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節《後漢書》和《三國志》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120卷，包括本紀10卷，列傳80卷，志30卷。主要記載了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實。紀、傳的作者是南朝劉宋時的范曄〔ye夜〕，志的作者是晉朝的司馬彪。 范曄字蔚宗，南朝劉宋時順陽(今河南淅川縣東南)人。家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生於公元396年。出身世族，祖父、父親都是做官的，且都喜好文墨。祖父曾為《穀梁傳》作注，父親有文集流傳於世。范曄自幼受家庭影響，讀過很多書，且擅長文墨，頗有才氣。宋文帝時曾任尚書吏部郎，由於平時恃才傲物，放任不羈，被貶為宣城太守，鬱鬱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後漢書》。後來雖被提升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參與機要，但終因性格狂傲，遭人陷害，以謀反罪於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被殺，時年48歲。范曄被殺時，《後漢書》誌稿尚未寫完，後為人所毀，只有紀、傳兩部分流傳於世。到梁代劉昭為范氏作注時，因書中無志，便把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30卷補入《後漢書》，成為現在流行的本子。

司馬彪，字紹統，晉朝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他曾為東漢撰史，作紀、志、傳凡80篇，名曰《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漸漸被淘汰，唯有八志因補入范曄書中而得以流傳下來。 范曄寫《後漢書》以前，已經有許多專寫東漢的史書流傳，如劉珍等寫的《東觀漢記》、謝承的《後漢書》、司馬彪的《續漢書》、薛瑩的《後漢記》、華嶠的《後漢書》、謝沈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記》等10多種。范曄兼取各家之長，他的《後漢書》行世後，各家之書逐漸湮沒。 范曄《後漢書》最主要的史料來源就是《東觀漢記》。所謂“東觀”，就是東漢宮中藏書和史官著述的地方。 《東觀漢記》的修纂，開始於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前後集中史官修纂五次，直到魏文帝黃初六年(公元225年)才完成。前後經過163年，班固、劉珍、崔寔〔shi時〕、蔡邕、楊彪等幾十名學者曾參與其事。 《東觀漢記》實際是東漢一代史料的總匯，體例為本紀、年表、志、列傳、載記五部分。基本上沿襲了《史記》、《漢書》的體裁。由於是東漢人根據當時史實修撰而成，史料價值很高。魏晉以來，修撰東漢史者，主要素材都取自《東觀漢記》。唐代以前，《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唐代時，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合稱三史。 《東觀漢記》雖已失傳，但其史料多在《後漢書》中保存下來。

《後漢書》(圖5)體例雖基本沿襲《史記》、《漢書》，但也有所變化，有所創新。 《漢書》是一個皇帝一篇本紀。東漢一代，殤、衝、質三帝在位時間很短，事蹟不多，《後漢書》參照《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從實際出發，在《和帝紀》後附殤帝，《順帝紀》後附衝、質二帝。這樣既節省了篇幅，又不遺漏史實。本紀的最後一篇是《皇后紀》，過去《史記》、《漢書》除呂后列入本紀外，皇后都列入《外戚傳》。范曄為皇后寫本紀，這一改動，符合東漢六個皇后臨朝稱制的史實。 《後漢書》在列傳部分，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種。黨錮與宦者兩傳既是創新，又反映了東漢一代的情況。東漢宦官多參與朝政，許多比較正直廉潔的大臣都以結黨之罪被殺，宦官就是製造黨錮之獄的罪魁。這兩傳生動地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很有時代特點。 《逸民傳》裡記述如梁鴻與妻孟光，品行高潔，又有才華，為了抗避“濁世”，隱居山林，自食其力，終生不仕，還特錄其《五噫之歌》以表彰其志。還有寫到民本思想十分鮮明的漢陰老父(《後漢書》卷八三)。漢恆帝經常到各地遊玩，所到之處老百姓都去圍觀，在漢陰時有一老農卻繼續耕地，不予理睬。跟隨皇帝的尚書郎張溫很奇怪，就派人去問：“為什麼人人都來看皇帝，唯獨你耕地不停？”老農笑而不答。張溫親自過來問他，老農說：“我山野之人不會說話，請問是天下亂而立天子呢，還是治理好了才立天子呢？立天子是為了讓他像君父一樣治理天下呢，還是役使天下百姓侍奉天子呢？過去堯舜治理國家時，連蓋房用的椽子都不刮，茅茨不剪(以節省民力)，而萬人(即百姓)安寧。而今你的皇上，放縱自己勞民，毫無顧忌地閒遊。我都為你害臊，你為什麼還讓人去觀看呢！”張溫聽後很慚愧。問老農姓名，(老父)不告而去。范曄能為漢陰老父立傳，可見其史學思想比較進步。開創了為婦女立專傳的先例，值得特別注意。范曄認為史書不為婦女立傳是不對的，他選擇才華、品行優秀的各種類型的婦女，為她們寫了傳記。例如：繼班固完成《漢書》的女史學家班昭；斷機勸夫求學的樂羊子妻；選擇丈夫重品行輕富貴的桓少君；輕名利重清節的王霸之妻；還有才華橫溢的蔡文姬，不因其再嫁而不予立傳，可見范曄確有獨到的見地。後來的各史把“列女”改為“烈女”，變成了嚴守三綱五常的貞婦烈女的碑文，史學上的見識就遠不如《後漢書》了。

