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節印章的歷史

為了方便讀者了解篆刻藝術，有必要對這門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藝術的發展歷史，及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特點作一些簡略的介紹。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在激烈變化的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中，需要使用信物憑證。印章的製作要經過複雜的契刻、冶鑄工藝，因而使用印章較之簽字畫押更難於復制模仿，更具有可信性，能起防奸辨偽的作用。因而作為憑信用具和權力像徵的職能受到社會公認。當時中央王室給各諸侯國的國書，各諸侯國之間乃至民間交往簽訂各種契約，都鈐蓋印章作為盟守信約的信物憑證。印章還是權力的象徵物，各級權力機構在發布政令、宣布政策法令時也以印章作為權威信物昭示於眾。政府任命官吏也要授予印章，作為委託行使職權的證明，類似後世的委任狀。官吏們受印後，在公務活動中便須把印章佩帶在身，作為職務級別的標誌物。在經濟活動中，印章被作為徵收稅收、管理關市、檢驗商品、統轄、禁止違禁物品流通市場的標誌。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日庚都卒車馬”印，即是烙馬印。其體積比一般印章大幾倍，就是用火加熱後在馬匹上烙制編號歸屬標記用的。現代各國管理軍馬仍在沿用這一作法。印章也應用於製造業的商品標誌。考古發現這一時期的陶器、漆器上就有用印章模印生產廠商名號的。如1954年在鄭州白家莊發現的陶文，有刻劃壓印的姓氏、裡名、紀年文字。可能是製陶工匠的姓名、廠址或銷售地、生產年代的印記。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漆器上有“咸亭”、“安亭”、“許市”等印文，用以表明漆器的產銷地點。

春秋戰國時代的印章，因用銅鑄造，使用時按在泥上，稱為“鈢”〔xi喜〕或“(左土右木)”〔xi喜〕。後世發現這一時代的印章，因歷史久遠統稱為古鈢。古缽無論是鑄文為職務的官印，或私人姓名印、吉語印或圖案肖形印，形制都比較小，因而又稱“戰國小鈢”。古鈢形狀各式各樣，除常見的方形外，也有圓形、長方形、矩形等形制。印背鑄紐，以鼻形紐最多。各種紐式均有穿孔，供穿系佩帶。戰國時官印由各級官員佩帶在身，蘇秦號稱佩六國相印。官印隨身佩帶的習俗一直延續到魏晉以前。據《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記，張耳與趙王歇被秦軍圍在鉅鹿，陳餘按兵不救。諸侯軍解鉅鹿圍後，張耳怨責陳餘，陳當即解下印綬交張耳，張開始驚愕，俄頃乃悟，隨後佩帶在身，表明接受了陳餘的引咎辭職。根據史書記載，漢代皇帝的鈢印也是隨身佩帶的。 《漢書·霍光傳》載，漢昭帝死後，霍光等建議立昌邑王的兒子賀繼位，不久發現賀淫亂無能，群臣不得已建議皇太后廢黜新皇帝。他們把昌邑王賀叫來，宣讀了皇太后的詔書，隨即解下他身上佩帶的璽印，奉給太后，一場換代的改組活動便完成了。當時一般士人也把印章當作裝飾品和吉祥物佩帶在身。死後隨葬。同印章一起佩帶的還有玉石牙角製作的環、璜、(左角右雋)〔xi戲〕等，走起路來，叮噹作響，被當作象徵節操高尚的儒雅風度。

