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圖1)的作者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左右。司馬遷一生的主要活動都處於漢武帝時代，這是文景之治以後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學術文化空前繁榮。總結秦亡漢興的歷史經驗，為鞏固大一統的封建政權服務，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西漢王朝建立以後，廣開獻書之路，蒐集了大批文獻典籍、古史舊聞。探究秦朝滅亡的歷史原因，尋找治國安民的方策，思想界相當活躍。這些情況都為《史記》的產生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曾長期擔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負責編寫國史的官員，同時也掌管皇家圖書、天文曆法、祭祀大典等。司馬談學識淵博，懂得天文曆法，熟悉典章制度，曾寫過一篇《論六家要旨》，對先秦時期的主要學術流派做了頗有見地的分析評價。有感於《春秋》以後的歷史無人編撰，漢興以來“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蹟無人記敘，他想完成這樣一部歷史論著，做了多年的準備和實際工作。臨死前，他拉住司馬遷的手，流著淚諄諄囑咐：“不要忘記我想要寫的歷史書！”“你一定要記住啊！”

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裡，尤其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司馬遷從小就喜歡讀書，10歲便能誦讀古文，後來又接受過著名學者董仲舒、孔安國的教育，積累了豐富的文化知識。為了協助父親完成修史的工作，司馬遷20歲時遊歷江淮，開始實地歷史調查。他從長安出發，南下江陵，後到汩羅江畔憑弔屈原。浮沅湘，窺九疑，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蹟。登廬山，了解大禹治水的功業。再由越至吳，參觀春申君的宮室。然後渡江北上，搜訪韓信的事蹟。後來又到齊魯，瞻仰孔子遺跡。向西到秦漢之際眾多風雲人物的家鄉訪問，到楚漢相爭的戰場實地考察，最後過梁楚回到長安。不久，司馬遷做了郎中，雖然官位不高，但是多次跟隨漢武帝出巡，西到崆峒山；東登泰山，上碣石，直到海邊；北出長城，直抵九原。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他奉命出使西南一帶，一直到了昆明。多次的遊歷出行，使他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廣泛接觸了各階層的人們，增長了知識見聞，搜訪了歷史資料，也大大開闊了他的胸襟。 《史記》的敘事和描寫特別親切有味，文章抑揚變化，跌宕〔dang盪〕多姿，都和司馬遷如此豐富的經歷密切相關。從西南出使回來，其父已病入膏肓，臨終前將修史的遺願鄭重託付給司馬遷。三年以後，也就是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了太史令。他閱讀整理古史資料和檔案文書，為完成父親的未竟事業進一步做積極準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和其他學者20餘人共同製定了太初歷，隨後就全力寫他的書。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武帝派寵妃李夫人的哥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騎都尉李陵奉命率領5000步兵深入胡地，與匈奴重兵苦戰十幾天，箭射光了，也不見援兵的影子，最後投降了匈奴。漢武帝詢問司馬遷對這件事的看法，司馬遷認為，李陵雖然辦事不對，但他艱苦奮戰，殺傷大量敵軍，功績顯著，在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投降。從平素為人看，他一定會尋找適當的機會報答漢朝。漢武帝聽後勃然大怒，認為司馬遷是有意詆毀貳師將軍李廣利，替投降匈奴的李陵開脫辯護，於是將司馬遷抓到牢裡。第二年又傳來李陵替匈奴練兵的謠言，漢武帝信以為真，殺了李陵全家老小，還進一步株連司馬遷，對他處以宮刑。宮刑是最讓男人羞辱的刑罰。這樣的奇恥大辱，使司馬遷痛不欲生。過了兩年，漢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司馬遷出了獄，後來又被用為中書令。中書令是宦官擔當的職務，司馬遷感到一種無法忍受的侮辱。但是，想到父親的遺願，想到歷史上許多有痛苦遭遇的人都能發憤著書，流傳後世，他終於堅強地活下來，繼續努力寫書，並且大約在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編撰工作。遭遇李陵之禍時，司馬遷因為家貧不能贖罪，朋友沒有人來救他，皇帝左右的侍臣也沒有人為他說一句話。他身受專制主義皇權的無情摧殘，又具體體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這件事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更加看清了封建暴政的黑暗，也更加同情人民的苦難。他充溢身世之痛的滿腔悲憤，時常在所寫的書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 《史記》的文字富有情韻而多感慨，難怪魯迅先生稱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寫這部著作，並沒有為它確定書名。古人寫書，不先自定書名，這是常有的事。漢代學者稱這部書為“太史公”，或者“太史公書”、“太史公記”，以及“太史記”。司馬遷書中有八處提到“史記”二字，都是指列國古史，原是一種泛稱。直到東漢末年，人們才把“太史公記”簡稱為《史記》，《史記》從此成了司馬遷所著書的專名。 司馬遷死後數年，到漢宣帝時，才由他的外孫楊惲〔yun運〕把《史記》全書公佈於世，傳寫流行。 《漢書·司馬遷傳》說：“十篇缺，有錄無書。”可知流傳之初，此書已有殘缺。至於到底缺哪些篇目，後人的說法很不一致，詳細的情況現在已難以考定了。 《史記》內容的下限原止於漢武帝末年。西漢後期有許多人為它做續補的工作，補得最多的是元帝、成帝時期的博士褚少孫。他所補的部分，開頭大致都用“褚先生曰”，在今本《史記》中，其版式要低一格，容易分辨出來。其他人所補就不一樣了。今本《史記》有多處記敘漢武帝以後的史事，有些地方的文字有重複、矛盾或者錯亂的地方。這都是後人續補或者增竄造成的，需要我們讀書時細心鑑別。雖然有這樣一些情況，《史記》仍然保存了司馬遷原著的基本面貌。

