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一節篆法

篆法是篆刻藝術的基礎，印章文字主要採用篆書，如何使入印文字既符合篆書結構規範，又能夠適應印面的表現形式，使印章文字富有較高的藝術意蘊，是篆法所要研究的課題。 中國漢字的形成，經歷了圖形化、線條化、筆劃化三個發展階段。篆書是最先形成的書體，正處在由圖形化向線條化發展的過渡期，仍保留著圖形化的特點，其點畫、偏旁、部首、轉折、結構造型都有一定的規範法度。掌握篆法就是要熟悉各種篆體的構成規律、造型特徵、體勢風貌。篆書作為通行的文字在秦代就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漢代以後還有相當數量的器物、建築鑄刻篆文，像權量、瓦當、錢幣、碑額等。同是篆書，不同時代的人書寫，就呈現出不同的時代風格，有唐篆、宋篆、元篆之稱。刻篆宜精，識篆宜博。注意積累各種篆體，進而心記手摹，直到使各種篆體形象鮮明地儲存在大腦的記憶庫中，每臨創作，當判定印文內容適合應用的篆體後，便能信手拈來，經營入印。這種學習是開闊知識境界的過程，也是積累藝術功力的過程。它是掌握篆法所必須具備的基礎和學養。

恪守規範，可以說是2000多年印章發展史相沿下來的一條準則。凡是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無不體現這一準則。強調篆法規範，並不排除在治印過程中，對篆文進行藝術處理。如為了佈局的需要對筆劃過繁的字作某些省簡，對筆劃少的字進行加重筆劃或重疊偏旁等變化。漢代就注意到入印篆文同書寫的篆體法書是有區別的。 “說文篆刻自分馳”，在符合篆書規範的前提下，對某些篆文進行增減筆劃、省略借用偏旁是藝術創作的手段，往往是藝術印章經營佈局的匠心所在。這同不講規範，憑藉想像或拼湊偏旁部首，硬造篆字是完全不同的。 在一方印章中，同時雜用不同的篆體，是否符合篆法？對此，篆刻界有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持否定態度，認為雜用篆體容易造成印面零亂，初學者尤不可取。另一種意見以實踐作了回答，浙派印作，不但有不同篆體穿插，還雜用異體字，作為增強作品整體感的處理手段，這是浙派的創作特色。浙派篆刻藝術的盛行，可以說對這一問題作出了經受歷史考驗和社會承認的回答。但是第一種意見也並非沒有道理，藝術創作可以為了取得完滿的藝術效果而不擇手段，正像浙派，雜用篆體而不零亂反而增強了作品的整體感，這是高層面藝術造詣駕馭的結果，對於初學者來說，雖不妨大膽嘗試，但更應把創作重心放在提高篆法修養上來。

書體和書風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提倡謹守篆體規範，同鼓勵適應時代好尚、發揮藝術個性、創立新的篆書風格並不矛盾。只有新的篆體入印，才能形成新的印風。篆刻藝術是一門古老的藝術，為了使這一傳統藝術煥發青春，永葆生命活力，時代呼喚體現新時代精神的篆體出現。這就要求我們遵循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批判地繼承和弘揚祖國篆刻藝術遺產，解放思想，大膽創新。 為了便於大家參考，現將篆書作簡要的介紹。 篆書分大篆、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 甲骨文又稱龜卜文、貞卜文、甲骨刻文、契文等。商周時代崇信巫術，王室貴族凡舉行祭祀、對外征伐、重大政事或進行田獵、預測氣象、防治疾病等，都要事先舉行占卜儀式，佔後在龜甲、牛胛骨或鹿頭骨上用墨或硃砂寫出卜辭，然後用刃器將卜辭刻出或用漆寫出，也有在刻後塗硃砂的。甲骨卜辭中有許多有關商周時代政治、經濟生活狀況和歷史事件的記載，成為研究商周社會和古代歷史、文化科技的寶貴文獻。同時又是現存的最古老的漢字書跡。

