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少數民族地區的造紙技術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文明史的多民族國家，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各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獨到的貢獻，在中國造紙技術史中，也同樣如此。各少數民族都能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結合各民族習俗，造出適用的紙，從而豐富了我國造紙術的內容。少數民族大多地處邊疆，我國的紙和造紙術，最初都是通過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傳播到國外去，在溝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少數民族製造的良紙，運到內地，常常受到漢族兄弟的讚揚。漢族造紙工人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自己的技術時，也加深了我國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友好關係。 由於少數民族分佈的地區很廣，要弄清他們的造紙技術，需作現場調查，還要化驗紙張、查閱有關史料。這項工作過去很少有人去做，因此只能依據筆者近十多年來在少數民族地區收集到的部分紙樣的檢驗，以及所作的口頭調查，並參考一些文獻記載，對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造紙技術作一簡要的介紹。

藏族源出於羌族，很早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帶，他們勇敢地與險惡的自然條件作鬥爭，開拓了這塊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區，對締造偉大的中華民族作出了貢獻。藏族聚居的地區在唐代稱為“吐蕃”。吐蕃王稱為“贊普”。公元7世紀前期，吐蕃的讚普松贊乾布向唐朝廷求婚。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護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嫁給松贊乾布。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向吐蕃派去許多技師和工匠。在這些技師、工匠中，就有造紙匠，制墨、製筆的工匠等。因此，吐蕃在1000多年前就開始了紙的製造。中原先進技術的傳入，推動了吐蕃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發展。松贊乾布和文成公主更實行藏文文字改革，參考唐歷，創制藏歷。與此同時，佛教在吐蕃流行，抄寫的佛經逐漸多了起來。文化的發展，加大了對紙張的需求。

後人在敦煌石室所藏的寫本中，發現有一些藏文經卷，大部分是佛經。從這些藏文寫經的書法風格來看，有些是在藏文文字改革以前寫的，有些則是在這以後寫的。這些寫經，年代上應屬於七八世紀至9世紀。藏文寫經用紙，直高都比漢文唐人寫經紙尺寸大。經鑑定，這類紙有的是甘肅造的，有的可能就是吐蕃造的。因為從紙的厚薄、簾紋形制和外觀來看，絕非中原產品。 藏文寫經用紙一般比較厚，多是膚色的本色紙，紙背有些沒有打散的圓疙瘩，原料多為麻質。之所以用厚紙，一是因為抄紙器材料與中原所用略有不同，二是因為藏族寫字，使用堅硬的木筆或竹筆蘸黑墨水書寫，紙太薄容易被劃破。後來，藏族掌握了雕版印刷術，藏文書籍和佛經便出現了刻本。早期的刻本傳本很少見，我們所見到的藏文刻本多屬於明、清以來的刻本。這種刻本有在內地印的，也有在當地印的，從紙張的原料及製形，可以一眼就鑑別出印刷的地點。

由於西藏地區麻料來源有限，於是藏族利用當地資源造紙。西藏造紙所用原料大體上有三種：一是狼毒(藏語叫“毒草”)，這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莖部和根部都可用來造紙。一是木本韌皮纖維，比如燈檯樹，這是一種落葉灌木，藏語讀音為xiaoxin，意思是“紙木”，它的皮可以用來造紙；還有用野茶花樹的。三是利用故紙。 關於藏族造紙技術，目前從文獻中還一時找不到有關的文字記載，只能從過去西藏土法生產中略知一二。不過，這種土法往往與古代相差不大。以狼毒根造紙為例，把根挖出後，水洗去泥，用木棰打碎，洗去雜質，再放入盛有石灰水的鍋中用火煮，煮好的紙料用水洗淨，放入細長桶中，加入米湯或仙人掌汁，用打漿棒打漿。用瓢把漿提起，看漿液黏時即可。用木框繃緊的紗布篩作為紙模，把漿液澆注其上，濾水後，經日曬乾，揭下成紙。

