三歎”的美稱。 “北弋”是指流行於長江流域江西、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而又傳至北方(北京)的“弋陽腔”，後來習稱“高腔”，今川劇、湘劇、徽劇等劇種就採用這種腔調作為主要聲腔。這種聲腔的演唱，不用管弦樂器而只用打擊樂器伴奏；藝人在台前表演歌唱時，幕後還有人用各種不同的歌唱方式為之幫唱，鮮明地體現出“不被管弦，鑼鼓助節，一人啟口，眾人幫腔”的特點。 “東柳”是指流行於東部山東、江蘇一帶的“柳子腔”，今柳子戲、柳琴戲、淮海戲等劇種就採用這種腔調。聲腔主要由俗曲小調和柳子腔組成。俗曲小調十分龐雜，民間有“九腔十八調，七十二艾艾”的說法。唱腔伴奏用管弦樂器組合，主要有三弦、柳琴、笛、笙等。 “西梆”是指興於西部陝西的“梆子腔”，又稱“秦腔”，今秦腔、河北梆子、豫劇、晉劇等劇種就使用這種腔調。梆子腔主要依靠某個基本曲調(原板)來變換節拍、節奏演唱，從而通過聲腔的各種不同板式來表現戲劇情節和人物感情。主要伴奏樂器是打擊樂器梆子和拉弦樂器板胡，音樂總體上具有亢奮、爽朗、酣暢的特點。清中葉以後，由於崑曲在創作和表演上過分追求文雅雕琢，脫離世俗的藝術審美要求，便漸趨衰落而讓位於蓬勃發展並深受廣大群眾喜愛的地方小戲。清劉閬〔lang浪〕春繪有一幅《演戲圖》，畫面描繪農村搭“草台”演出地方戲的情況，那熙熙攘攘的熱鬧場面，將民間小戲深受群眾歡迎的情景表現得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