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隋唐五代時期的造紙技術

581年，楊堅奪取了北周統治，建立隋朝(公元581—618年)，結束了南北分裂局面，重新統一中國。 618年，李淵、李世民父子建立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共290年。唐以後社會又分裂為五代十國，隋唐五代共379年。這一時期是中國造紙術的進一步發展階段。由於唐代社會經濟的繁榮以及農業、手工業和科學文化的發展，使唐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具有高度文明的富強國家之一，這也為造紙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這一時期的造紙原料比魏晉南北朝時進一步擴大，紙製品普及於民間日常生活之中，造紙區遍及南北各地。在改善紙漿性能、改革造紙設備等方面取得一些進步，可造出更大幅面的佳紙，滿足了書畫藝術的特殊要求，紙的加工更加考究，出現了一些名貴的加工紙而載諸史冊，並為後世效法。由於中外交通及中外科學文化交流的發展，中國造紙術沿不同方向向國外傳播。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更刺激了造紙業的進一步發展。總之，這個時期在造紙技術史中是個重要發展階段。

造紙原料品種的擴大，是反映造紙技術進步的一個標誌。隋唐時所用造紙原料有麻類、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竹紙也在這時初露頭角。雖仍以麻料為主要造紙原料，但其他原料紙則比魏晉南北朝時產量大有增加，也出現更多的混合原料紙。唐代除用破麻布造紙外，還用野麻生纖維造紙。唐人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六記載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蕭誠用西山野麻及虢州(今陝西)土轂造五色斑文紙。用野麻生纖維造紙，需對生纖維漚制脫膠，比用破布造紙費事，但成本低廉。中國野生麻類資源豐富，如田麻等。用野麻造紙是開闢原料來源的有效途徑。除麻類外，晉代以來興起的藤紙至唐代達到全盛期，產地不只限於浙江。 《唐六典》及唐人李肇《翰林志》均載唐代朝廷、官府文書用青、白、黃色藤紙，各有不同用途。陸羽(？—公元804年)《茶經》提到用藤紙包茶。 《全唐詩》卷十收顧況(公元727—815年)的《剡紙歌》用詩的形式描寫浙江剡溪的藤紙。由於當時只顧濫砍藤料而不注意栽培，造成剡溪一帶數百里內藤被斬盡，破壞了環境的生態平衡，因而唐人舒元輿路經此地時發出感慨，寫了《悲剡溪古藤文》。藤的生長期比麻、楮長，資源有限，因此藤紙從唐代以後便走下坡路，這是個歷史教訓。

據《新唐書·蕭倣傳》及唐人劉恂《嶺表錄異》所載，當時廣東羅州(今廉江)多棧香樹，身如櫃柳，其皮可造紙，名香皮紙。這是指瑞香科的沉香樹而言。唐代造瑞香料皮紙20世紀初曾在新疆出土，經化驗其原料為白瑞香。按瑞香科樹木韌皮中含天然香料素，香氣撲鼻，但在造紙過程中香料素已被除去，除非在紙漿中另加香料，否則所造之紙並無香味。據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公元1587—1666年)《天工開物·殺青》記載，唐代四川造的薛濤箋用芙蓉皮為原料，再將芙蓉花汁摻入紙漿，造出粉紅色詩箋。薛濤(公元768—831年)為女詩人，以其薛濤箋與當時著名詩人白居易、杜牧、劉禹錫等人相唱和，除粉紅色外，還有其他不同顏色，因而薛濤箋名重一時。芙蓉為錦葵科木槿，屬觀賞植物木芙蓉，其韌皮部含59.75%纖維，可供造紙。而唐五代時，尤其五代後蜀統治者孟知祥據四川時在成都附近遍種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錦繡”，當地確是盛產這種植物，成都別名“蓉城”或“錦城”即由此而來，現在芙蓉成了成都的市花。不過從現在環境保護角度來看，用芙蓉樹皮造紙並不可取，因為這要使大片觀賞植物頃刻之間化為烏有，不如以野生植物為原料更好，因而隋唐五代所造皮紙仍以楮皮紙及桑皮紙為大宗。

