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北齊魏收撰。有帝紀12篇14卷，列傳92篇96卷，志10篇20卷，全書共114篇130卷。篇卷不一，是因為有的篇分上下卷。上起北魏道武帝登國元年(公元386年)，下至孝靜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記載了北朝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直到東魏、西魏相繼滅亡的170多年的歷史。
魏收為北齊著名文士，長期擔任史官之職。他從26歲起，就先後參與修撰北魏、東魏的國史。北齊時官至中書令兼著作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奉文宣帝高洋之命修撰魏史，五年三月奏上本紀、列傳，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經東魏到北齊，魏收參與修史長達20餘年。前後協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等人，因魏收“性憎勝己”，所用之人多非史才，起作用不多，實際負責仍是魏收自己。初稿完成後毀譽不一，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長期紛爭，甚至有斥之為“穢史”者。儘管得到高氏父子的支持，面對眾多強烈不滿者，魏收仍不得不做了兩次認真的修訂，《魏書》才勉強得以頒行。
原來北魏後期，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世家大族的興盛，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劇，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其後不久，又由掌握實權的高氏和宇文氏接掌政權，分別建立北齊和北周。魏收受北齊皇帝之命編撰的《魏書》，強烈反映了東魏北齊統治集團的利益。凡屬本集團者，筆下留情，則隱諱回護，無所不至；凡不屬本集團者或關係較疏遠者，則“意存實錄，好抵陰私”，直書其事，得罪了統治階級中的其他派別集團。關於《魏書》的爭論長期不能平息，主要起因於此，而不在於魏收個人的恃才傲物，私意褒貶。這件事也說明，當時世家大族勢力之強大足以乾預國史的修撰。後來隋唐兩代繼續致力於改撰魏史，也是因為隋唐承襲西魏、北周，必須分辨真偽，力爭正統，以維護本集團的政治利益。但是，隋代魏澹的改作、唐初張太素的新著到底都未能超過《魏書》，至北宋時均已失傳，僅留殘篇斷簡，依賴配補魏收原書而傳世。唐中葉以後，隨著舊的世家大族勢力的衰落，《魏書》終於得以與南北朝其他各史並存，進入“正史”之列。
《魏書》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專記少數民族政權歷史的。它記述了我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實現封建化、門閥化的歷史過程。北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有研究價值的重要朝代，但流傳下來的史料很少，《魏書》是有關北魏歷史的唯一基本完整的史書，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原始資料。其體例大致仿照前史，又根據時代特點，有所改易創新。帝紀部分首列《序紀》，追溯拓跋珪的先世至27代，明其發展源流，是他史所無的特殊安排。 《魏書》的長處在於志的內容比較豐富。 《食貨志》記載社會經濟情況較詳，所記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均田詔書和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李沖關於實行三長制的建議，對研究我國土地租賦制度的演變等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北齊、北周及隋唐均田制度，大致依據北魏而小有異同。 