古鈢的印文除少數是在鑄好的銅印上鑿刻白文印外，大多是鑄造的。其工藝程序與製造青銅器相似，需經刻模、制模、澆鑄等工序。刻模時保留印文字體實線，刻去印底，待翻模後即鑄出了朱文印；白文印即是在製模時刻去印文實線，印文凹於印面。在刻模時白文印工藝較朱文印便捷，因之古鈢中以白文印為多。春秋戰國的青銅鑄造工藝已發展到成熟階段，印章的製作工藝大多極為精美。 古鈢印文，因各國割據，文字體貌不盡相同，稱為六國古文，屬於大篆體系的篆文。較之鐘鼎文，筆劃圓曲宛轉，結體追求象形的圖畫意味，自然生動，富於動態美和節奏感。以這種崇尚變化的文字入印，在佈局上又常常靈活地增減筆劃，移易偏旁，安排印文也無拘無束，善作活潑的穿插，形成空靈奇險的藝術風貌。創造出許多富於藝術意象的篆刻作品。古缽的製作工藝精美、功能多樣、形制豐富，在篆刻藝術上具有獨特的風格，標誌著中國篆刻藝術的第一個發展高峰。古缽在藝術上的成就，為明清以來印壇仰慕，對篆刻藝術民族傳統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封建大帝國後，為加強中央集權，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都採取了推動統一的措施。秦始皇在典章制度方面，改變商周以祭祀禮儀中使用禮器——鼎作為王權象徵的傳統作法，代之以鑄造印章。在製定典章制度時，對印章的名稱、使用材料、形制、印紐式樣等，都作了嚴格的等級序列規範。規定皇帝使用的印章用楚國的玉石雕刻，稱為“璽”，官員人等的印章稱“印”、“章”。還設置了稱為“符節合丞”的專門機構，監管印璽制度的實施，嚴禁踰制濫用。從此，皇帝用璽的製度為封建時代歷代王朝沿襲。皇帝的玉璽成為皇權交替、冊封的憑據和鎮國之寶。玉璽作為國之重器被禮敬珍藏，如漢昭帝時，“霍光博陸侯輔政，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增郎秩二等。”《漢書》中這則記載，歌頌了一個管理璽印小官吏忠於職守的精神。他敢於拒絕執行上級不符法規規定的指令，冒著生命危險保衛國璽。使霍光受到震動，授予這個管印官吏提升二級的嘉獎。

喪失玉璽，即為亡國的象徵。西漢末，新莽篡政就是以奪取帝璽為標誌的。 “漢平帝崩，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玉莽即位，請璽。太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不肯授，莽使安陽侯王舜論指，太后怒罵曰：'若自以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何用此璽？'”後來王莽又施加壓力，太后盛怒之下，將璽扔置地上。王莽得璽，完成了篡政的鬧劇(引自《文獻通考》)。南朝的陳叔寶也是抱著玉璽逃竄，宣告了陳朝的滅亡。沿至明清在修建紫禁城時，仍把存放玉璽的殿宇置於中軸線上太和殿後的顯要位置。窺測神器，成為顛覆王權的代稱。 秦代官員和百姓用的印章，形制與戰國古缽大致相像，仍以銅鑄居多，印紐式樣仍尚簡樸。私人印中出現了造型精美的龜形紐。除姓名印外，出現了以吉祥語句作印文，開後世以詩詞格言入印的先河。秦印在形式上的突出特徵是印面除邊框線外，又加“田”字形界格。低級官吏的章，只有正方形的一半，加“日”字形界格，稱為“半通印”。

秦印文體稱為摹印篆，較之大篆更為簡化、規整，與小篆結體相近，字形近方形，筆劃方中寓圓，運轉流暢，結體秀美奇峭，具有靈動活潑的氣勢。由於加用了田字形界格，使欹〔qi七〕斜生動富於變化的印文，在規整的界格內，形成了新的穩定和諧。秦印的印文除朱文、白文外又增添了朱白相間的新穎處理手法。一印之內，朱白互補，將筆劃繁簡懸殊的印文，通過刻底、留白的線條與塊面交錯，造成視覺上的平衡感，增添情趣，引人入勝。 漢代的典章制度，多沿秦制。漢初的印章形制式樣仍保留秦代印章的特點，並在製度上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據東漢衛宏著《漢舊儀》記載，漢代皇帝有六璽，都用價值昂貴的白玉製成，雕刻蟠龍、奔虎印紐。印文為：“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等。皇后的璽印與皇帝同製。 1974年陝西咸陽一位中學生在上學的路上，發現了被埋在積土中的一方白玉印章，刻有“皇后之璽”的白文字樣。經考古部門考證，確認是與文獻記載相符的漢代皇后玉璽。 《漢舊儀》中還記載，當時規定按官職的高低不同所用的印章分別稱“章”或“印”。私人印章則須在姓名之後加“私印”二字。同時對各等級印章的材質、紐式及印綬的顏色都有嚴密的規定。任命官吏以頒發印章為標誌，類似現代任命書的作用。官員們也要把印章佩帶在身上，用以表明官階等級並示尊嚴。遇有要事即鈐印於封泥，作為行使權力的憑證。各級政府發布政令都要鈐加印章。漢私人印章，除姓名印，還有肖形印、吉語印。形式有兩面印、多面印和套印等。肖形印在印面上刻人與馬、牛、羊、駱駝等動物形象。還有以多面印的形式，刻出代表東西南北方位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龜、蛇)圖形的四靈圖案。各種動物形象造型誇張，富有浪漫色彩，呈現出漢代繪畫的藝術特色。