製紙漿過程中加入仙人掌汁，可以起到類似漢族用的黃蜀葵，或者楊桃藤汁等紙藥水的作用。仙人掌汁的製法：仙人掌陰乾後，用木棰打碎，慢火煮，爛成醬泥狀即可。 如果用燈檯樹皮造紙，則把砍下的幼樹或幼枝，去葉打成捆，入水中漚制七八天，再撕成麻狀，入清水中漂洗後用木棰打碎，然後再施行蒸煮。 藏族造紙技術與中原大同小異，但原料採用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就地取材。這些野生造紙原料的發現和利用，是藏族對我國造紙術的一項貢獻。 藏族使用的造紙設備，簡單可行。搗料一般不用踏碓，而用木椎或杵臼。撈紙不用竹簾，而用紗布，並且用澆漿法。將紙漿放入桶中，提到河邊或水槽旁，將紙模飄在水面上，傾漿後用棍敲打，以使其均勻分佈。因此，這樣造成的紙，在明處望之沒有簾紋，只呈現布紋。

藏紙的質量有高下之分。上層領主或寺院喇嘛用紙，大多是較厚而堅硬的紙，紙上很少見到纖維束，紙略呈淺黃色，經砑光後，適於書寫，而且紙幅較大。一般人用的紙比較薄，紙上長纖維較多而未經充分分散。總的來說，藏紙拉力都很強，有抗蛀性。須指出的是，藏紙不是在牆面上曬乾，而是隨紙模在日光下自然曬乾，因此表面不甚平滑，使用前必須用細石砑光，這是一道較為費事而又費時的工序。 清代黃沛翹在《西藏圖考》一書中的“土產”項下提到了藏紙，並收錄了查禮寫的《藏紙詩》，對藏紙極力稱讚：“質堅宛繭練，色白施瀏亮。澀喜受隃〔yu於〕麋(指隃麋墨)，明勿染塵障。題句意固適，作畫興當暢。裁之可彌窗，綴之堪為帳。何異高麗楮，洋箋亦復讓。”(《西藏圖考》卷三，光緒十七年《讀我書齋》重刊本)查禮詩中對藏紙的稱讚，應當說毫不誇張。這種紙在堅韌、纖維交結勻細程度上，確實不讓當時歐洲的洋紙。它既適於書畫，又堪作紙帳、糊窗日常之用。筆者曾在北京圖書館看到一種精製皮料藏文佛經紙，就像查禮所形容的那類紙。該館所藏一些藏文刻本用紙，有的也相當講究。

新疆維吾爾地區在我國西北，境內居住的維吾爾、哈薩克、藏、回、蒙、漢等民族，很早以來就共同勞動，辛勤地開發了祖國的西北邊疆。至遲在西漢時，新疆地區就與中原地區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隋唐時，新疆境內的高昌政權加強了與中原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繫和交流。隨著中原漢人的不斷遷入，以及唐中央政府軍屯的設立，漢族生產技術也就隨之帶到了新疆。唐政府還設立了“互市監”，掌管高昌、龜茲等地與內地間的貿易，內地生產的絲織品、金、銀、銅、鐵器、陶瓷、紙張等商品以及科學文化典籍，不斷運到高昌、龜茲等地區。由於新疆境內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原漢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在唐代，這裡的有些地方，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已經接近了內地。

近50年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新疆境內的古墓葬群和古代遺址中，出土了許多紙本文書和典籍寫本。其中有用漢文寫的，也有用古代回紇文寫的，也有用漢文和回紇文兩種文字合寫的，此外還有西夏文、突厥文、藏文。甚至還有中亞、西亞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羅文、敘利亞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歐洲的希臘文。上述出土的各族文字寫成的紙本文書，在敦煌和隴西其他地方也有所發現。根據甘肅、新疆兩地出土古代文書紙上的墨跡書法、文字內容和紀年來看，早在漢代，當紙發明不久，就已迅速傳到新疆地區，被各族人民所使用。例如，1933年，在羅布泊漢代烽燧遺址，曾出土了西漢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時的麻紙。