由於桑科木本韌皮纖維中含果膠、木素等雜質較多，外邊還包著一層青皮，所以造紙時要將剝下的樹皮在水池中漚一段時間，通過微生物發酵作用除去部分果膠，再剝去青皮層，然後用草木灰水蒸煮，經舂搗、漂洗才能成漿。根據我們對唐代皮紙的分析化驗和模擬實驗，其製造過程可以下圖表之。從這裡可知造皮紙比麻紙要困難和復雜。造皮紙關鍵是除去生纖維中所含雜質，同時勿令樹皮外層的青皮屑進入紙漿中。而除去這類有害物並造成潔白皮紙，要耗去不少人力。當我們欣賞傳世的唐代白皮紙時，不能忘記紙工為此付出的辛勤勞動。 現在討論竹紙的起源。南宋人趙希鵠在《洞天清錄集》中說，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使用浙江紹興竹紙寫字，因為東晉南遷後難得北方紙，而王氏父子又長期生活在浙江紹興。從此以後很多人相信晉代已有竹紙。還有人將晉人稽含(公元263—306年)的《南方草木狀》中的“竹疏布”理解為竹紙。其實，趙希鵠所見到的寫在竹紙上的王羲之、王獻之“真跡”乃宋人臨摹品或膺品，不能因此說晉代有竹紙。至於《南方草木狀》中的竹疏布實指竹蓆，而不是紙。在唐以前文獻中迄今尚無關於竹紙的可靠記載，亦無實物遺存。竹紙起源於晉朝之說是難以成立的。較可靠的記載是從唐朝才出現的，只有這時在技術上才是可行的。 9世紀的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談到唐代各地紙的種類時提到：“紙則有越(今浙江)之剡藤，蜀之麻麵……韶之竹。”韶即韶州，今廣東韶關，這一帶自古盛產竹，明清時仍以竹紙聞名。唐人段公路《北戶雜錄》談到廣東羅州香皮紙時，也順便提到此紙“不及桑根、竹膜紙”，即桑皮紙與竹紙。 10世紀人崔龜圖為這句話加註時說：“睦州出之。”睦州在今浙江淳安，說明唐時淳安一帶產桑皮紙及竹紙。由此看來，9—10世紀時竹紙已在廣東、浙江初露頭角。到宋代以後才大顯身手。但唐代的竹紙產量很小，而且還敵不過麻紙及皮紙，只是一種剛剛出世的新紙種。

隨著造紙原料的擴大和造紙術在各地推廣，隋唐五代時產紙區域遍及全國。據古書記載，僅唐代向朝廷進貢紙的就有常州、杭州、越州、婺〔wu務〕州、衢〔qu渠〕州、宣州、歙〔she社〕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11個州邑。這當然是不完全統計。其實除上述地方外，至少還有揚州、韶州、蒲州、益州、晉州、歧州、福州、萊州及京兆(長安)等地也產紙。就是說遍及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廣東、山西、陝西、福建、山東、河南等各省，甚至邊遠的沙州(今甘肅敦煌)及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區域都生產紙。由於產紙量大，社會上的消耗量亦甚可觀。只以唐內府集賢書院為例，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一年內抄寫365卷書就用蜀紙10000多張，而長安、洛陽兩京皇家圖書館抄錄數万卷書及集賢書院學士每年以60000張紙的消耗量，不知要用去多少紙張。這正是促使社會科學文化發達的物質後盾。雕版印刷術是這一歷史時期內發展並付諸應用的。用雕版印書可省去手寫本抄寫時用去的大量人力和時間，通過校對而提供善本，一次印刷千百萬份，便利於書籍的流傳。敦煌石室中發現的鹹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剛經》，是這一時期印刷品的代表作，而印刷業又是大量消耗紙的另一領域。