甲骨在1899年以前，被叫作龍骨，河南安陽小屯一帶的村民在地下挖掘後，當作藥材賣給中藥舖。 1899年清代光緒時期的國子監祭酒(當時的國家大學官員)王懿榮無意中看到龍骨上的刻痕，經研究確認為古代的文字。繼而引起文化界的重視，開始蒐集收藏，外國人也趁機收購，致使二萬餘片甲骨流散國外。 90多年來陸續出土甲骨總數達15萬片以上，統計文字5000餘個，利用形、義、音結合的方法已辨讀出的字有2000多個。著錄、研究甲骨的著作達百餘種，形成了歷史學的重要分支學科——甲骨學。我國從事甲骨學研究的著名學者有王襄、董作賓、陳夢家、唐蘭、張政烺、李學勤、李孝定、嚴一萍、饒宗頤等。 甲骨文在文字學和語言學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地位。甲骨文筆劃平直，相對規範化；結構對稱，重心穩定；構成規律主要有像形、假借、形聲三種，已是較為成熟的文字。具備了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甲骨文的文法也和漢語語法基本一致。甲骨文的組字特點是筆劃繁簡尚無定則，形體不固定，寫法也有反有正，有一字多形、偏旁增省和部位方向也無一定的規律。甲骨文的字形書體風格因時代和書寫人的不同而有變化。甲骨學家根據貞人(書寫卜辭者)等多種斷代依據將商代甲骨文分為五期，現將商周甲骨文各期特點介紹如下：

商代甲骨多發現於河南安陽市，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已知這裡是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商代的王都遺址，盤庚遷殷建立的殷墟。甲骨出土時多大量堆積在一起，只有少數是零星散落在殷墟宮殿遺址上的，可以推斷甲骨是經卜刻之後，有意識地儲存起來的。很可能是商王室當作文獻檔案保存起來的。 盤庚至武丁時期(公元前14世紀)書風雄偉，書寫人為韋、亙、靜、永、賓等； 祖庚至祖甲時期(公元前12世紀)書體嚴謹工整，書寫者有旅、大、行、即等； 廩丁至康丁時期(公元前12世紀中後葉)字體粗率散亂，有錯訛缺筆之作，書寫人有荷、寧、彭、狄等； 武丁至文丁時期(公元前12世紀後葉)體勢峻峭、風格多變，反映出從事書寫的貞人增多，但多不署名；

帝乙至紂時期(公元前11世紀)書風規整端正、法度嚴謹。書寫人有詠、黃、立等。 西周甲骨文在山西洪趙、北京昌平白浮、陝西灃西和岐山、扶風等地發現，總數兩萬餘件，其中有字者不足500件。西周甲骨文的文字結構、卜刻方法及埋藏方式與商代甲骨近似，不同的是用鋒刃的利器刻在龜腹甲上，卜甲多為體積很小的碎塊。卜辭文字短少、字體纖小如粟粒，筆劃細如髮絲。最小的字僅有一毫米長寬，需借助5倍放大鏡才能見及。陝西鳳雛出土的周原甲骨寫於西周文王至昭王時期(公元前11世紀中葉至公元前10世紀後半葉)，字體雖小而結構嚴謹，工整秀麗。雕刻技藝精湛，顯示出運刀起止提頓自如的意趣。均無貞人署名。西周甲骨文始發現於1954年，對其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在文字考釋及分期方面尚無公認的論述。

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後，對書法篆刻藝術也產生深刻的影響，近現代有不少書法家書寫甲骨文體，較有影響的是羅振玉和丁佛言。不少篆刻家吸取甲骨文入印，或取其筆劃線條勁利峭拔，或揚其結構古樸簡約，形成古拙而又具有新意的印風。 金文又稱鐘鼎文、吉金文。商周至戰國時代奴隸主貴族在祭祀、宴會各種禮儀場合，使用的青銅器皿上鑄刻的銘文。奴隸主貴族利用禮儀體現等級制度，維護統治秩序。禮儀儀式中應用的青銅器成為奴隸主貴族權力與意志的象徵。在製造各種禮器時就以鑄刻銘文的形式，記述製作器皿的原因(紀念某位祖先或重大事件)、時間、地點以及鑄器人的姓名。 青銅銘文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是研究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初期歷史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文獻。同時，青銅器銘文又是當時語言的記錄，保存著豐富的文字學、語言學的資料，深受學術界重視，對青銅銘文的研究已形成獨立的學科——青銅器銘辭學。

商周銘文青銅器計已發現一萬餘件。銘文的體例、內容及字體都因時代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特點。商到春秋時代的銘文均為鑄造的，戰國時代的青銅銘文多為鑿刻在青銅器壁上的。銘文的鑄造方法，據考古學家考證，是先據銘文在器皿上的位置，製作一塊與器形相同的泥片。由善書的書史，用墨或硃砂寫出銘文，再用刀刻出，形成陰文。待刻有銘文的泥片乾燥定型後，貼附在器皿的內範上，印成陽文。等到整個器皿澆鑄完成時，銘文就成了凹於器壁的陰文了。青銅器銘文先書後刻鑄，較多地保留著墨書的書寫痕跡，因此青銅器銘文書體的演變，反映著商周時期書法藝術的演變。 商代早中期(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的青銅器尚未發現銘文。盤庚遷殷以後，出現簡短的銘文，一般在10字以內，有的僅有一二個字，大多是族徽圖像、人名、父祖名，如“婦好”等。商代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最多的有30-40字，表明某因受賞而為父祖輩作器。銘文字體一部分為筆劃露有起止鋒芒，間有肥筆，體勢雄偉；一部分形體細長，筆劃挺拔，無肥筆，不露鋒。以上兩種風格的金文代表作見“司母戊鼎”銘和“戌嗣子鼎”銘。

