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術與指南針、印刷術及火藥合稱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在推動人類文明發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其中造紙術發明比其餘三項更早，因而中國紙和造紙術最先傳遍世界各地。早期的紙用作新型書寫材料和包裝材料，以代替其他已有材料，特別是作為書寫記事材料，為科學文化發展所必需。在紙未發明前，中國古代所用書寫記事材料有甲骨、金石、縑帛和簡牘。外國除用金石外，還用莎草片、貝葉、樹皮及羊皮等為書寫記事材料。古代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有賴於這些材料而得以保存下來，傳諸後世。從上述古老材料發展到紙，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國最早文字記載主要見於殷商(約公元前17—前11世紀)的甲骨文中。甲是龜甲，骨是四蹄獸(牛)的肩胛骨，將文字刻記在上面稱甲骨文。商周至春秋戰國以來還將文字刻鑄在青銅器上或刻寫在石、玉之上。但從戰國(公元前475—前221年)起則大量用絲織物縑帛及竹簡、木牘作書寫材料。故《墨子》有“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之語。古代非洲尼羅河流域及西方沼澤地生有莎草，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和阿拉伯人將其木髓部切成薄條，壓成薄片為書寫材料。印度等南亞、東南亞國家則用扇椰樹葉子曬乾壓平作書寫材料。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經典都寫在樹葉上，再紮起，稱“貝葉經”。歐洲及阿拉伯地區古時還用羊皮書寫，有時寫在刮光的樹皮上。

我們可將上述古典書寫材料分為三大類，再同紙作一對比。第一類為重質硬性材料，如金石、甲骨及簡牘，容字有限，比紙笨重而不便攜帶，又不能舒卷，所佔體積大。用青銅或鐵器鑄字，要耗去大量金屬，工費較多。第二類為輕質脆性材料，如莎草片、貝葉、樹皮等，雖在堅固性上不及第一類，但重量小、容字多，便於攜帶。不過比紙性脆，不耐折，亦不能舒卷及隨意運筆寫字。而將許多片紮成束亦佔較大體積，且比紙重。第三類為輕質柔性材料，如縑帛，羊皮亦可歸入此類，它們表面平滑受墨，容字多，更可作畫。尤其縑帛，可舒卷與剪接，便於攜帶。這類材料壽命亦長，是理想材料，但同紙比最大缺點是昂貴，不易多得，故中國史稱“貧不及素”，即窮人很難在帛上寫字。西方一般人也用不起羊皮。同上述三類材料比，紙具有下列優越性：

(1)表面平滑、潔白受墨，幅面較大、容字多。 (2)體質輕、柔軟耐折，可任意舒卷，便於攜帶，可用硬筆及軟筆(毛筆)書寫與作畫，適於東西方各民族使用。 (3)壽命長久，在良好條件下可保存千年而猶如新作，而且最大優點是物美價廉，原料隨處都有，可在世界任何角落製造。 (4)用途廣泛，既可作書寫材料，亦可作印刷、包裝材料，各種紙製品在工業、農業、軍事及日常生活、文化藝術中有數不盡的用途。 紙是一種萬能材料，所有其他古典材料都無法與紙比美，紙的發明是人類書寫記事材料史中有劃時代革命性意義的重大發明。當紙及造紙術從中國推廣到全世界之後，作為國際性通用材料，加速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是中國人送給全人類的一份厚禮。

討論造紙史之前，首先要弄清什麼是紙？傳統上所謂的紙，指植物纖維原料經人工機械—化學作用製成純度較大的分散纖維，與水配成漿液，經漏水模具濾水，使纖維在模具上交織成濕膜，再經乾燥脫水形成有一定強度的纖維交結成的平滑薄片，作書寫、印刷和包裝等用的材料。這個定義適用於古今中外一切紙，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它包括“紙”這一概念的四項要素： (1)原料：必須是植物纖維，而非動物、無機物或人造纖維，用植物纖維以外原料造成者，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紙。 (2)製造過程：植物纖維原料經提純、機械分散、成漿、抄造及乾燥成型等工序處理而成者為紙，未經這些工序、用另外途徑而成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紙。 (3)外觀形態：表面較平滑，體質柔韌，由分散纖維按不規則方向交結而成，纖維分佈較勻，整體呈薄片狀(紙板除外)。