唐代可造出幅面更大的紙，從而滿足了畫家的需要，紙本繪畫從這一時期猛增，傳世的有韓滉〔huang晃〕(公元723—787年)的設色《五牛圖》，出土的有設色花鳥畫及人物畫。除文化及文書用紙外，隋唐五代時許多日用品也以紙製品製成，以代替其他昂貴材料，如燈籠紙及糊窗紙，表面塗上油成為防水紙，可取代絹料。在歐洲直到1735年英國人威爾德(Obadiah Wyld)才取得制防水紙的專利。至於紙衣、紙帽、紙被、紙帳、紙甲、紙花、剪紙及包裝紙等製品都可取代過去用的紡織品，這類實物近年來也間有出土，而不只限於文獻記載。唐代“飛錢”是紙幣的先驅，用以代替金屬貨幣。而迷信活動也用紙作成紙人、紙錢在為死者送葬時焚燒。紙的用途越來越廣，中國在這時名副其實地進入了紙的時代。隋唐五代造紙技術比魏晉南北朝進步的另一表現，是紙的質量及加工技術超過前代，而所造各種名貴紙為後世傳頌。根據對古紙系統化驗結果，我們發現唐代紙打漿度一般都較高，纖維分散情況好、交結緊密而勻細，紙面的橫長有的已接近一米。為了適應寫字繪畫的需要，唐紙明確分為生紙與熟紙。生紙是直接從紙槽抄出經烘乾而成的未加工處理過的紙，而熟紙是生紙經加工過的紙。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談裝裱書畫時說：“勿以熟紙〔裝〕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宋人邵博(？—公元1158年)《聞見後錄》卷二十八雲：“唐人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事故不用。”畫工筆設色畫及寫小字時，一般用熟紙，而水墨畫及大字書法宜用生紙。

從技術上分析，為使運筆時不致因走墨而暈染，需阻塞紙面纖維間的毛細孔，才能達到預期的藝術效果。有效的措施是砑光、拖漿、填粉、加蠟、施膠等。這樣處理過的紙就變“熟”。 《唐六典》卷八一十、二十六及《新唐書·百官志》載門下省弘文館有熟紙匠八人，中書省國史館有熟紙匠六人，秘書省有熟紙匠10人及裝潢匠10人，東宮下屬崇文館有熟紙匠、裝潢匠各一人。他們的任務就是將生紙加工成適於書寫的具有特殊質量、顏色及外觀要求的熟紙，再由楷書手抄寫，由裝潢匠裝背成書卷。正如魏晉南北朝時一樣，唐代使生紙變熟的方法之一是施膠，所用施膠劑是澱粉劑。這類文書紙可從出土物中見到。但這類熟紙儘管受墨性好，也不無缺點。如表面刷澱粉劑後紙存放過久並經反複捲曲，便易龜裂，也有些小片隆起紙面，這樣就會使紙上墨跡脫落。於是唐代便使用動物膠(後來也用植物膠)作施膠劑。為了使動物膠顆粒有效地分散，同時加入明礬即硫酸鉀鋁(Al(SO)·24HO)作為沈淀劑。或將膠、礬刷於紙面，或將其摻入紙漿中撈紙。這就是今天的紙表施膠及紙內施膠技術的早期形式。這樣的施膠紙克服了用澱粉劑的那種缺點。北宋藝術家米芾《十紙說》指出：“川麻不漿，以膠作黃紙，唐詔敕皆是。”意思是四川產的麻紙不用澱粉劑變成熟紙，而是用膠處理製成黃紙，唐代朝廷的詔敕皆用此紙。宋以後施膠礬較為普遍，是從唐代繼承的。但用中國墨揮毫，因墨內已含膠質，再用含膠多的施膠紙，會使墨跡呆滯而不生動，因此有的人寧願用生紙。一般文書或草稿紙、民間文化用紙仍用漿捶紙或生紙。在歐洲直到1337年才始用動物膠作紙的施膠劑，比中國晚600多年。由於歐洲人用硬筆及礦物質墨汁寫字，所以施膠紙反而普及起來。

