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藝術門類中，最神秘的莫過於音樂，它由無形、無影、無可觸摸的聲音編織成變化無常、情趣萬端的曲調，時而輕柔、時而雄偉、時而歡愉、時而哀傷……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當代還是古代，不知有多少人為它而陶醉，而悲傷，而振奮……在中國，相傳春秋戰國時代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l－前479年)在齊國聽到《韶》樂後，激動得三月嘗不出肉的美味，於是發出感嘆：“想不到動人的音樂，竟能使人達到如此陶醉的境界！”所以中外歷史上無數先哲前賢，對美好的音樂藝術都推崇備至。音樂特殊的藝術品格，使其自身當之無愧地成為全人類溝通心靈、相互理解的“共同語言”。 中國是世界上早期人類的發祥地之一，從舊石器時代前期的西侯度文化和元謀人的發現算起，至今已有170－180萬年的歷史。位於世界東方的這片廣闊而富饒的古老國土上，音樂藝術伴隨著人類的起源和演進而發生、發展，經歷了漫長的史前時期和有文字記載的4000年文明旅程。

原始社會時期，我國遠古先民在初創階段的艱苦群居生活和集體勞動中，創造了早期的音樂藝術。這些原始形態音樂雖然已湮沒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但在歷史文獻記載的遠古音樂傳說中和古文化遺跡中，仍保留下來一些珍貴的歷史線索和實物，從而使人們可以從中了解到遠古音樂的一般情況。歷史文獻提到的遠古音樂，一類以部落稱號命名，如“葛天氏之樂”、“朱襄氏之樂”、“伊耆氏之樂”等；一類聯繫古代帝王創業事蹟命名，如《雲門》、《咸池》、《韶》等。這些音樂，反映出先民原始的生活習俗、勞動方式以及對自然威力的恐懼和崇尚心理，同時也表現出部落群體同惡劣自然環境相抗爭的進取精神。邊疆地區先民還以崖畫的方式，為後輩留下了他們豐富音樂生活的具體形象。遠古先民在音樂生活中使用著各種各樣的樂器，除歷史文獻提到的吹奏樂器篪〔chi池〕、籥〔yue月〕和打擊樂器鳴球、土鼓外，迄今見到實物的還有新石器時代的吹奏樂器骨哨、陶塤〔xun勳〕、骨笛和打擊樂器陶鐘、陶鈴、石磬〔qing慶〕等。這些屬於人類音樂史上最重要的部分考古發現，體現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陶打擊樂器和用骨笛吹奏六聲或七聲音階的民族之一。

夏、商、週時期，奴隸制度得到完善和發展。為奴隸主階級服務的樂舞，在禮儀作用和祭祀功能方面進一步得到強化，因而規模宏大、表演頻繁。夏代的《大夏》、商代的《大濩〔hu戶〕》、《桑林》，周代的《大武》、《象》，都是奴隸主階級用於重大典禮場合併為之歌功頌德的大型音樂舞蹈作品。由於生產力不斷提高以及金屬工具和武器的使用，樂器製作水平也有了很大進步。此時期的樂器按製作材料區別被劃分為八類，周代文獻稱為“八音”。八音中金石類樂器作為顯示奴隸主階級身份和等級的“重器”，常常在音樂表演和樂隊編制中居於重要位置，在藝術造型和音樂性能方面得到令人驚嘆的發展。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64件一套的青銅編鐘和32件一套的石質編磬，以其無與倫比的精美造型、優美髮音和科學律制，震撼了世界。晚週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音樂學說，經由後學的繼承和發揚，作為後來封建社會占主導的音樂思想，一直發揮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兩漢、魏晉、隋唐時期，傳統音樂隨著封建社會制度的不斷變革而頻繁衍變。被稱為“華夏正聲”的中原音樂和被稱為“四夷之樂”的邊疆少數民族音樂，既有各自獨立的繼承發展，又有相互交融的新聲奇變。兩漢、魏晉時代，上層社會崇尚綜合型表演藝術“百戲”；軍隊中興起雄健而悲壯的樂種“鼓吹”；文士階層追求超凡脫俗情志，將思想意識化為、《酒狂》等一類琴曲，抒發出慷慨激昂的憤世情懷；南方民族銅鼓的廣泛運用，反映出了邊疆民族樂舞的多種社會功能。隋唐時代，各民族音樂經“絲綢之路”匯集長安並相互交融；融聲樂、器樂、舞蹈、散樂百戲為一體的燕樂，將兩漢以來的歌舞大曲藝術推向了更加成熟的發展階段；唐朝政府設立音樂機構教坊和梨園，造就出一批技藝精湛的音樂表演藝術名家；琵琶、笛、篳篥、羯〔jie節〕鼓、杖鼓等樂器以及演奏技法得到了迅速發展；唐詩入樂的傳統，為宋元詞曲演唱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經驗。宋元時期，詞曲演唱、說唱音樂和戲曲音樂崛起，宣告了遠古至隋唐間以歌舞音樂為中心的歷史的結束，而以說唱、戲曲表演為主流的民族聲樂演唱藝術，開始在樂壇上閃爍著獨特光芒。明清時期，宮廷雅樂迅速衰退而奄奄一息，民間音樂則在各民族世俗生活中廣為傳播，千姿百態、交相輝映的各類民歌、說唱曲種、戲曲聲腔、器樂以及少數民族音樂，成為近現代新音樂發展所依賴的藝術母體，預示著中國音樂的一個更加輝煌的嶄新時代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