《史記》的內容非常豐富，可以說是通貫古今，包羅萬象，實實在在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從傳說時代的黃帝寫起，一直寫到作者當世的漢武帝時代，上下3000多年，總為一編。舉凡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文化、學術、天文律曆、河渠地理，直至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山川地域、風俗人情，無所不包，略無遺漏。司馬遷重視人類的生產經濟活動，首創《貨殖列傳》與《平準書》。他重視民族關係，主張維護以西漢王朝為中心的民族統一，從《匈奴列傳》到《西南夷列傳》，寫了五篇少數民族史傳。他重視文化思想的變遷，給諸子百家學說的代表人物立傳，為後世的學術思想史開闢了道路。他既能夠以帝王的言行政績為綱，注意反映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歷史功績，也能夠廣泛描寫社會各階層，包括一些下層人士的歷史活動，為遊俠、刺客、佞幸、滑稽、貨殖、儒林等各色人物立傳，努力反映社會的全面。如此氣魄宏偉、規模空前地總結歷史，適應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客觀歷史要求，是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理想的偉大實踐。

《史記》以前的古史，或記言，或記事，單寫一個方面；或記一段歷史，或限某一地域，只是零碎片斷的雜記；要不就是文字簡古的流水賬。總之，樸拙稚嫩，缺憾甚多。真正成熟地獨出心裁，自創規模，以完整而嚴密的體例，融會貫通各種史料，通過剪裁去取，整理加工，寫成一部史料豐富、主題明確、首尾一貫的歷史的，《史記》是第一部。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3000多年間君臣士庶的思想行事以及自然社會的變化發展熔鑄於一爐，實際反映了秦漢大一統的客觀歷史趨勢。 《史記》創立了以人物為中心的完備的紀傳體史書體裁。全書130篇，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計52.65萬字。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本紀是按年月順序記載帝王言行政績的大事記，以帝王為中心，記載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本紀是全書之綱，地位排在全書的最前面。這是封建社會君權至上的象徵。世家是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歷史的，實際是諸侯王的本紀，也採用編年紀事，因地位比天子低，所以等而下之。列傳主要是各種各樣的人物傳記，多是將相大臣、達官貴族，而統治階級的中下層和各個社會領域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也佔有一定的比重。還有若干列傳，專記少數民族以及與我國有來往的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列傳所佔的篇幅最多，習慣上又區分為四種類型。只寫一個人物的稱作“專傳”，如《淮陰侯列傳》。寫兩個人或幾個人的稱作“合傳”，如《孫子吳起列傳》記兩人，《廉頗藺相如列傳》記四個人，包括趙奢、李牧。合傳所記人物，或者事蹟相關，或者行為相類。把同類性質的人物或同一專業的人物合在一起記敘的叫“類傳”，如《遊俠列傳》、《酷吏列傳》、《貨殖列傳》等。另外還有“附傳”，就是在一個人的傳記後面，附帶記敘其家族子孫後人或者事蹟相近的其他人。表是將錯綜複雜的人物和史事按一定的關係、順序排列成表格，使之簡化、條理化，還可用以補充本紀、世家、列傳記敘之不足。表又分為年表、世表和月表三種。年表是按年代編排的，史料比較翔實，如《六國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為年代久遠，史料湮沒，無法按年排列，只好籠統含糊一點，如《三代世表》。月表是《秦楚之際月表》。楚漢相爭幾年間，政權更迭，戰爭頻繁，變化劇烈，按年記敘太不夠了，不足以反映史事變化的豐富與迅速。書則專記典章制度的沿革，是某一方面的專題資料彙編。例如《天官書》專記天文星象，《河渠書》專記河流水利，《平準書》專記經濟政策等。五種體裁，各有分工，又內在地聯繫在一起，互相補充，相輔相成，構成一個嚴密的整體。