唐代黃紙中有一種加蠟處理的紙叫硬黃紙，最為名貴。這種紙外觀呈黃或淡黃色，表面甚光滑，以手觸之有清脆之聲，光亮呈半透明，防蛀抗水，質地硬密。凡是重要或莊嚴場合則用硬黃紙書寫。例如敦煌石室唐人寫經中道經《無上秘要》(寫於公元718年)及佛經《妙法蓮華經》以及遼寧省博物館藏傳世的《萬歲通天帖》唐摹本等都以硬黃紙書寫，有時還用於臨摹漢晉法帖或裝背書卷。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稱：“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檗，取其闢蛀。今世所有二王真跡或用硬黃紙，皆唐人仿書，非真跡。”又宋人張世南《宦遊紀聞》雲：“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這種紙先用黃柏皮染成黃色，再在紙上塗以黃蠟，故紙質厚重光亮，雖經千年仍猶如新作。但用一般清水研墨寫字時容易滑筆，需用皂莢水或肥皂水研墨，方堪下筆。這正是後世蠟箋的祖先。唐代還有供書寫用的白色蠟紙，不妨稱之為“硬白”。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舊題吳彩鸞寫《刊謬補缺切韻卷》是珍貴古籍寫本，是否為吳彩鸞所寫頗多疑問，但從字跡鑑定當為唐人手書無疑。此紙雙面加蠟、砑光，紙質精細，比硬黃重一倍，將兩張濕紙疊在一起乾燥脫水而成。宋元時盛行的黃白蠟箋正是繼承了唐代硬黃及硬白之餘緒。這種蠟質塗佈紙在歐洲直到1866年才出現，晚於中國1000多年。

唐代還有填加白色礦物粉的蠟箋紙，或曰粉蠟箋，是將魏晉南北朝時的填粉技術與唐代的塗蠟技術結合起來的產物，兼具粉箋及蠟箋的特點。宋人米芾《書史》這部研究書法藝術史的書中說，唐代中書令、著名書法家褚遂良寫《枯木賦》用的是粉蠟紙拓，又隋末書法家智永寫的《千字文》亦用唐粉蠟紙拓，內一幅麻紙為真跡。這種紙在加工時是先用白色礦物細粉砑入紙表，再砑蠟，是一種創新之舉。但這類實物目前還未接觸到。唐代紙工還借用了漆工及絹工的一些裝飾技術手法，發明將金銀片或金銀粉塗飾在紙上的加工技術。這種紙叫金花紙、銀花紙或灑金銀紙、冷金紙等。為使貴金屬的光澤奪目，所用紙地多取各種色紙。唐人李肇《翰林志》說，凡朝廷對將相的任命狀，用金花五色綾箋。 《楊妃外傳》稱大詩人李白題牡丹詩寫在金花紙上。唐製冷金紙在宋代仍有傳世，米芾《書史》提到王羲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我曾在20世紀70年代看到新疆出土的唐代金花紙。由於這類紙造價昂貴，屬於奢侈品，當時只在上層人物中使用。歷史上名噪一時的唐代薛濤箋，前已述及。此紙又名浣花箋。李商隱(公元813—858年)有詩句：“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詞詠玉鉤。”當時在成都之南五里有百花潭，又名浣花潭，流水清沏見底，故造紙甚佳。除粉紅色外，此紙亦曾染成十色。