在樓蘭遺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年號的紙本文書，其中有三國曹齊王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等紀年文書。 20世紀以來，在吐魯番高昌遺址中出土了許多早期紙本文書，其中較早的是西晉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諸佛要集經》寫本，這些紙本文書大量屬於十六國、高昌和唐代時期的漢文、回紇文文書、佛經和典籍。在庫車、巴楚發現了用焉耆文、龜茲文寫的文書殘卷。在和田發現了許多寫在紙上的古于闐文殘卷，大約寫於8世紀。 新疆除出土用各族文字寫的文書外，還在古墓葬中出土了各種紙品，包括紙棺、剪紙、紙本繪畫、紙牌，以及送葬用的紙帽、紙鞋、紙腰帶等物。可見，早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9世紀的近千年裡，居住在這裡的各族人民，還有旅居在這裡的中亞、西亞人，不僅早就使用了紙，而且紙的使用途徑也相當廣泛。這些紙中，除本色紙外，還有許多經過精細加工的粉箋、冷金箋、色紙等。經系統檢驗，它們絕大多數是麻紙，也有少量的木本韌皮纖維紙。但用皮紙的年代，一般比麻紙要晚些。

當我們把新疆、敦煌出土紙與中原地區的古紙對比後，就會看到，在原料和形制上沒有大的區別，顯然是從中原漢族地區販運去的，或由士兵和百姓攜帶過去的。但也有些紙，從紙質、形制和抄造方式來看，與中原不同，應是西北當地所造。據史載，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國軍隊和阿拉伯軍隊在中亞交戰時，中國士兵中的造紙匠被俘，在撒馬爾罕幫助當地造紙，從而引起造紙術的西傳。這就是說，屯戍新疆的中國士兵中，有來自中原的造紙匠，他們在新疆地區傳播造紙術就是可能的了。顯然，公元8世紀以前，新疆已具備了造紙的技術條件。 然而，新疆地區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造紙的呢？新疆造的紙與中原造的紙如何區別呢？這些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懸而未決。況且，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有關這方面的文獻記載。

1972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了一張紀年為高昌王麴〔qu屈〕文泰重光元年的文書，年代相當於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該文書紙為白色皮紙，上有“紙師隗〔kui奎〕顯奴”、“碑堂趙師得”、“鹿門趙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樣。 “碑堂”、“鹿門”、“兵人”都是高昌的行政職務，那麼，“紙師”也應當是一種職務，隗顯奴應當是麴氏高昌時專門掌管造紙業的匠師。 同墓出土的另一紀年文書，是高昌王麴口在位時的義和二年(隋煬帝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該文書紙為白色麻紙，粗簾條紋，不及重光元年文書紙精良，很可能是當地所造。 上述出土的文書表明，至遲在距今1200多年前的7世紀初期，高昌已有紙師來掌管造紙手工業生產。這是迄今我們所看到的有關新疆造紙的最早文字記載。 1972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167號墓中，出土了另一件紙本文書。該紙為膚色麻紙，粗簾條紋，每條簾紋粗0.2厘米，簾紋呈半圓形彎曲狀，因而我們在技術上證明它決不是用中原地區常用的竹簾抄造，因為用竹簾抄造出的紙，其簾紋應該是筆直的。這塊紙上寫有如下的字：“當上典獄配紙坊駈(驅)使”。意思是說，擬將監獄中的一些犯人送往紙坊勞動。這是迄今新疆出土文書紙中，有關當地設有“紙坊”的最早記載。筆者從書法演變史的角度，結合已有經驗，並將它與有紀年的其他文書紙對比後，斷定該文書紙的墨跡不晚於中唐，大約寫於8世紀。出土這張文書紙的第167號墓，正坐落在高昌時期的群墓中，附近各墓的出土物也多為8世紀時的文物。從這張文書紙的製形來看，應當是當地製造無疑。這種紙可以作為我們判斷新疆所造古紙的標本。 根據我們的研究，早期新疆所造紙的原料多為破麻布，與中原無異。其製漿技術也與中原麻紙一樣，只是撈紙所用設備的原料和構造略有不同，即抄紙用的紙簾是芨芨草桿編的草簾。芨芨草是新疆、甘肅、青海一帶野生的一種宿根草本植物。由於新疆地處西北，當地不生長竹子，因此新疆各族人民因地制宜，採用當地所產芨芨草，用絲線或細馬尾編制成草簾。