西周早期金文(公元前11世紀至10世紀)盛行銅器鑄銘風氣，銘文增多增長，常見幾十字、上百字的長篇巨制。銘文內容豐富，在頌揚祖德、記述功績、受封賞的記述中保留了有關西周社會政治、軍事、土地制度、社會變革等史料。文字結構嚴謹，方折筆劃首尾出鋒，有肥筆，突出提按的變化，被稱為波磔體。可舉“大盂鼎”銘為代表，全文29行291字，氣勢雄偉，字體大小結合章法行氣錯落有致，堪稱金文法書精品。 西周中期金文(公元前10世紀末至公元前9世紀初)書體嚴整規範，筆劃無波磔變化，兩端平齊如圓箸，被稱為“玉筯體”。 “史墻盤”銘即這一時期金文代表，銘長20行290字，分佈在縱格線的方形界格內，字體雖有參差，因字行間距相等，形成齊整的效果。

西周後期金文(公元前9世紀至公元前771年)字體勻稱，結構和諧，規範化，標誌著篆體的成熟。 “毛公鼎”銘、“虢季子白盤”、“散氏盤”銘是這一期書法代表作。 春秋戰國時期金文(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列國興起，各諸侯國紛紛自鑄銅器，銘文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吳楚地區字體修長秀麗，出現了筆劃曲紆盤的圖案意匠字蟲鳥書；秦國書體轉折圓潤，輕靈秀美，筆劃勻勁肯定，更具書寫痕跡，進一步由籀書向書寫便捷的小篆演變。春秋戰國時期逐漸使用竹簡，銅器銘文由書史轉向裝飾，銘文趨向簡短，百字長銘極罕見。戰國時期銅器銘文轉向以鑿刻為主，出現了工藝精巧的錯金銀篆文。 金文對近代書法篆刻的發展有很大影響。清代乾隆、嘉慶以後，大量的商周青銅器陸續出土面世，引起學術界的震驚，許多學者和書法家、篆刻家得以見到前所未見的古代藝術珍寶，紛紛從各自的領域從事對金文的研究和借鑒，這種學術時尚，使蒼勁古樸的金石韻味成為書法篆刻藝術追求的美學風範。

