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著名史學家。生於官宦世家，自幼就喜好史學，20歲中進士，但一生不被重用，多年從事修撰國史。 《史通》是他總結多年研究成果和切身經驗寫成的，成書於中宗景龍四年(公元1710年)，共20卷49篇，其中內篇36篇，外篇13篇。內篇主要從史學理論方面評述各種史書的史法、書法、體裁、體例等，外篇主要敘述史籍源流，雜評古人撰史得失，糾謬質疑。
劉知幾一生酷愛史學，博覽群書，對舊有諸史多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又多年在史館工作，深悉史館的種種弊端。作者以自己的精闢見解，對唐以前的史學進行了理論上的分析總結，陳述利弊，大膽批判，勇於糾謬，堅持了進步的歷史觀。比如：他敢於對舊史學奉為經典的《堯典》、提出質疑，敢於揭發批判五行說的虛偽、迷信，認為是“掩耳盜鐘”(見《書志·五行》)，自欺欺人。
劉知幾認為史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即“三長”)，認為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中尤以“史識”最為重要。這一進步觀點被後來的史學家所稱頌，所遵循。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又補充一個“史德”，進一步發展了劉知幾的觀點。其實劉氏提出的“好是正直，善惡必書”，反對“曲筆誣書”，也是這個意思，這是對我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總結和發展。 《史通》全書實際都貫徹著這種思想。
他還從宏觀角度對唐代以前的各朝史書，包括被尊為經典的史書，都從內容到編纂方法，一一進行分析批判，指出得失，總結出“六家”(即《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為代表的六種史書編寫形式)“二體”(即紀傳、編年兩種體裁)之說，並對一些史書體裁、編纂方法進行了具體的分析論述，提出了一系列的獨到見解，強調“通識”；文不必拘泥成法，要隨時代變化而變化；取材要博採兼收；敘事為文要事核文直；修史要言必有徵，方足傳信等等，都是很好的主張，至今仍有參考意義。
《史通》不僅是史學理論專著，而且在文學上也有自己的精當見解，如主張“反浮辭於質樸”(《雜說下》)，反對唐初沿襲六朝的浮誇駢儷之風，提倡樸實無華的文風，主張用“當世口語”記事。 《史通》本身就語言質樸，行文流暢，文筆犀利，議論透徹，將愛憎之情熔鑄於字裡行間，是初唐散文的傑作。
後代研究《史通》的著作，以清代浦起龍的《史通通釋》最為有名。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整理校點本，比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