《史記》開創了紀傳體，班固以後的史學家無不競起仿效。從《漢書》直到《清史稿》，封建社會的正史毫無例外地都採用了這一體裁，只在個別例目上做過局部調整。例如《漢書》將“書”改稱“志”，把“世家”合併到“列傳”中去。因為主要的例目不外乎紀、表、志、傳，所以一個時期曾稱為紀表志傳體。因為表和志比較難做，從《後漢書》和《三國志》開始，有些史書缺略了這兩部分。又因為紀和傳本來就比較重要，不可缺少，後世於是乾脆稱之為紀傳體。紀傳體史書記敘了封建社會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歷史。各體的命名和地位高低，形像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適應了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這是紀傳體史書能被封建統治者頒定為正史的根本原因。

《史記》書中有許多“太史公曰”。後人將放在一篇之前的叫“序”，放在一篇之尾的叫“贊”，夾在一篇之中的叫“論”。這是司馬遷仿《左傳》“君子曰”而創造的一種史論形式。其內容豐富多彩，或畫龍點睛，闡明一篇之主旨；或自敘見聞，講清取材的原則；有時直抒胸臆，宣洩對人物的愛憎褒貶；有時議論古今，總結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筆勢縱橫，不拘一格，給《史記》增添了一層生動活潑的理論色彩。後代史家雖然人人效法他撰述史論，卻遠沒有他那樣的識鑒與文采。 《史記》是一部取材廣泛採擇審慎的實錄，其史料來源是非常豐富的，既有古代文獻典籍，例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及諸子百家之書；也有國家檔案文書，如牒記、春秋歷譜牒、列封、功令等。除了文字資料以外，還有許多實地調查訪問的材料，包括文物古蹟、石刻碑文、宮室器物、古人圖像、歷史傳說以及當世見聞。司馬遷寫歷史，重視詳近略遠，詳今略古。許多近代當代的史事，司馬遷得之於親見親聞，如“吾聞馮王孫曰……”(《趙世家》贊)，“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李將軍列傳》贊)。書中類似的記載很多，增加了《史記》的真實性、親切感。 《史記》還採錄了許多歌謠詩賦、俗諺俚語，例如“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列傳》贊)“鄙語云：利令智昏。”(《平原君列傳》贊)“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魏其武安侯列傳》)這些材料，不僅真實，而且生動。如此豐富而多樣的史料匯聚在一起，既有經傳典籍，又有檔案資料；既有官方記錄，又有民間口碑；既有文字材料，又有實物依據；既有文人士夫之雅言，又有街頭巷尾之俚語；既有古史傳說，又有當今見聞。作者如果沒有下一番甄別考訂剪裁熔鑄的功夫，是難以駕馭取捨運用自如的。司馬遷對史料的取捨，採取了極其審慎的科學態度。對於遠古的傳說，他要“考信於六藝”(《伯夷列傳》贊)。 “六藝”是古代儒家的經典。這就是說，傳說要有古代文獻的印證才可以相信。沒有可靠的原始資料作依據，他寧可不講。 《五帝本紀》關於黃帝的記載，就是反复斟酌以後，他才“擇其言尤雅者”寫進書裡。由於年代久遠，史料不足，有些史實有殘缺，或者存在不同的說法，一時難以確定是非真偽。知道的他才講；不知道的，他就空著不講。靠得住的，他就講靠得住；靠不住的，他就講靠不住，決不自以為是地輕易下判斷。這就是“闕〔que缺〕疑”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修史原則。 《史記》書中，有時同一件事，本紀、列傳、世家和年表，幾個地方說法都不一樣。有的可能屬於作者疏忽，失於前後照應；有的則是因為史料來源不同，無法定其是非，只好並存不廢，留待後人考證。這樣做，倒比妄下判斷強取一說要穩妥一些。