籀文又稱大篆。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記述，是由周宣王(公元前823—前782年)時的太史籀整理創立的書體。近代學者王國維論證為春秋戰國時代在秦國通行的文字。籀文結字如金文，筆劃圓轉更具書寫的線條韻律。 “秦公簋”銘文及石鼓文可為代表。 石鼓文唐代初年在陝西省陳崙(今扶風)發現10個用花崗石雕刻的鼓形石刻，每個高約90厘米，直徑約60厘米，得名石鼓。每鼓身上刻韻文一篇，以其文內容分別稱名：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殹、田車、鑾車、靈雨。唐代發現時文字已漫漶，大多文字不全，一鼓已無文字。按原石推算10鼓應有文字600餘，現僅存272字。石鼓文是我國現存的時代最早的文字、書法刻石，具有歷史學、文學、社會風俗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因而歷代都視為國家瑰寶。唐代韓愈、韋應物等曾作長詩《石鼓歌》頌詠；宋金兩代曾將石鼓隨國都所在地遷汴京、燕京，清乾隆皇帝曾模刻石刻置太學。抗日戰爭時為免石鼓遭劫難曾擬遷大後方保存，輾轉運輸至上海。建國後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闢殿宇保藏。 關於石鼓文字的內容及刻製年代，自唐代發現後，即有眾多考證論辯。近代學者馬衡提出為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時代，每鼓“刻記述當時漁獵情況的四言詩一首”之說，被推為公論。 石鼓文是由金文向小篆過渡階段的書體代表，呈現書寫化、結構符號化的嶄新面貌。體勢渾厚莊重、筆劃圓潤流暢、結構寬舒灑脫，顯示出書寫者控制線條、結構和章法的高度藝術修養。石鼓文在文字學和書法史上佔有重要位置，歷代文字學家、書法家、篆刻家無不在書法史上這座高峰前仰止探尋。臨習石鼓文書體成就最高的有楊沂孫、吳昌碩等。石鼓文拓本，流傳下來的有北宋拓本，存422字，在清乾隆時燒毀。清道光時發現北宋拓本中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後流散到日本。現只能見到這三種原拓的影印本。 小篆又稱秦篆。秦始皇結束戰國群雄峙立局面統一中國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字方面，由李斯整理頒定統一的標準字體，廢除六國文字中與秦國文字不相符合的部分。李斯在秦國籀文的基礎上加以簡化、符號化。史稱秦篆、小篆。小篆較之大篆更加講求法度，追求秩序美與靜態美。筆劃、結構省減，重心穩定，疏密勻稱，偏旁部首位置有定則，章法佈局重行列秩序，使篆書進一步定型化，同時也完成了古文最後階段的改革。 小篆書跡，傳世的有秦始皇及二世發行的貨幣、符印、度量衡器上的鑄刻文字以及碑碣石刻銘文。秦刻石是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巡行全國各地時所立，刻有秦始皇詔書及隨行官員題名，還有秦二世在10年後補刻的詔書。據傳均由李斯書寫。當時所立碑碣共有七塊。分別稱為：“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東觀碑”、“之罘碑”和“碣石”。其中，之罘碑、東觀碑、碣石已無跡可考；嶧山刻石、會稽刻石原石已毀，有宋代摹刻本傳世。只有泰山刻石尚存一塊殘石，琅玡台刻石尚存黏合的碎塊。 泰山刻石又稱封泰山刻石，內容為頌揚秦始皇的豐功偉績。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詳載立石經過及詔文。據記載北宋時尚殘有220字，至明末僅有29字了，清乾隆時毀於火，原石被燒成碎塊，收集了殘石2塊，僅存10字。現殘石置泰安岱廟中保存，僅有漫漶不清的九個半字，可辨認的完整字只有七個。 琅玡台刻石，原石立山東諸城縣城東琅玡台上。北宋時僅存秦二世詔書及隨行官員題名，共13行104字。清光緒時，石毀，僅有部分殘塊黏合，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刻石文字線條豐潤有力度，疏密勻稱，結構嚴謹，平穩莊重，章法分行佈白有矩度。它是秦篆中官方文告的工整書體代表，也是小篆書體的範本。泰山刻石拓本，傳世最早的是北宋時拓印的，尚保有165字，已流散到日本。比較多見的原拓本是明代的29字本。都有影印本可供研讀。 小篆法度嚴整，筆劃間架講求工整對稱，不易書寫，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紛繁記事的需要。因而還沒有來得及向全國普遍推廣，就隨著秦朝的覆滅而被書寫相對快捷的隸書所替代。俟後篆書不復為全社會通行的主流書體。但作為經歷近千年流傳嬗變而達到成熟階段的書體，對後世文字書法發展的影響卻是恆久巨大的，不僅直接促進了隸書的形成，並演變為繆篆興盛於漢代，還受到歷代的尊崇延綿不絕。凡官方文告、符節乃至公私典籍，為表示隆重莊嚴和史乘價值，仍用篆體書寫，如碑額、建築匾額、璽印、貨幣等。形成了富有各個時代特色的篆書風格和样式，使篆書成為中國書史上源遠流長、深奧、華美多彩的書體。並出現了唐代李陽冰，宋代徐鉉、夢英，元代趙孟頫、泰不華、周伯琦，明代李東陽、趙宦光，清代鄧石如、趙之謙、吳昌碩等在繼承發揚篆書書法上作出貢獻的書法家。 古文發展到小篆已具備了嚴謹的定型化法則，在筆法上橫平豎直、圓弧轉折，皆為平順實筆；無點勾、提頓、虛白變化；結構均勻、對稱、重心穩定、工整飽滿。在同音、近義、形近字的通假或一字多形上都有一定規範，同時又有甲骨、金文、籀文、小篆、繆篆等不同文體的變化。篆刻創作中應正確運用篆法，避免混亂使用或臆造。兼用不同篆體時，約定俗成的作法是後可融前、前不夾後。如用甲骨文體不宜混用金文或小篆，運用小篆可以通借在此之前的篆體。對於小篆中沒有的新生字，允許按“六書”造字的原則，組合偏旁部首。切忌無根據地生拼硬造。篆書是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像其他藝術門類一樣，也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發揚光大，這就需要我們遵循規律繼承革新，使古老的文化財富煥發出新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