《後漢書》記人敘事喜歡以類相從，不論年代先後。 《論衡》的作者王充是東漢初期人，《潛夫論》的作者王符和《昌言》的作者仲長統是東漢末年人，因為他們都擅長著述，淡於功名利祿，所以三人同傳，使這些思想家的事蹟不致湮沒。張純和鄭康成也不同時，因為都以經學見長，也合為一傳。 《後漢書》的《輿服志》、《百官志》也是前史所沒有的。 《輿服志》記載了反映封建等級制度的各種車、車飾、服裝及其佩飾的式樣和沿革情況，是研究漢代輿服文化的重要史料。 《百官志》記述東漢從中央到地方分官設職的情況。 《後漢書》缺《食貨志》和《藝文志》，漏載一代經濟制度和文化典籍。後來《晉書·食貨志》追述了前代經濟狀況，才多少彌補了一些不足。 《後漢書》雖然只有紀、傳(志為後補)，但范曄文筆很好，安排調度有序，善於剪裁史料，敘事連貫卻又互不重複，彼此互見，相輔相成。正如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評價“簡而且週，疏而不漏”(《史通·補注》)。

范曄思想比較進步，撰史觀點鮮明，愛憎強烈，文筆犀利，於“論”、“贊”中往往一語見的，褒貶分明。他為許多耿介正直、淡泊名利、“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在《黨錮傳》中，以生動的筆觸，寫了張儉、范滂、李膺等人剛正不阿視死如歸的凜然正氣。難怪千載之後，清末愛國志士譚嗣同臨刑前的絕命詩竟是“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足見《後漢書》影響之深遠、形象之動人。 《宦者傳》中稱讚蔡倫是忠介之士；痛斥侯覽是“兇家害國”的禍根。 《後漢書》成書晚，卻能於諸家之作中脫穎而出，流佈於後世，並不是偶然的，它確有許多可貴的長處。 《後漢書》的注本，紀、傳部分主要有唐章懷太子李賢的注，誌有南朝梁代劉昭的注。清代學者惠棟的《後漢書補注》，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都是研究《後漢書》的主要著作。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後漢書》是以目前最早的宋紹興年間本(圖6)為底本，參校諸書整理而成的，是目前最便於閱讀使用的。

《三國志》65卷，包括《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 《三國志》在北宋以前，是《魏書》、《蜀書》、《吳書》三部書分別流行，到北宋時才合在一起刻版印刷，改稱《三國志》。全書只有紀、傳，而無志、表。 作者陳壽，字承祚，西晉初年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生於漢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公元233年)。他從小好學，曾拜同郡學者譙周為師。蜀漢時任觀閣令史，入晉後為著作郎，領本郡中正，《三國志》即寫於此時。當時的人們稱讚他善於敘事，有良史之才。有個叫夏侯湛的人，曾寫了一本《魏書》，但看了陳壽作的《三國志》後，便把自己的書毀了，從此擱筆。當時的大官張華曾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可見他的才華和《三國志》都被人們所推重。後來他又升任治書侍御史，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卒，終年65歲。當時的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jun軍〕等上表說：“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非常稱讚它的優點，於是晉惠帝下令，叫河南尹洛陽令派人到陳壽家抄錄一部，此後《三國志》便正式流傳於世。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的《魏書》，魚豢〔huan換〕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 《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編寫蜀史。 《蜀書》的材料是陳壽自己採集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我們閱讀《三國志》時，就能感到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一些重要人物如徐幹、陳琳、應瑒、丁儀、丁廙〔yi異〕等都沒有專傳，有傳的人，也往往失之簡略。曹操許下屯田，魏晉南北朝盛行的九品中正制，書中都記載過簡。 《晉書·陳壽傳》曾引“或云”說：丁儀、丁廙是當時的名人，陳壽曾向丁氏後代要“千斛米”，遭到拒絕，就不給丁氏立傳。還說：陳壽的父親是馬謖的參軍，馬謖失街亭後被諸葛亮所殺，其父也受了牽連。所以陳壽在《三國志》中貶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但是多年以來，經過不少著名學者研究考證，證明這些說法缺乏根據，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這樣，人們對《三國志》史料的準確性、可信性就有了明確認識。