於是用草簾抄紙所印上的簾紋便比竹簾粗。經對大量出土的新疆紙的檢驗，簾紋多為0.2厘米左右，這就證實過去新疆是用芨芨草簾抄紙的。吐魯番阿斯塔那167號墓中出土的紙本文書，簾紋之所以呈半圓形彎曲狀，就是因為用整根芨芨草桿編制的紙簾使用過久，桿莖變形而引起的。而用竹條編簾多用短而細的篾條穿插編制，應力較大而不易變形。 再從抄紙技術上來分析，因芨芨草桿較粗而滑，抄紙時濾水速度快，紙面容易產生透眼或紙漿分佈不勻的現象。為避免發生紙病，撈紙時盡可能用重抄法抄出較厚的紙。因此，新疆造的紙往往比中原的紙厚些。而出上的實物，完全證實了這一點。由於對新疆造的紙的形制有了感性認識，就容易鑑別哪一種是當地造，哪一種是內地造的了。如果再結合文字內容來考察，這種鑑定就會更加有說服力。 本著上述認識，筆者曾系統檢驗了新疆近一二十年來所出土的十六國、高昌時期的幾十種文書用紙後，得出一個結論：新疆地區造紙的歷史還應向上至少追溯到公元5世紀初。因為屬於這一時期的紀年文書用紙，從原料、形制以及抄造技術等方面來看，都有後來可斷為新疆當地造的那種紙的特徵。例如，西涼建初十一年(公元415年)文書、北涼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文書用紙，都應屬於當地製造的。 新疆造的麻紙，往往在成紙後加上一道表面塗佈的工序，常用的塗佈劑是澱粉糊。此外，還有一些用白色的礦物粉(石膏、滑石粉、白土等)加工過的粉箋，及用植物染料染成的色紙，我們看到的有黃紙、青紙等。明代人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說：“高昌國金花箋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圖者。”這說明新疆早就能造出金花紙、描金紙等加工紙。 新疆各族還善於造出用生纖維為原料的韌皮纖維紙，尤其是桑皮紙。如1975年吐魯番哈拉合卓古墓出土的延昌二十二年(公元582年)文書，就像是皮紙。但高昌時期的皮紙產量遠不及麻紙大，但從這以後，便像中原地區一樣，新疆造皮紙逐漸多起來了。 18世紀時，清代官員蘇爾德和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刊於1772年)中談到新疆紙時寫道：“有黑、白二種，以桑皮、棉布絮(混)合作成，粗厚堅韌，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寫字。”筆者也檢驗過清代新疆造維吾爾文寫本用紙，原料是桑皮，紙質相當厚，表面施了一層澱粉漿，用細石磨光，不易看出簾紋。新疆桑皮紙確有精、劣之分，精者潔白，劣者紙面上有不少沒經剔除的褐色桑皮外殼。 《回疆志》中所謂“黑、白二種”當是指此而言。黑紙(灰紙)較薄，一般用於包裝，不適於書寫或印刷。 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党項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党項族原來散居在青海和四川的西北一帶，過著游牧狩獵的生活。後來逐漸向東北遷移，1038年，党項族統治者李元昊建立了大夏政權，定都興慶(今銀川)，佔據著甘肅、寧夏、陝西、內蒙古的一部分，因為位於宋朝的西北部，故稱西夏。李元昊通曉漢文，利用漢字筆劃創制了西夏文字根，後演繹為西夏文，又大量翻譯漢籍和佛經。西夏還以牲畜、毛皮等換取漢族的經、史、子、集和佛教典籍，與中原地區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引進漢族地區的一些生產技術和設備，使西夏的經濟文化獲得了發展。夏仁宗天盛年間(公元1149—1169年)的《天盛律令》，在列舉官營工業作坊時，談到“紙工院”和“刻字司”，說明官方已組織造紙和印刷生產，以滿足當地發展經濟文化的需要。歷年來出土的不少用西夏文字寫成的文書和刻本，其用紙有的就是當地製造的。 北京圖書館收藏的西夏惠宗趙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元年、二年(北宋神宗熙寧二年、三年，即公元1069、1070年)文書用紙，經筆者檢看，即為西夏所造。其中一件文書是用西夏文行書書寫的審判書，用紙原料是木本韌皮纖維，粗簾紋，紙較薄，透眼較多。敦煌和銀川等地也出土了不少西夏文書和佛經，有的還是印本。