《宋書》和《南齊書》均無《食貨志》，魏收卻能注意到這些重要的經濟史料，足見其歷史眼光。魏晉以來，佛教道教盛行，於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各方面均發生重大影響。前代史書對此未予足夠重視，僅附見於蠻夷傳中。魏收獨設《釋老志》專章論述，可謂卓識創舉。諸如佛教的傳入，譯經造像求法建寺的盛況，太武帝毀法經過，曇曜建成武州石窟寺(即今大同雲岡石窟的始建)等，誌中都有記述，是關於中國宗教史的重要史料。 《官氏志》也是新設，前一半講官制，後一半講氏族，即鮮卑族所統諸部姓氏名稱由來及所改漢姓名稱，為後人研究北魏氏族，辨明鮮卑和漢族姓氏提供了極大方便。本書帝紀的材料也較豐富，如《孝文帝紀》對其遷都洛陽後實行的各項改革措施就記敘較詳。書中收錄的詔令奏議大都關係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的身世經歷等，而於當時風行的浮文艷詞多棄而不取，可見魏收對史料取捨是下過功夫的。
南北朝時期，門閥世族勢力強大，社會重視門第譜牒。 《魏書》列傳受其影響，多敘譜系。這樣寫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其利在可以辨別漢人和鮮卑人的家世源流，避免混淆；其弊在煩瑣枝蔓。一卷之中，父子兄弟子孫姻親連類而及，多至一二十人，不少人並無實事可記，實與家傳無異，殊少史料價值。本書囿〔you又〕於北齊統治集團的偏見，以北魏和東魏為正統，不為西魏三帝立紀，將劉聰、石勒和宋、齊、梁、陳都列入《外國傳》，罵東晉為僭晉，斥宋、齊、梁為“島夷”，這些作法都未免狹隘和有失客觀公正。
北宋以前，史書均靠抄寫流傳。由於條件限制，南北朝各史流傳中多有脫誤，而《魏書》殘缺較為嚴重，幾近30卷。宋仁宗時，由劉攽〔ban班〕、劉恕、安燾、範祖禹四人校定《魏書》，當時取李延壽《北史》等有關史書或類書文字予以配補。後世的刻本都依據此北宋校定本。
《北齊書》，唐李百藥撰。原名《齊書》，宋代始加“北”字，以與蕭子顯所撰《南齊書》相區別。有帝紀八卷，列傳42卷，無志表，共50卷。主要記載了公元534年前後北魏分裂，東魏政權建立，中間經過公元550年齊代東魏，直到公元577年北齊滅亡為止的40多年曆史。
李百藥少有文才，歷仕隋唐。其父李德林在北齊時即參與修撰國史，創紀傳書27卷，隋開皇初奉詔續撰，增至38卷。貞觀初年，李百藥奉唐太宗之命續修齊史。他以其父舊稿為基礎，參考王劭編年體《齊志》，雜採他書，擴充改寫，於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完成全書。
《北齊書》記事比較簡要具體，雖然有不少為統治者隱諱文飾的虛妄之文，但在重要歷史事實方面仍然保存了寶貴的原始資料。例如北魏末年的農民起義，東魏、北齊時期的一些民眾武裝鬥爭，在多篇紀傳之中都有具體記敘。邢邵與杜弼關於形神關係的辯論，邢邵說：“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觀點鮮明，與南朝范縝的《神滅論》正遙相呼應。儘管作者是否定邢邵的，仍客觀記敘了雙方的觀點。 《綦〔qi其〕母懷文傳》關於當時煉鋼技術進步情況的記載，也是很有價值的科技史科。修史者對北齊統治者作為敗亡之君的殘暴荒淫和卑鄙齷齪也揭露較多，客觀上有利於人們認識封建統治者的本質。書中運用口語，敘事生動，可能和吸收採納王劭《齊志》的記載有關。
《北齊書》在流傳過程中殘缺比較嚴重，至北宋初僅存原書文字17卷，略近1/3，其餘皆後人據李延壽《北史》或唐人史鈔等陸續配補。由於配補所據之材料原自《北齊書》中抄撮刪改而出，所以重要史料損失不多，連綴成篇，也大略可觀。據清代學者錢大昕考證，大致說來，篇中兼有史臣的論和讚，並稱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多為李百藥原文；論、贊不全，又稱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諡號者，皆經後人配補之文。中華書局點校本在重編總目時，凡後人所補各卷皆標明“補”字，比較方便讀者。總之，本書雖為殘缺較多之補本，其歷史價值仍不容忽視。
《周書》，唐令狐德棻等撰。有紀八卷，列傳42卷，合計50卷，無志表。 《周書》雖然以“週”題名，實際記述的是西魏、北周兩朝的歷史，上起公元534年東魏、西魏分裂，下到公元581年楊堅以隋代周，歷時48年。