唐代還有砑花紙和花簾紙，這類紙迎光看時紙面上能顯出簾紋以外的發亮線紋或圖案，目的在於增添紙的潛在的美。花簾紙的製法是在抄紙竹簾上用線編成紋理或圖案，凸起於簾面，抄紙時此處漿薄，故紋理髮亮而呈現於紙上，實際上就是後世的水紋紙。砑光紙是將雕有紋理或圖案的木版用強力壓在紙面上，於是紙面上也呈現紋理或圖案。後世各國通行的證券紙、貨幣紙和某些文件及書信用紙就是根據這些原理製成的。關於水紋紙起源，過去長期沒有弄清。 1907年法國人布里凱(CMBriquet)在其《水紋紙歷史辭典》(Les filigranes.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s marques du papier)一書中說：“人們還不知道，或至少迄今還沒有發現早期的中國紙、阿拉伯紙和摩爾紙上有除簾紋以外最早的可靠的水紋。最早的水紋紙是在1282年意大利法布里亞諾(Fabriano)地方造的紙上發現的。”但其實中國古代就有這類記載，只不過西方人沒有註意而已。明代學者楊慎(公元1488—1559年)在《丹鉛總錄》中根據他所涉獵的文獻記載說：“唐世有蠲〔juan捐〕紙，一名衍波箋，蓋紙文如水文也。”“蠲紙”是用以代替賦稅的紙，“文”與“紋”通用，“紙文如水文”指紙上的紋理如水紋，顯然唐代的衍波箋或可理解為水紋紙。至於砑花紙，唐人李肇《唐國史補》中說：“紙之妙者則越(今浙江)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麵、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其中列舉的“魚子箋”即歷史上聞名的砑花紙。此紙北宋時四川仍在製造。北宋人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寫道：“又以細布先以面漿膠令勁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箋，又謂之羅〔紋〕箋，今剡溪亦有焉。”方法是先以細麻布用面漿塗刷，使其勁挺，再以強力向紙面壓之，則紙上顯出布的紋理，叫魚子箋或羅紋箋。

五代時造紙技術直接承襲隋唐，但因南北封建割據，社會動盪，各地技術發展很不平衡。敦煌石室所出西北地區造的麻紙多不精良，書法亦不工。傳世的南方書法家楊凝式(公元873—954年)的《神仙起居法》用紙亦不精細，這毋寧說是反映了那時社會經濟不景氣的現狀。但當時統治者御用的“澄心堂紙”卻為一時之冠。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昪在金陵(今南京)宴居、讀書及批閱奏章的殿室，其中藏有圖書、琴瑟及文房用具。至南唐後主李煜時，設官局監造名紙供宮中御用，因號澄心堂紙。蘇易簡在《文房四譜·紙譜》寫道：“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南唐滅亡後，半個世紀內儲藏在宮中的這些紙尚無人知曉。及至到了北宋一些文人之手後，才引起社會上的重視。宋人劉敞從宮中得100張澄心堂紙，後贈歐陽修十張，歐陽修又轉贈梅堯臣二張。於是他們之間專為此紙互相吟詩唱和。劉敞《公是集》雲：“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流落人間萬無一，我從故府得百枚。”梅堯臣《宛陵集》也說：“滑如春冰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幾鋪寫無塵埃……於今已逾六十載，棄置大屋牆角堆。” 北宋文人宋敏求也從南唐內府中得到一些澄心堂紙，又贈梅堯臣100張。於是梅堯臣再寫詩詠曰：“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古紙精光肉理厚，正歲好事亦稍推。”從宋人描述中可知澄心堂紙是浸楮皮為料，用敲冰水舉簾盪紙，乾燥後堅滑如玉，則白度必定很高，又纖維細密如蠶絲，而且紙較厚重。關於澄心堂紙產地，北宋歙州(今安徽歙縣)人潘谷在詩中說：“澄心紙出新安郡，臘月敲冰滑有餘。”宋人蔡襄在《文房四說》中也認為：“李主澄心堂〔紙〕為第一，其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精品。”由此可見五代時南唐的澄心堂紙造於今安徽南部的歙州地區。用臘月敲冰水抄紙，意在取紙漿纖維懸浮效果良好，但給造紙工人帶來痛苦。他們要在紙槽旁安放一火盆，抄紙後烤一下雙手再抄，因此紙工常有關節炎的職業病。因澄心堂紙見重於北宋，故南宋時即起而仿製，至清代還照此仿製。因此要注意歷史上有五代真品及宋仿、清仿之別。例如明人屠隆《考槃餘事》說：“嘗見宋版《漢書》，……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為副。”明人曹昭《格古要論》稱：“澄心堂紙，宋朝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名公麟，公元1049—1106年)作畫，多用澄心堂紙。”還有人說歐陽修起草《五代史》用澄心堂紙。所有這些都應理解為宋仿澄心堂紙，而非南唐原物，因不可能將當時百金一張的南唐澄心堂紙用作起草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