較早的刊本是惠宗趙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四年(公元1073年)陸文政施印的《夾頌心經》，印以麻紙，作蝴蝶裝，1991年寧夏出土《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刊本，經鑑定為西夏后期木活字本。 女真族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佈在黑龍江流域和長白山一帶，即所謂白山黑水之間。 12世紀初期，女真族的一支——完顏部，建立了金朝(公元1115—1234年)。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時，女真族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受到中原漢族的影響，學習漢族語言文字，農業、手工業技術，發展、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到金章宗(公元1189—1208年)時，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發展。 金朝造紙生產，主要是製造麻紙和桑皮紙。例如在熙宗時的徵稅項目中，就有桑皮紙錢。金朝晚期，北方地區(尤其是山西南部)是我國的文化中心之一，造紙業和印刷業都相當發達，稷山的竹紙和平陽(今臨汾)的麻紙都非常著名。為數達5000卷的趙城藏經，就有用平陽白麻紙刊印的，刻工精良，紙質純厚、潔白，表面平滑。除佛經外，金刻本醫書、字典、詩詞、戲本，都名著一時。如北京圖書館西夏黑水城遺址出土的金刻平水版《劉知遠諸宮調》，也是用平陽白麻>紙印的，簾紋較粗，每厘米內有五根簾紋。這種平陽白麻紙可能也不是用竹簾抄造，而是用北方特產芨芨草，或者是萱草桿製成的紙簾抄造的。金刻本被版本學家評定為善本。但金刻本之所以能問世，有賴於本地區紙工所造出來的良紙。有的金代紙，正如金刻本一樣，在質量上可與宋代的產品相媲美。 滿族是女真族的後裔，源於建州女真。 1616年努爾哈赤統一各部落，建立了八旗制度，從而加速了社會的發展。手工業從農業中獨立出來，滿族開始自採金、銀、鐵礦，製造工具。 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滿族地區經濟技術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滿族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有陶瓷、紡織、冶鐵、皮革、弓矢等，造紙也是其中之一。滿族地區的造紙，最初是由漢族造紙工匠參加製造的。抄造的紙主要是比較厚的白麻紙。傳世的滿文老檔，以及、等書的滿文寫本，有的就是用當地造的麻紙抄寫的，也有的是寫在內地造的竹紙和皮紙上。 自古以來，蒙古族地區與中原就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上的聯繫。本世紀以來，在大漠南北曾出土了不少中原地區生產的鐵器、絲織品、漆器、金銀器等。 1942年，內蒙額濟納河沿岸烽燧遺址，發掘出了漢代的有字古紙。這說明早在1000多年前，紙已流傳到達大漠一帶蒙古族祖先居住的地方。此後，歷代中原製造的紙，不斷隨其他物品源源流入，為當地人民所使用。造紙技術也隨著造紙工匠的前往而傳入，元代時蒙古族地區造紙業一度相當發達。 1902—1907年，德國考古隊在吐魯番發掘蒙文佛經刻本，刻以八思巴文，年代為13世紀後期。蒙古族地區多產麻紙，紙較厚，表面較澀。 明清時期，許多漢人移居蒙古族地區安家落戶，與蒙古族一道共同開發祖國的北部邊疆，建立了生產土紙、鞣皮、釀酒、鐵器等作坊。隨著漢、蒙古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在漢族人中流行的作品，如、等被譯成蒙古文，在蒙古族中廣泛流傳和傳抄。我們所接觸到的早期蒙古文寫本及文書，其用紙的原料多是麻類，由當地抄造，紙較厚，表面塗刷一層澱粉漿，可以雙面書寫。 滿族和蒙古族地區造的厚麻紙，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它的機械強度很大，抗老化性能好，一二百年前的遺物猶如新作。 20世紀40年代，筆者曾在東北蒙古族居住區見到這種手工紙的生產。這種紙一般尺幅較小，表面不甚平滑，故使用前需經磨光。最大的優點是壽命長而堅牢。 在我國南方各少數民族地區，像北方各少數民族一樣，也很早就有了造紙業。這方面有關的史料和實物，有待進一步收集和整理，現僅就筆者所見的一些紙樣標本，作一簡介。 