令狐德棻，出身門閥貴族。其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將軍，宇文政權的骨干人物之一。令狐德棻在唐初頗有文名，曾多次參加官書的編寫，官至國子祭酒、弘文館榮賢館學士。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他向唐高祖李淵建議修撰梁、陳、齊、週、隋五朝史書，意見被採納。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德棻奉唐太宗令主編《周書》，參加編寫的還有岑文本和崔仁師。貞觀十年(公元635年)，《周書》和其他四朝史書均告完成。他還參加和主持過新《晉書》、《五代史志》以及唐代國史和太宗、高宗兩朝實錄的編寫。
西魏、北周封建政權是以宇文泰為首的鮮卑貴族和北方漢族地主的聯合統治。隋、唐兩代的統治者都出於這個系統，《周書》撰寫者的家世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周書》不僅竭力為宇文政權歌功頌德，顯揚其歷史正統地位，而且千方百計為唐初統治集團的祖先樹碑立傳，粉飾溢美，結果有的地方違背歷史事實，或者評價錯誤，有的地方言詞空洞，華而不實。
除了上述缺點比較明顯以外，在主要方面，《周書》敘事還是繁簡得宜、言詞雅潔的。令狐德棻是個學識淵博又很有歷史眼光的人。他一生致力於修史，對於資料的蒐集取捨，有其識見卓越的獨到之處，能夠注意彌補前史之缺。例如《魏書》以東魏為正統，闕略西魏史事。他就在《周書·文帝紀》中，以西魏皇帝年號記事，詳細記述了西魏文帝、廢帝、恭帝共22年政治軍事大事。這些記載是我們今天研究了解西魏歷史的主要第一手材料。再如梁元帝末年，宗室蕭詧〔cha察，昭明太子蕭統的第三子〕建立後梁政權，在江陵稱帝，傳三世，歷37年，先後依附北周及隋。 《梁書》不載此事。 《周書》卻為蕭詧立傳，並將其子孫及一些部將附於傳末，保存了有關後梁政權的一些重要史料。當時和西魏、北周政權成鼎立之勢的，北有東魏、北齊，南有梁、陳，政治上的興廢禪代，歲更月異，《周書》本紀皆一一記述，視野比較開闊，使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這一時期全國范圍的歷史發展大勢。列傳對人物的記載能突出重點，並保存了一些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例如《王褒傳》中的《寄周弘讓書》，《庾信傳》中的《哀江南賦》等。一些有關當時社會經濟制度的史料，例如關於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代役的開端，府兵制度的產生等資料，也散見於紀傳的零星記載之中，雖不成系統，卻很重要。 《異域傳》第一次記載了突厥、稽胡的歷史，反映了東北、西北各少數民族或鄰邦的政治制度、物產經濟、土俗民情、朝聘往來、道路交通等多方面情況。
《周書》主要是以西魏史官柳虯所寫的官史和隋代秘書監牛弘追撰的《周紀》18篇為藍本，修飾潤色而成，文字上以古雅為特色。對於當時一些言詞淺俗的史學著述，令狐德棻未能採輯兼收，因而《周書》的史料不夠充實豐富。
《周書》在宋初已經殘缺：全缺者有五卷，部分殘缺者有兩卷。後人取李延壽《北史》及唐人某種史鈔予以配補。據以配補的材料原出於《周書》，雖曾有所刪節，用來補缺，於史料上尚無大的損失。中華書局點校本以七種版本詳加校勘，又以《冊府元龜》引錄的文字補足了宋初未缺而後來脫佚的幾段文字，為讀者提供了比較完整而可靠的讀本。
《隋書》，唐魏徵等撰。包括帝紀五卷，列傳50卷，志30卷，合計85卷。紀傳部分，上起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下到隋恭帝義寧二年(公元618年)，詳細記載了隋朝38年的歷史。