(4)用途：書寫、印刷、包裝等。 只有滿足這些條件的，才能稱之為紙。 以往人們由於沒有弄清或規定紙的確切定義，將一些不是紙的材料也當成紙，造成造紙起源上的誤會。例如《後漢書》作者范曄說：“其用縑帛者謂之紙”，今天看來就錯了。縑帛本是絲織物，是將動物纖維蠶絲借紡織工序製成，不符合紙的定義，因而縑帛不是紙。還有人認為莎草片是紙，且作出造紙術起源於西方的結論。莎草片雖為植物原料，但加工方法與造紙工序根本不同，外觀形態及結構也與紙大異，不能認為是紙。更有人認為太平洋沿岸各國及大洋島嶼上一些民族造的樹皮布(tapa)是紙，且將造紙術起源與“樹皮布文化”聯繫在一起。其實樹皮布與莎草片、貝葉一樣，製造工序及外觀形態上都不能與紙等量齊觀，都不是紙。紙的基本成分是提純的分散纖維，而莎草片、貝葉及樹皮布不是如此。在討論造紙術起源時，要嚴格按專家們一致同意的紙的定義出發，才不致造成混淆。

如前所述，在戰國時代中國主要書寫材料是簡牘及縑帛，這比商周時用甲骨、金石進了一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滅六國，結束了戰國的割據局面，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的統一順應了社會發展趨勢，採取“書同文、車同軌”等有力措施，推動了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史載秦始皇在位時每日批閱的簡牘奏文動輒以石(每石為120斤)計，費去他很多時間。繼秦之後，劉邦建立了統一的漢王朝，定都於長安，史稱西漢(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繼西漢之後的是東漢(公元25—220年)，遷都於洛陽。漢初統治者推行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的政策，因而使社會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出現了新的高漲，造成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秦漢時期中國是強盛統一的封建帝國，但社會上仍沿用戰國時通行的帛簡作為書寫材料，已不再適應新時代的社會需要。如果說秦始皇批閱簡牘奏文以石計，則西漢皇帝要批閱的奏文還要更多。例如漢武帝用兩個月才讀完東方朔寫在3000枚竹簡上的上書。社會上迫切需要有能代替帛簡的廉價易得的書寫材料，因而有造紙術的發明。這是秦漢之際的先民經歷無數次試驗後的成功產物。中國造紙技術史就從這一時期譜寫了最初的一章。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在公元前2世紀看到“紙”字，用以表示一種新出現的事物。這大概與造紙術起源於秦末至西漢初一事有關。許慎(約公元58—約147年)在《說文解字》這部現存最早的漢字字典中對“紙”字解釋說：“紙，絮——苫〔shan扇〕也。從糸，氐聲。”這是說此字會意從“糸”，發聲從“氐”，氐與氏通，讀作只〔zhi〕。苫又作(上竹下沾)，表示席子。因此許慎認為紙是在席子上形成的一片絮。 “絮”用現在話說就是纖維，而“苫”是使纖維聚集成形的模具。這個定義把紙的原料及造紙主要工具、模具都包括進去了。只是未說明絮是動物纖維還是植物纖維。絮字本義指絲纖維，但有時亦指植物纖維。而構成紙的植物纖維從肉眼看確像白細的絲絮，使古人將植物纖維紙美稱為“絮紙”或“蠶繭紙”，其實原料並非蠶絲，我們化驗這類紙後證明為麻紙或皮紙。古人造字時，“紙”字從糸旁，也不意味早期紙均由絲絮製成，正如西方語中paper(英文)，papier(法文)從拉丁文papyrus衍生，而紙則不由莎草片製成一樣。紙出現後可起到以前縑帛及莎草片的作用，故造出“紙”、“paper”這類字，用以指示代替縑帛、莎草片的新型材料。反映新材料的新字衍生於被取代的舊事物之詞根，在文字學中這類實例常有。如“瓷”字會意從瓦，發聲從次，瓦是陶上燒製的器皿。瓷作為代替陶的新型材料，衍生於“瓦”字，不意味瓷器由燒製陶器的一般黏土為原料。從考古發掘實物觀之，最早的紙都由植物纖維為原料，而非由絲絮製成，可見《說文解字》內紙定義中的“絮”今天應理解為植物纖維，主要是麻絮，雖然“紙”字有糸的字根。為明確表示紙字含義，公元3世紀時創用“帋”字，曾用到10世紀，但後來又都用起“紙”字了。

