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留學運動的奠基者公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容閎。容閎，字達萌，號純甫，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南屏鎮。七歲時，他隨父親遷到澳門，進入英國傳教士古特拉富夫人辦的教會小學讀書。由於經費困難，該校不久停辦，容閎只好回到家鄉，一邊自學一邊勞動。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他進入馬禮遜學校讀書，該校是在澳門教會小學基礎上開辦的，主持校務的是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的美國傳教士布朗。 1846年冬，布朗準備回美國，並想走時帶幾名學生一同返美。當時僅有容閎、黃勝、黃寬等三名學生願意前往。他們的赴美經費，由香港中國日報的主筆、美國商人夢奇、蘇格蘭人康培爾等人讚助，以兩年為期，同時還補助他們的父母贍養費，以安定孩童們的向學之心。 1847年4月12日，經過98天漫長的海上行程，他們到達美國紐約。容閎等三人則進入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就讀。當時美國還沒有高中，僅設有預備學校作為升入大學的準備。容閎入校後被編入英文班，學習算術、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學等課程。雖然有一定的資助資金，但遠不夠用，容閎除上學外，還要靠作小工、幫人洗衣拉煤來賺點錢維持生活，既艱苦又緊張。
1848年秋，一同赴美的黃勝因病回國，只剩下容閎和黃寬二人。黃寬得到香港幾位英國商人的資助，去了英國。他赴英後專攻醫學，七年後於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以第三名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他是我國留歐學醫的第一人，後來回國行醫，名聲很大。留在美國的容閎，直到1850年在得到一個婦女團體的資助後才得以進入耶魯大學。剛入學時，由於聽講困難，他每天都要學習到深夜，休息很少，加上缺少體育活動，身體非常瘦弱。進入二年級時，功課也不好，微積分每次都考不及格，幸虧他的英文較好，幾次獲頭獎，這樣才把平均成績拉起來。據曾與他同過學的白博士回憶說，容閎剛進校時“異服異俗，頗受人笑”，但後來“兩得班中英文第一獎品”，則無人敢笑了。容閎本人也說：“予在二年級時，自愧分數過少，至不敢向教員探詢，私意或且降級。幸英文論說頗優，第二第三兩學期連獲首獎，故平均分數，猶得以餘補不足。 自經兩次獲獎，校中師生異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容閎積極在校謀求職業。他替自辦伙食的學生管理飲食；為學生中的兄弟會管理圖書。靠課餘幹這些雜活得到的酬金，容閎才得以完成了學業。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同班共畢業98人，容閎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第一流大學的中國人。容閎在其所撰的回憶錄《西學東漸記》中，對此進行了記載：“予於1854年畢業。同班中畢業者，共98人。以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實自予始。以故美國人對予感情至佳。時校中中國學生，絕無僅有，易於令人注目。”特韋契耳牧師1878年4月10日在耶魯肯特俱樂部的一次演說中，對容閎在耶魯的表現有極為生動的敘述，他說：
容閎終於闖了過來。他蓄著辮子，穿著中國長袍進入大學，但不到一年，就把兩者都割棄了。
1854年容閎的畢業是那年畢業典禮上的大事件，至少許多人是這麼看的，而有些人來參加畢業典禮主要就是為了看一看這位中國畢業生。
接受了西方良好教育的容閎，對破敗的中國社會深感憂慮，一心想改變中國這種腐敗落後的面貌。在他看來，如果多數中國人能像他那樣到美國接受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回國後對中國進行改造，就會將中國變成美國式的發達國家。也就是“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懷著這種“教育救國”的理想，他於1854年11月13日乘船從紐約回國。
歸國後，為實現他的計劃，容閎四處奔走，以圖取得清廷官吏的支持幫助，不料屢屢碰壁。原因也不奇怪，當時的中國“萬馬齊喑”，絕大多數官吏閉目塞聽，頑固守舊，夜郎自大。他們視西方先進技術為“奇技淫巧”，向西方學習是“以夷變夏”，當然對容閎就不會理睬。正當他窮途末路之際，忽然機會來了。 1863年，經人推薦他認識了曾國藩。原來，曾國藩與李鴻章籌辦洋務，打算在上海興建一座兵工廠，正急需一名通曉外文、熟悉國外情況的人去美國買機器，容閎則被選上了。奉命之後，他不辭辛苦，取道英國到達美國紐約採辦機器並圓滿辦成此事，曾國藩非常高興，對容閎也更加賞識。這時容閎的好友丁日昌升任江蘇巡撫，容閎認為實現自己計劃的時機已到，便於1868年通過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個條陳，提出了四項建議：