瑤族是我國西南少數民族之一，在與漢族、壯族的長期交往中，引進了許多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在瑤族地區保存下來的寫本文書《過山牒文》中，就有反映瑤族與中原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豐富史料。在這些文書中，出現了中原地區一些封建朝廷的年號，有唐太宗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及宋太祖建隆(公元960—963年)、乾德(公元963—968年)、開寶(公元968—976年)的年號。 造紙在瑤族是屬於家庭手工業，不脫離農業生產，多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進行。他們就地取材，造出竹紙和皮紙。造紙用的石灰，由自己燒製，紙簾一般從漢族地區獲得。 筆者曾見到一件明代瑤族人製造的抄紙設備，是一種古老的固定床，長方形，寬28厘米，長37厘米，造出的紙也大致如此。紙模完全用竹製，四邊用四根竹片作框，在框的中間用四根小竹為一束(每束寬1.45厘米)，縱橫編織成竹蓆。撈出紙漿後，水從竹蓆縫中流出，濕紙膜停在席上，曬乾後揭下，因而在靠近席的一面紙上印有竹蓆紋。 這種獨特的抄紙器，反映瑤族人民因地制宜發展造紙技術。這種紙模還可以用來造“沙紙”，即楮皮紙(廣西少數民族把楮樹叫“沙樹”)，它比中原皮紙厚，呈灰色，分為精、粗二種。精者色淺，纖維搗得較細，可用於書寫。 雲南麗江、維西一帶，居住著我國另一少數民族——納西族。古代納西族信奉的“東巴教”，是一種原始巫教。東巴教經典《東巴經》用被稱為“東巴文”的象形文字寫成(東巴文約產生於唐宋時期)。東巴文在納西語中叫“石九陸九”意思是刻在木、石上的記號。可見，在納西族沒有用紙以前，是用木、石或乾樹皮作書寫記事材料的。當紙傳入以後，他們用本地的土特產茶、藥材、蜂蜜、獸皮等，與藏族、漢族交換紙張。紙張的出現，促進了納西族文化的發展，因而便引進造紙術，在本地發展造紙業。 隨著紙的傳入，造紙術的引進，以及本地造紙業的發展，原來數量很少的東巴經寫本，逐漸增加到500多種。此外還出現其他的雜書。納西族的這些書，多是用本地造的厚紙寫好，然後再加以裝訂，外觀呈白色，間有淺黃色，用竹筆從左向右橫寫。刻本很少見到。 北京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和雲南省博物館，都收藏有納西族於明清時所造的紙寫本。這種紙厚重而堅韌，無簾紋，原料是樹皮纖維，經砑光後，可以雙面書寫。納西紙，從其簾紋不明顯來看，估計也不是用竹簾抄造，而是用固定紙模抄造的。 壯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國的西南，秦漢以後，中原地區的漢人不斷遷入，帶來了較發達的生產技術，使壯族地區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 壯族的造紙有著悠久的歷史。魏晉南北朝時，中原地區發生戰亂，不少文人學士帶著典籍來到嶺南避難，興辦教育，教授生徒；也有許多技師工匠來此傳授技藝。造紙術應在這時傳入壯族地區，因為興辦教育是不能離開紙的。 彝族是西南少數民族中人口僅居壯族之後的民族，分佈在雲貴、四川及廣西，與越雋羌、青羌等有淵源關係。漢時其先民已來到川、滇。雲南巍山的彝人建南詔國(公元748—902年)，與唐有密切關係。 1253年彝族地區統一於蒙元，其首領被授以路府州縣土官。元代時蠶桑、紡織和金銀銅冶煉有新的發展，又在雲南興儒學、推行科舉制度，辦學校，而佛教、道教也盛行。在這一背景下，造紙業也有所發展，所造的紙為竹紙和皮紙，許多彝文寫本就是以當地紙書寫的。明代時在本地區內又有了印刷業。 1940年雲南武定發現彝文木刻本《太上感應篇》，版框22.3厘米×13.9厘米，刻印於明代。此本今藏北京圖書館。彝文屬於超方言象形音節文字，仿照漢字形體，加以變換，一字一義，共一萬多字，創於唐代，至元代乃定型。彝文作品以千種計，涉及歷史、文學、天文、醫藥等內容，多寫於紙上。 總之，造紙術在幅員遼闊的我國境內各民族地區，都先後普遍地發展起來了，各族人民對此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其造紙原料和設備在中原地區及少數民族地區，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因而是多種多樣的。即使邊遠地區人數很少的少數民族，雖然沒有自己造紙，但也都早已使用了國產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