關於造紙術起源，長期間以來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以三國時文字學家張揖及南朝的史學家范曄為代表，認為東漢時宦官蔡倫於105年發明了紙。張揖將絲織物縑帛稱“幡紙”或“古紙”，他認為蔡倫以舊佈搗抄作紙，稱“今紙”或“帋”。范曄持同樣觀點，也認為縑帛為紙，而蔡倫“造意”用樹皮、麻繩頭、破布及魚網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上奏皇帝，帝善其能，自是通行天下。根據我們前述定義，任何時代的紙均以植物纖維借搗、抄等工序製成，而本無古今中外之別。張、範所謂的“古紙”並不是紙，而是絲織物。他們關於蔡倫造紙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關於造紙術起源的第二種意見以唐代書畫鑑賞家張懷瓘〔guan冠〕及宋代一些著作家為代表，他們認為漢初(公元前2世紀)即已有紙代簡，至東漢蔡倫時所造之紙精工於前世，故蔡倫不是紙的發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發掘實踐證明上述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 1933年考古學家黃文弼(公元1893—1966年)在新疆羅布泊漢烽燧遺址掘出一塊麻紙，其年代為漢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他根據這一考古發現提出蔡倫以前154年已有紙。 1954年化學史家袁翰青著文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唐宋學者的意見是正確的，蔡倫以前確是有紙，蔡倫是造紙術的改良者。袁先生寫道：“古代的發明創造是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所得到的，往往無法歸功於哪一個個人。發明了以後，經過一個時間得到一些人的總結，當然可以在技術上更提高。造紙術的發明也不會例外。”我們同意這些看法。

當歷史文獻對某一事物的記載出現不同提法時，考古發掘常有助於判斷哪種提法正確。圍繞造紙起源問題不同意見之爭所以長期未得解決，主要因漢代古紙出土較晚。蔡倫以前究竟有沒有紙？如果有，紙的原料、形態及製法如何？這些問題都得靠考古發掘才能得到最終答案。有幸的是，20世紀以來中國境內田野發掘逐步開展，為解決造紙起源這個古老的問題帶來新的曙光。繼1933年的發現之後，1957年5月陝西西安東郊灞橋磚瓦廠工地古墓遺址又出土一批文物，內有銅鏡、銅劍、半兩錢、彩繪陶器、石虎等物上百件。清理文物時發現青銅鏡下有麻布，布下有紙，均帶銅鏽綠斑，最大一片約10平方厘米。此墓葬雖非有計劃發掘，但附近土層單一，無他墓干擾，器物同出於此。斷崖上擾土層為當時回填的五花土。該墓為南北穴土室墓，有白色棺灰存在。考古學家按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斷其下葬期不晚於西漢武帝時代(公元前140—前87年)。 1964年我們對灞橋紙鑑定，該紙呈淺黃色，紙上纖維束較多，間有未松解小麻繩頭，但整體而言仍以分散纖維為主，乃斷為早期麻紙。