漢印文體稱為繆〔miao妙〕篆，是一種帶有隸書意向的篆體文字。字形方正，筆劃平直，結體勻稱工整。氣勢渾厚、明快，具有質樸自然、豐滿安定的美感。漢印中還有一些以蟲鳥篆入印的印章。蟲鳥篆是裝飾化的篆書，起止筆劃融合蟲鳥的形象。筆劃捲曲縈繞，運轉舒展靈動。蟲鳥為龍鳳的原型形態，以蟲鳥篆入印，代表龍鳳的祥瑞之徵，寄寓吉祥祝福。反映了人們追求安定幸福的美好願望。漢魏時期還有一種稱為懸針篆的印文，即在繆篆的基礎上，將垂直的筆劃加以誇張，使收尾筆形垂長，顯出尖銳的筆鋒。東漢時期的衡量器具上常採用這種篆體。 漢印多為鑄造白文，線條粗壯、均勻，稱為大白文、滿白文，加蓋泥封上，印文十分清晰、飽滿。後世鈐印紅印泥後，朱白對比鮮明，豐滿明快，非常醒目。此外還有不少鑿刻的印章，多是武將佩印。漢代戰事頻繁，在戰鬥中往往急需增補新的軍事指揮官。給這些增補的將領頒發印綬，來不及從容鑄造，就由軍中刻印工匠們在預先鑄造的印坯上匆匆刊刻成印，故又稱為急就章。這類鑿印，多為較細的白文印。高級官員為兩鑿成文，印文結體比較規整；低級官員則為一鑿成文，具有隨意自然的氣質。急就章呈現的樸茂自然、不加修飾、拙中寓巧的印風，為後代的篆刻家們追摹。對後世篆刻藝術刀法的形成具有啟迪意義。

漢代印章鑄造精美，尤其在篆刻藝術形式美方面，呈現與戰國古鈢迥然不同的藝術風貌。印文結體嚴謹莊重而又有縝密的構思變化，具有質樸壯美的審美情趣，為歷代篆刻家崇尚。後世許多篆刻家，特別是明清聲勢浩大的諸多篆刻藝術流派，無一不在秦漢印中吸取藝術營養，在繼承秦漢藝術成就上推陳出新，求得發展。秦漢印章與戰國古鈢在中國篆刻發展史上雙峰並峙，形成中華民族可資寶貴的文化財富，是篆刻藝術的寶庫。 古代的璽印都是鈐加在封泥上的。有大批的實物遺存可證。 《淮南子·齊俗訓》：“若璽之抑填”，填即是指封泥。古代封泥是用來封緘書信和物品的。封物時，用繩索將物品捆紮後，在繩索的結節和繩的兩端加泥鈐印，封泥起了鎖封的作用，可以防止開啟包裝。封緘書信時，則把竹木簡牘加上木檢，用繩索紮緊。木檢上刻有方孔，把繩索兩端穿到方孔中，用泥封住方孔，鈐加印章。使木檢、繩索和封泥連為一體。最後在木檢上寫上收書人的姓名、地點，稱為“署檢”。用這種封緘方法可防止書信在輾轉投遞過程中被私拆洩密。

封泥的使用，據文獻資料載，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通行，從考古實物遺存看，漢代極為盛行。現已知在陝西、山東淄博發現漢封泥700餘枚，1920年在朝鮮平壤附近的樂浪遺址、1956年在湖南長沙河西嶽漢墓、1957年在呼和浩特漢古城遺址、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都出土了漢代的封泥，可見漢代使用封泥的地域十分遼闊。 東漢發明造紙術後，至南北朝時紙張的生產和使用已很普遍，逐漸取代竹木簡成為文房用品。封泥也漸漸廢弛。鈐蓋印章改在紙上用朱紅印色。 《北齊書·陸法和傳》記載“上樑武帝書'朱印名上'”，這是紙張上使用印色的最早文獻記錄。在南齊、唐代傳世的法書、繪畫作品和新疆出土的文牘上也可見到墨色或朱色的印跡。