《隋書》是唐初設立史館後成於眾手的一部官修史書。紀傳和志分別由不同作者先後撰成。唐太宗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命魏徵等修隋史，參加修撰的有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等人，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完成紀傳部分55卷。其中序和論都是魏徵所作。唐朝人把它與同時完成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合稱為“五代史”。這五代史都沒有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於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又奉命續修史志。起初由令狐德棻監修，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改由長孫無忌監修，顯慶元年(公元656年)修成十志30卷，由長孫無忌領銜奏進。這10篇志雖然編入《隋書》，稱為“《隋書》十志”，其實又可以單獨流傳，俗呼為“五代史志”，是與唐初修撰的五朝史相配合的。不過，它記述隋朝部分比較詳細，對梁、陳、齊、周等都列舉朝代名，對於隋朝則往往僅稱帝號或年號，可見修撰時就是以隋朝為主的。
在唐初官修的幾部史書中，《隋書》是寫得比較好的，它敘事簡明，體例嚴謹。魏徵在主持修撰《隋書》紀傳部分時，特別強調以史為鑑的思想，希望唐太宗能“以隋為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治”。帝紀部分記述文帝、煬帝、恭帝史事頗詳，特別是對隋煬帝大興土木，三下江都，揮霍浪費，荒淫殘暴的腐朽生活記述翔實，對人民在苛政暴行下的反抗情緒，以及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具體情形，也有比較詳細的如實記載，客觀地揭露了隋朝滅亡的深刻原因，保存了大量可貴的史料。列傳部分所載人物眾多，資料相當豐富。例如《文四子傳》記敘文帝的四個兒子驕奢淫逸爭權奪利的放縱情形，有時直錄口語，聲口畢肖，頗能狀寫實情。 《臨孝恭傳》記載了《欹〔qi七〕器圖》及《地動儀經》等，保存了珍貴的史料。類似這樣有重要價值的傳記較多。
《隋書》十志歷敘梁、陳、齊、週、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時概括整個南北朝時期，甚至追溯到漢魏，而以有關隋朝的記敘為最詳，學術價值很高，歷來為學者所推重。 《食貨志》記載了自東晉以來按官品佔有勞動力的製度、課役制度以及當時的貨幣制度。 《刑法志》記載梁、陳、齊、週、隋五朝律書的編定和皇室立法毀法的情況，反映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某些特點。顏師古所撰寫的《地理志》，以隋大業五年的版圖為準，記載了全國的郡縣戶口、河渠水流、山川形勢、建置沿革，以及各地的風俗物產，國內外交通狀況等。 《律曆志》、《天文志》出於著名天文曆法學家李淳風之手，記載魏晉以來，特別是南北朝時期著名天文學家、曆法學家的成就和流派，並加以總結性的比較和評論。數學家祖沖之關於圓周率的研究，曆法學家張子信和劉焯〔zhuo桌〕關於“日行盈縮”規律的探討，還有漢魏以來歷代度量衡制度的演變情況，誌中都有詳細的記載。 《音樂志》記載了南北朝時期各地以及國內外樂舞藝術交流的情況，說明了隋唐“燕樂”產生的歷史條件。 《經籍志》以隋東都觀文殿藏書目錄為依據，將所有圖書區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各部之下再分細類，著錄當時古籍的存佚情況。各類之後的小序和各部之後的大序共計45篇，概括論述各門學科的學術發展源流。它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後的又一部古代文獻總錄，總結了自漢至隋600年間我國圖書的存亡情況和學術的演變，是古代目錄學的煌煌巨著。它所歸納的四部分類法對後世影響很大，直到清代仍基本沿襲未改。
《隋書》雖然質量較高，仍有一些為統治者諱的回護之文，例如文帝之篡奪，煬帝之弒逆，書中都諱而不書。至於記年失檢、記事不一、編次失當等毛病，也都有所存在。中華書局點校本為目前最好的通行本，校勘詳審，標點細緻，便於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