1973年甘肅省考古隊在額濟納河流域漢代居延地區的肩水金關駐軍遺址作科學發掘，從中清理出紀年木簡、絹片、麻布、木器、毛筆、石硯及古紙等物。古紙共兩片，一片呈白色，質地勻細，9厘米×21厘米，年代為漢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另一片呈暗黃色，質地較鬆，9厘米×11.5厘米，年代為漢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紙的年代是按同一探方內所出紀年木簡而定的。經化驗亦均為麻紙。考古學家認為該出土地點清楚，遺址中部位明確，絕大多數均有層位關係，又屬科學發掘，因此金關紙的斷代是可靠的。 1978年10月，陝西扶風縣中顏村漢代建築遺址中清理出窖藏陶罐，內有半兩錢、五銖錢、銅器等30多件。其中漆器裝飾件銅泡(銅釘)空隙中間填塞了紙，紙上有銅鏽綠斑，紙面呈白色、質地細，約為6.8厘米×7.2厘米。經專家鑑定，這批文物為漢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前後遺物。中顏紙出土地層明確，又是考古學家發掘的完整西漢窖藏物，斷代可信。經我們化驗也是麻紙，與羅布泊紙同時，但製造更為精細。 1979年10月，甘肅省長城聯合調查團在敦煌馬圈灣西漢烽燧遺址發掘實物337件，有五銖錢、絲毛織物、銅鐵木器、麻布、毛筆、石硯、麻紙及1217枚木簡。古紙共五片，顏色深淺及質地粗細不等，年代為公元前1世紀及公元初年。其中有四片呈白色，製造精細，年代為西漢末；另一片淺黃色，較厚，製造粗放，呈20厘米×32厘米的長方形，四周自然邊緣清晰，是迄今出土西漢造最大一張完整紙，年代為漢宣帝時。