魏、蜀、吳三足鼎立，《三國志》(圖7)的得名即由此而來。陳壽是由三國入晉的人，作了晉的官吏，晉繼承魏，統一了全國，所以他不得不以《魏書》居前，用本紀來記述魏國的幾代帝王。但對蜀、吳二主，形式上稱“傳”，記事方法卻與本紀相同，按年敘事，實際上把蜀、吳放在和魏同等的地位，客觀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情況。可見陳壽是一位有見地的史學家。 《三國志》敘事簡潔，剪裁得當，三書很少有重複。在選材上也十分慎重，留下不少寶貴的資料。如《華陀傳》保存了古代醫學資料；《張魯傳》保存了我國道教史資料。 《三國志》中關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等的民族史料更是非常珍貴。 在文學方面，《三國志》也有很高地位。陳壽的文筆很有風采，如《周瑜傳》、《陸遜傳》都寫得很生動。北宋葉適曾說：“陳壽筆高處，追司馬遷。”清代劉熙載說他：“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固亦當心折。”這些評論是有一定道理的。歷代不少史學家都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壽的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陳壽沒有編寫志，我們要了解三國時的典章制度，只好藉助於《晉書》。陳壽在書中記晉皇室事時用曲筆，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處，這也是封建社會史書的一般通病，我們在閱讀時應該注意。 陳壽寫《三國志》時，由於種種原因，很多史料他沒能見到。南朝宋文帝認為《三國志》太簡略，就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東晉時歷任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南朝劉宋後任中書侍郎。 《三國志》的注與《史記》、《漢書》的注不同，裴松之的注主要是增補史實，資料極為豐富。粗略統計，注中列舉魏晉人的著作達200餘種，所截取的史料比較完整，注文條目也相當多，約有54萬字，幾乎是正文的三倍。就史料價值來說，並不亞於《三國志》本身。注中引用的書，現在大部分已經失傳，有賴裴注徵引，我們才能見其大概，這使裴注更加被人重視。據裴松之自己歸納，注文內容著重有四個方面：一是應載而陳壽未載的史事，加以增補。如《魏志·武帝紀》中關於曹操的為人及魏國屯田情況都作增補。二是同一件事，說法歧異，則採錄異聞，以備後人研究。三是對錯誤的記載予以糾正。如《孫策傳》注中考辨了孫策的年齡。四是對時事和陳壽的不正確看法進行論辨。概括起來就是補缺、備異、糾謬、論辨。這種注書方法，開創了注書的新局面。歷來史學家都把裴注視為《三國志》的重要部分，密不可分。所以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注當作正式的史文來讀(圖8)。

後代研究註釋《三國志》的主要著作有清代梁章鉅的《三國志旁證》、杭世駿的《三國志補注》、近人盧弼的《三國志集解》。 重要版本有據宋紹興、紹熙刻本配補而成的影印本，收入《百納本二十四史》；清武英殿聚珍本；金陵活字本；江南書局本。現在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三國志》，就是根據以上諸本，還參照了東晉寫本《吳志》殘卷等校訂而成。 《史記》開創的紀傳體，至《漢書》而定型。 《後漢書》和《三國志》雖然僅有紀和傳，沒有志和表，其成就卻高於同時人所撰各書，因而得以廣泛流傳，起到了鞏固紀傳體的作用。這四部書，所寫的時代靠前，其成就也靠前，《隋書·經籍志》即以這四部書並稱，至清代，“前四史”的說法終於廣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