封泥之製廢弛後，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 1822年(清道光二年)在四川、陝西等地發現封泥後，當時人都不明其為何物，曾定名為“印範”。直到1898年經清代學者劉鶚考證始定名為封泥，並徵信於文獻記載，使人們了解到唐代以前古璽印的使用習尚。 現代國際交往中使用火漆印封緘機密國書，海關驗放進出口貨物鈐加的鉛封，其作用和使用方法都與中國古代封泥很相像。不過這是源自歐洲中世紀的文化現象，是在中國封泥停止使用以後才興起的。 唐宋時代的印章制度，據文獻記載十分冗繁。對帝王、主要職官的印章規格、使用材料、印紐式樣以及印綬的顏色都有詳細的規定。武則天對秦始皇以皇帝印稱璽的定名問題提出質疑。她認定“璽”字與象徵死亡的“息”字同音，視為不祥。於公元694年(延載元年)改變皇帝璽印的印文“皇帝之璽”為“皇帝之寶”，並以印章尺寸的大小、厚薄作為等級尊卑的標誌。最高級別的官印增大至55毫米左右，以下依次遞減，這樣唐宋時代的官印體積都較秦漢時代增大一至兩倍或更多。此外還規定官印一律用朱文，朱文又稱陽文，以附會乾坤陰陽之說，體現君權神授。實際上是由於造紙術發達後，書寫材料普遍採用紙張，鈐印方式已不同於先秦和漢代用封泥。封泥的拉力有限，印章體積過大，封泥容易損壞，同時鈐蓋印章改用印泥後，朱文也較白文鈐印在紙上的字跡清晰易辨。唐宋印章印面擴大容量增多，為了填充印面的空白，出現了對字體繁贅處理的現象，將筆劃少的字，加以屈曲盤繞，逐漸發展成字字皆用此法，形成一種書體，被稱為九疊篆。古代以九為極數，號稱九疊極言屈曲之繁，不是每一筆劃盤曲的確數。實際上唐宋九疊篆只是將字頭筆劃或豎畫寫成三四折。金代印章中偶有印文七折、八折之例。九疊篆筆劃繁瑣、板滯，缺乏藝術韻致，且難以辨識。由於符合封建統治者追求的繁褥、腫塞的所謂廟堂氣；結字難識又符合了防止偽造的要求，因此唐宋時期出現的九疊朱文印，一直被俟後的元、明、清王朝沿用作為官方用印的專用篆文。為顯示朝廷頒賜的聲威，九疊篆又稱尚方大篆。