截至20世紀70年代，中國考古學家已於1933、1957、1973、1978及1979年先後五次在新疆、陝西及甘肅等省區不同地點發現西漢不同時期製造的蔡倫前古紙，從而解決了造紙起源問題。這些古紙的存在補充了《史記》、《漢書》漏記西漢紙之不足，也糾正了《後漢書》關於造紙術起源於東漢的誤記，把中國造紙術起源提前200年，正說明造紙術源遠流長。這本是件好事，任何關心中國物質文化史的人都會為此高興，欣然接受考古事實。而實際上近30年來中外有關出版物已經這樣做了。從考古發掘事實中還自然而然地證明蔡倫不是造紙術發明者。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全盤否定蔡倫的作用呢？否。他的作用在於： (1)他總結了前代及同時代造麻紙技術經驗，組織生產了一批優質麻紙。他是麻紙技術的革新者和推廣者。 (2)他在洛陽主持並倡導研製楮皮紙，完成以木本韌皮纖維造紙的技術突破，擴充了造紙原料。皮紙的研製是重大技術創新。 總之，蔡倫雖非紙的發明者，確是承前啟後的造紙術革新者。這些評價原則上同唐宋學者的結論相符，卻是在有了考古實物證據的新的歷史背景下做出的。 在論述了造紙術起源於西漢，又對東漢蔡倫給以應有評價後，持續已久的造紙起源之爭本該告一段落，人們認識本該趨於一致。然而很遺憾，至今仍有人堅持蔡倫發明紙的舊說，否定蔡倫前有紙，而這就意味著否定20世紀以來的歷次考古發現的事實。但1986年甘肅考古學家在天水市郊放馬灘西漢墓中又發現古紙，呈黃色，5.6厘米×2.6厘米。紙上繪有地圖，用細黑線繪出山、川、道路等圖形，繪法接近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圖。此紙繪地圖位於棺內死者胸部，同時出土的有陶器、漆器及木製品等。發掘報告寫道：“墓葬結構與秦墓基本相同，但隨葬器物特點接近於陝西、湖北雲夢等地早期漢墓的同類物。所以此墓的時代在西漢文、景時期。”文、景即西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報告又說：“5號漢墓出土的紙質地圖殘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紙張實物。它有力地證實了我國在西漢初期就已發明了可以用於繪寫的紙，對重新認識紙的起源、製造技術、用料及用途有特別重大的價值。”這對企圖否定蔡倫前有紙的人來說，有如宋人王令詩所述：“九原黃土英靈活，萬古青天霹靂飛”那樣，越是不承認西漢紙的存在，西漢紙就越是出土。 1989年5—7月，我們對放馬灘紙作了反複檢驗，證明是質量較好的麻紙，雖然比灞橋紙還要早。紙上地圖表明，早在西漢初期所造的紙便已用於書寫。西漢先民造紙的動機即在於找出一種能代替帛簡的新型書寫材料，他們的辛勤勞動終於成功。西漢紙的出土使史書一直缺乏詳細記載的早期紙原料、形態、制法及用途等情況大白於天下。 1990年6月起，放馬灘紙作為《中國文物精華展》展品在北京故宮正式與中外觀眾見面。 7月5日《中國文物報》就此寫道：“作為四大發明之一的紙的實物竟會出現在西漢初年的墓葬中，不禁令人聯想起學術界多年來有關西漢是否有紙的爭論可以到此休矣。”繼此之後，1990年冬甘肅考古學家何雙全先生在敦煌甜水井西漢懸泉遺址主持的發掘中，發現30多片古紙，內有3片紙上留有字跡，年代均屬西漢。出土地點有明確地層關係，同出有印章(印文為“爰長和印”)及1.5萬枚木簡及各種器物萬件。這真是白紙黑字的物證，證實西漢紙可用於書寫。筆者有幸先睹為快，經檢驗仍為麻紙。現在無論如何已不可能再否定蔡倫前西漢有書寫紙的事實了。 根據出土古紙檢驗和文獻記載，漢初所造之紙為麻紙。麻紙製造其實並不復雜，從漢到唐千餘年間，中國用紙以麻紙為大宗。但古書對漢代造紙技術缺乏記載，要解決這個問題須首先對漢代紙作系統化驗，了解其原料成分、形態及質地，同時掌握手工造麻紙各工序所需設備及操作方法，還要從事模擬實驗。 1965年我根據上述方法作了綜合研究，認為漢代麻紙大體說須經歷下列11個工序才能製成：將原料破布、麻繩等浸潤、切碎，再浸石灰水後蒸煮，並洗滌、舂搗成泥狀，更與水配成漿液，用模具抄造即成為紙。現將這些工序及所需設備以圖表之。紙之精細取決於操作技巧及是否精工細作，有效設備的利用也與此有關。西漢先民正是通過這些技術操作從廢舊麻料中利用簡單設備完成了造紙術的發明。漢紙形狀分正方形及方長形兩種，而以後者居多。 1979年敦煌馬圈灣出土一張完整的西漢麻紙，直高20厘米、橫長32厘米，由此可想到當時抄紙模具大小亦與此相當，但亦不排除造出比這還大的紙的可能。 1990年冬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漢有字麻紙，紙面有明顯簾紋，由此更可推斷出其抄紙模具之構造。 麻紙在西漢經一個世紀的發展後，至東漢蔡倫時代經過總結提高，所造之紙較前又大有改進，故推廣較快。至漢末(公元2—3世紀)，造紙名工輩出，最著名的是山東東萊人左伯，其所造麻紙馳名一時。趙歧《三輔決錄》引韋誕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韋誕墨)，皆古法。”東漢時的字紙20世紀在西北地區也有出土，紙質較好、細而薄，可兩面書寫。東漢時的另一成就是造出麻紙以外的皮紙，而這同蔡倫的活動有關。三國時魏(公元220—265年)博士董巴在《大漢輿服志》中記載蔡倫在東京(洛陽)主持製造皮紙，而以野生的楮樹(今名構樹)之皮為原料。這是桑科木本植物，南北各地野生，其韌皮為良好造紙原料，所含纖維質地較高。古時曾以楮皮纖維織成楮布作衣料用，與麻布有同等功能，但成本顯然低於麻布，因楮樹無需人工栽培，隨處可砍伐，經漚制後即可得纖維，再將其紡織成布。中國漢代用楮皮纖維織成的布，20世紀初在新疆曾出土。破舊的楮布因而與麻布也成為造紙原料。既然漢人可用更廉價的楮皮纖維織布代替麻布，則就有可能探索出直接用楮皮纖維造紙。這從技術上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結果。可以設想，用楮皮造紙需先將其於水中漚制脫膠，再用草木灰水蒸煮，以下的程序與造麻紙同，不過要隨時將楮皮外表的青皮層剝去。楮皮紙的出現打開了造紙術的廣泛的原料來源，導致後世桑皮紙、藤皮紙、瑞香皮紙等一系列皮紙的出現。但漢代的皮紙至今較少出土，因為出土麻紙的地點多在西北氣候乾燥的地帶，這些地方那時仍以麻紙為主，中原及南方產皮紙的地方地下水位高，紙被破壞，故發掘古墓很少見有皮紙，不等於說當時不產皮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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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