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是人類溝通思想、交流感情最便捷、最有效的工具，它具有無窮的魅力，是維繫、傳播和發展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和先決條件之一。在寶島台灣，人們普遍使用的語言是“國語”，最流行的方言是“閩南語”，其次是“客家語”。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台灣2100萬總人口中，講閩南語的約佔1200多萬人，講客家語的約450萬人，二者相加，約佔台灣人口的83%左右。講其它漢語方言的約15%，原住民佔2%。
所謂“國語”，就是大陸的“普通話”。把普通話稱為“國語”，反映了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國家認同感，強烈的“中國心”。日據時期，強制推行所謂“皇民化運動”，只許台胞使用日語，但廣大台胞不顧禁令，仍偷偷學習“國語”。台灣光復後，台胞更以能講“國語”為榮，如今就連許多原住民同胞也能講一口流利的“國語”。近些年，海峽兩岸各項交流活動日益頻繁，在接觸交往中，兩岸同胞在語言方面毫無障礙。 “國語”在台灣普及到這種程度，在我國南方各省中是絕無僅有的。
“閩南語”俗稱“福佬話”，“福佬”即“福建人”的意思。但“福佬話”的發源地並不在福建南部，而在黃河、洛水流域的中原地區，故又稱“河洛話”。那麼，福建人怎麼會講起“河洛話”來了呢？它又是怎麼流傳到台灣去的呢？
相傳西晉永嘉之亂時，中原一帶有林、黃、陳、鄭、詹、丘、何、胡“八大姓”人家從河南相率南遷，來到一條無名江邊定居下來，他們就把這條江命名為“晉江”(今福建省境內)，以示不忘自己是晉朝人。唐末，中原戰亂再起，烽火連天，有叫王潮、王審知的兄弟倆，率數万人從河南固始縣南遷，在今福建境內創建“閩國”，割據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們闢山造田，促進了閩地的開發，同時也把河洛方言傳到福建，並逐漸形成了福建地區閩北、閩東和閩南三種不同系統的方言。由於早期台灣移民大都來自福建南部，因此這種帶有古代中原一帶河洛語音的“閩南話”，也就隨著閩南籍移民人口的不斷繁衍而成了台灣的主要方言，而黃河、洛水流域一帶的方言，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反而逐漸被普通話所取代。
台灣流行的“客家話”主要來自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潮州(今潮州市)和惠州(今惠州市)。 “客”相對於“土”而言，“客家人”即“外來人”的意思。 “客家人”和福建人一樣，祖籍在北方中原地區，也是為了躲避戰亂，攜家帶口，相率南遷，歷經幾百年的人世滄桑，直到明初才在南方各省陸續定居下來。 “客家人”的聚居地一般都在土地較為貧瘠狹小的山區或半山區，生活艱苦，謀生不易，可耕地本不多，人口一繁衍，不得不再次尋求向外發展，廣東嘉應州、潮州、惠州一帶的“客家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迫背井離鄉、東渡台灣的。由於粵籍“客家人”渡台較晚(清康乾以後)，那時台灣西部沿海平地大都已被先期赴台的閩南人所佔據，因此他們渡台後一般都在接近山胞的內地半山區開闢草萊，落腳謀生。這些“客家人”聚居的拓墾區，自然也就流行一種從他們廣東家鄉帶來的“客家話”。
閩南話和客家話既然都源於古老的黃河流域，因此都還保留著大量的“漢音”和“唐音”。據語言學家們研究發現，這兩種方言對許多字、詞的讀法甚至比“漢唐之音”更為古老，是北方早已失傳了的一種“中原古音”。所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台灣方言和閩南、粵東方言一樣，是中國古代語言的“活化石”，它至今仍散發著濃烈的“漢唐氣息”，蘊含著古老中原文明的魅力和芳馨。
文字是語言的代表，是語言的符號和記錄。由於台灣文化源於大陸，是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的自然延伸和發展，因而台灣同胞使用的文字亦一如中土，通行漢文，自古流傳著篆書、隸書、楷書、草書等字體；文體方面亦隨著時代的變遷，由古文到白話文不斷發展。日據時代嚴禁台胞使用漢文，妄圖在台灣滅絕中國文化，但日本殖民者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目的。
1949年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海峽兩岸被人為隔絕了40多年的時間，使兩岸同胞在少數日常用語方面出現一些差別；再有，大陸實行文字改革之後，推廣了簡化漢字，而在台灣則至今仍使用傳統的繁體漢字。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兩岸關係的解凍，各項交往的日益頻繁，這些差別和不便正在逐漸縮小，並必將最終完全消失。共同的語言和文字，成為海峽兩岸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最重要的基礎和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