唐宋時期官方印章增加了“以明所屬”的功能，即在宮廷收藏的書法、繪畫等藝術品上鈐加收藏印章。唐初就建立了宮廷收藏藝術品的機構，凡經皇帝看過的收藏品，都加蓋“貞觀”年號印章，作為內府收藏的記號。此後南唐、西蜀、北宋、南宋都相繼此制。南宋以後私人收藏也漸成風氣，收藏鑑賞印的形式也隨之增多，逐漸形成專門的印種。書畫收藏印的興起，造成印章與書畫作品的結合，不僅為篆刻藝術開拓了新的用途，還使印章創作，在追求與書畫藝術協調一致中，由完全以實用功能為主，轉為匠心經營的藝術創作，促使篆刻藝術別開生面。 唐宋時期私人用印章的實物遺存所見極少，只在同時期的文書、書畫作品上見到一些姓名印和齋堂名號印。如唐李泌的“端居室”、宋代米芾〔fu服〕的“楚國米芾”、“祝融之後”、“米姓之印”等等，為數不多。唐宋時代是中國文學藝術空前繁榮發展的時代，書法界接連湧現的一個個精於楷書、草書的大師，引起人們的驚羨、讚譽。他們的成就吸引了社會的關注。可是專習篆書的書法家卻寥若晨星，著名的篆書家只有李陽冰一人而已。印章藝術在隋唐至宋遼金的700年間，也處於同樣低落的狀態。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後，宣布以國師八思制定的文字為元帝國的國書。仿效唐宋制度，為各級政權官員頒行印章時，均以八思巴文製作印文。受這種印風的影響，當時蒙古族貴族刻製私人印章，也以八思文的簽名字樣入印，作為憑證信用的專門符號。因而元代印章出現了一種很獨特的形式——“花押”。花押印皆朱文，印形以長方形居多，也有葫蘆形或琵琶形的。流行的印文款式是上面一個漢字楷書體姓氏字樣，下加一個簽名押文。因盛行於元代，又稱為元押。 八思巴文印或花押，只在元代官府、軍事將領和蒙古貴族間流行，文職官員及廣大漢族民眾仍沿用以篆書入印的印章。元代著名畫家趙孟頫〔fu斧〕(公元1254—1322年)在書法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精通篆籀〔zhou宙〕、隸、楷、行、草各種書體，以風格秀麗溫婉、流暢遒勁著稱。元代是文人畫形成的時代，文人畫追求詩、書、畫、印結合，流行在繪畫作品上加詩文題跋及鈐蓋作者姓名、字號、別號及詩詞格言印章。趙孟頫不屑於使用篆文書藝低劣的印章，自己設計了印文，求助於印工，鑄造成與自己書畫風格相協調的自用印。趙孟頫的篆書，吸收唐代李陽冰玉筯篆的特點，用筆圓潤、線條勻淨、風格秀逸。鑄成朱文印章，遒勁的朱文連著細紋印邊，形成疏朗空靈、妍美有致的藝術風格。由於趙孟頫是最早設計印章的書法家，後世的篆刻家往往尊他為篆刻家。他設計的朱文印的印文形式，被稱為圓朱文(或元朱文)。圓朱文印的藝術特徵，被當作篆刻藝術中典雅秀麗類型的印章模式，號稱“鐵線篆”，受到明清篆刻家的重視和師法。 趙孟頫還對古印作過譜錄，書名《印史》。同時代的吾丘衍對篆刻藝術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所著《學古編》是中國第一部專門論述篆刻藝術的專著，借鑒傳統畫論、書論和詩論評述了印章藝術的規律，從理論上促進了中國篆刻學的形成。 1368年建立的漢族地主階級統治的明王朝和至1911年被推翻的滿族貴族建立的清王朝，先後統治中國達500多年。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劇烈變革的時期。 為了醫治在推翻元代統治戰亂中造成的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明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的措施，使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對外貿易也相應發達起來。經濟和手工業的發展造成城市的繁榮，全國除北京、南京之外，又出現了30多個新興的城市。進入清代，由於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加速了這些城市的開發和沿海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在這些城市裡，人文薈萃，文化發達，交通便利，為職業藝術家的產生創造了生存條件。篆刻藝術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明清時期的印章，形成實用與藝術功能分流的趨勢。注重實用價值的印章更為普及，經濟和社會交往的頻繁，使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以印章作為社會生活中的憑信用具，印章的社會需求量增大，加之資源豐富、價格低廉、便於製作的石質印材的發現，也為印章的普及提供了可能。以鐫刻印章為業的手工業行業應運而生。 明清時期的官印製作規格嚴謹。明代的印章制度極為完備，對各級官印的質地、書體都有明確規定。如皇室及各級政府的官印，用金、玉印材，鑄九疊文；將軍印用銅材，鑄柳葉篆；藩王印用玉材，鐫玉筯篆；監察御史用八疊文等。清代沿用明代印製，只是印文可根據印章頒行區域，相應採用漢、滿、蒙、藏幾種文字。以一印中並用漢滿兩種文字的官印為多。一般官印為長柄直鈕。藩王以上用印均雕刻精美的蟠龍鈕。官印的形制、印文設計及製作工藝都較宋元時期有較大的提高。 標誌著明清篆刻藝術繁榮發展的是藝術印章。唐宋時期出現的書畫收藏鑑賞印，元代興起的文人畫詩、書、畫、印結合的主張，形成篆刻藝術與書法、繪畫藝術的結合。明清兩代書法、繪畫藝術的發展，也帶動篆刻藝術同步發展。明初畫家王冕(公元1287—1358年)首創以花乳石刻製印章，石質印材的發現為大批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書法家、畫家參與篆刻創作提供了契機，篆刻不再只是手工業者鑄造的工藝產品，也不再局限於作為憑信用具，而成為篆刻家創造的藝術品，同時又是進入商品流通領域的文化商品。篆刻作品以商品的形式獲得社會承認和流傳，客觀上推動了篆刻藝術風格多樣化的形成。文字訓詁學和考古學的發展，又為篆刻家們提供了借鑒古代篆刻藝術傳統的有利條件。在經濟發達地區，篆刻家相對集中，他們師生相繼，師友交流，逐漸形成集中於某一地區的篆刻藝術流派。這些篆刻藝術流派的創始人，大多是藝術修養全面的書法家、畫家或詩人，各有“印外功夫”，在篆刻創作上追求標新立異，發展藝術個性。他們具有深厚的藝術功力，善於吸取古代藝術遺產的精華，形成獨特的藝術風貌。他們影響和帶動一批批追隨者，或在技藝上傳承，或在藝術上相互影響，推動了篆刻藝術的發展和提高。篆刻藝術流派紛呈的局面，使篆刻藝術在持續發展中，呈現絢麗多彩的藝術風貌。明清兩代篆刻藝術無論就創作規模、藝術成就、理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開創性的進展，把中國篆刻藝術推向成熟發展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