司馬遷具有尊重歷史實際的實錄精神。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司馬遷記敘歷史人物比較客觀公正，實事求是。自遠古到作者當世，3000多年間，各色人物何止千萬！寫誰不寫誰，看重的是歷史功過、影響大小，選擇的是各類典型人物。 《史記》所寫人物是經過嚴格篩選的，這與後世史家的泛泛羅列不同。同時司馬遷善於以簡潔的筆墨刻畫出人物的主要特徵，例如項羽的勇猛豪爽，劉邦的機靈狡詐，范增的陰險，張良的善謀，蕭何的穩重，韓信的多智，李廣的善射，全都寫得逼真傳神。無論是封建皇帝，還是古聖先賢，在司馬遷筆下，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史記》既頌揚其歷史功績，也暴露其罪惡或缺點，秉筆直書，毫不隱諱。例如對漢高祖劉邦，既寫他深謀遠慮，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又寫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酒及色，以及稱帝后衣錦還鄉的醉態，後來殺戮功臣的罪過等。不過，《史記》的寫法比較靈活經濟，往往在本篇之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方面，其他問題則分散在另外的篇章中。用這種“互見法”來寫人，較便於集中筆墨，分清主次，節省篇幅。我們讀《史記》時，也要用互見法，以一篇為主，注意將其他有關記敘搜羅齊備，才不致失於片面。 《史記》寫人，能夠客觀反映歷史實際，不求全責備，不以偏概全，也不以成敗論英雄。例如漢初三大功臣韓信、彭越、黥布，都以謀反罪被夷滅三族。劉邦死後，西漢王朝也沒有人給這三個人平反，而司馬遷卻敢於為他們立傳，歷史地全面地記敘了他們一生的功過是非。再如項羽未為天子，卻列於“本紀”；孔子未做諸侯，陳勝雖建號張楚，半年即失敗而死，卻都列於“世家”。這裡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司馬遷尊重歷史實際。因為在秦亡以後漢興以前的過渡階段中，項羽實際上支配著當時的政局，也代表著當時的政權。這就是司馬遷說的：“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項羽本紀》贊)同樣，孔子和陳胜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都很大，其實際歷史地位完全可以和諸侯相當，所以列於“世家”。司馬遷說：“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佈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世家》贊)既是崇高評價，也反映的是歷史實際。他又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陳涉世家》)對陳勝首先舉起反抗秦朝暴政大旗的歷史意義給予了充分肯定。這些都體現了司馬遷的進步思想。司馬遷總結了秦亡漢興的歷史經驗教訓，重視民心的向背，同情人民的疾苦，他反對嚴刑峻法，反對暴虐害民，主張清靜無為，主張與民休息。這是《史記》所以能夠取得偉大成就的思想基礎。

《史記》一書，文筆生動，議論精彩，敘事描寫，簡潔明快。像《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廉頗藺相如列傳》、《魏公子列傳》、《李將軍列傳》、《刺客列傳》等篇，人物描寫栩栩如生，性格鮮明。 《史記》的語言通俗易懂，工於素描，文情並茂。書中引用古書，把艱深的古文改成淺近平易的漢代語言而不失原意，這也是司馬遷高明過人的地方。 《史記》也存在一些缺點錯誤。由於資料不足，書中採錄了一些缺乏事實根據的傳說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公孫杵臼和程嬰捨身救趙武以及蘇秦張儀合縱連橫的故事等，都是情節曲折動人而與史實不符的。近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證實了其中一些錯誤。書中還有一些脫誤矛盾或疏略不當的地方，特別是戰國時期那部分較為嚴重，研究者應多方蒐集資料參互考訂，不可盲目輕信。儘管如此，《史記》仍不失為古代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

歷來為《史記》作注的人很多，最著名的是“三家注”，即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這三家注原來都是各自單刻的，到北宋時才合在一起，散附於《史記》有關正文之下(圖2)。清代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曾刊行《史記》三家注的合刻本。中華書局根據金陵書局本加工出版的標點本是目前最便於閱讀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