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選定120名學額以試行之。此120人中，又分為四批，按年遞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學期限定為15年，學生年齡，須以12歲至14歲為度。視第一、第二批學生出洋留學著有成效，則以後即永定為例，每年派出此數。派出時並須以漢文教習同往，庶幼年學生在美，仍可兼習漢文。至學生在外國膳食入學等事，當另設留學生監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項留學經費，可於上海關稅項下，提撥數成以充之。
容閎將派留學生的目的、人數、方法、管理、經費等一系列問題都考慮到了。但是，由於意外的耽擱，這項條陳沒能上奏。直到1870年容閎再次見到曾國藩，趁機陳述了自己派留學生的意圖，曾即同李鴻章聯名上奏，這一計劃最終被清廷批准。
實施留學計劃的第一步是在上海設立一所留學預備學校，入此學校的學生必須身家清白、家境富裕，身體健康，並要經過中文寫讀和英文基礎(未習英文者可免試)的考試，才能被錄取。學生在該校學習一年中西文學後前往美國，赴美前，學生的家長必須簽訂志願書，書中載明自願聽其子弟出洋留學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災害，政府都不負責等內容。 1871年容閎等就開始了緊張的招生工作，但是，由於當時風氣未開，大多數人認為西方是蠻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國須畫生死押，許多中國家庭都不願冒這一風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容閎還沒有招夠30名，不得已只好到香港才招齊了這個數目。同年11月，李鴻章奏請以陳蘭彬為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駐美辦理一切管理留學幼童的事務。這批挑選出來的幼童在上海經過嚴格的中西文訓練後，於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八月十一日由陳蘭彬率領從上海搭船赴美，同年秋天抵達舊金山。
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幼童由黃勝率領出國，同行的還有七名自費生。
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幼童由祁兆熙率領出國。
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由鄺其照率領赴美，同行的還有自費留學的徐潤的三位堂弟。
至此，120名幼童全部到達美國，他們之中年齡最大的16歲，最小的僅10歲。其中來自廣東84人(香山縣佔40人)、江蘇21人、浙江八人、安徽四人、福建二人、山東一人。由此可以看到，這120名赴美留學的幼童，幾乎都來自於南方，北方僅有來自山東的一名；而來自南方的這些幼童，又以廣東籍(尤其是香山籍)的佔多數。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報紙來傳播新聞，北方人民多不知道政府有這一教育計劃，因而報考的人數非常少；另一方面也因為南方，尤其是廣東沿海地區，鴉片戰爭後，在被迫開放的情況下，與海外接觸較多，較為容易接受這一開明的教育計劃，於是響應較為熱烈。
至此，容閎苦心奔波的事業，終於有了一個輝煌的開端。
孩童們來到異國，仍都著清朝服裝：長衫馬褂、瓜皮帽、白布襪、黑色白底洗鼻樑的布鞋，引得美國人既好奇又關心。在美國友人的幫助下，他們被安置分住在居民家中，以讓他們習慣美國的語言生活。據記載，康涅狄格州的行政人員、教師和醫生家裡，幾乎都接待過中國留美幼童。每一個負責接待的美國家庭照管兩個或四個幼童。幼童英文合格的，直接進入美國學校，不合格的則在老師處接受個別補習，做入學準備。
曾帶領第三批幼童赴美的祁兆熙，在其《遊美洲日記》中對此作了記載，詳細介紹了他所率的這批幼童分居美國各家庭的情況：
朱錫授、曹茂祥住信司白爾野書館，從阿爾福學習。
沈嘉樹、康賡齡住士得勒佛書館，從艾墨生學習。
宦維誠、程大業住希白能書館，從頗司特學習。
祁祖彝、朱寶奎住叟亥得聶夫阿爾司書館，從慕阿學習。
鄺賢儔、鄺景揚住意司特亥母登書館，從彌那學習。
曹嘉祥、楊兆南住惠特列書館，從聶夜恩學習。
曹嘉爵、盧祖華住那夫愛墨司特書館，從克那格學習。
唐致堯、林沛泉住葛令非爾書館，從克拉克學習。
梁如浩、唐紹儀住四北嶺非爾書館，從格阿登學習。
容耀垣、周長嶺住未士特問司疊特書館，從費列白司學習。
黃季良、楊昌齡住穩拉司得書館，從課爾司學習。
袁長坤、周萬鵬住火里約克書館，從克格溫學習。
吳敬榮、孫廣明住利意書館，從亥特學習。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嶺菲爾書館，從彌那學習。
徐振鵬、鄭廷襄住亥得列書館，從柏阿司過學習。
祁兆熙還在《遊美洲日記》中記述了他訪問他的二兒子祁祖彝及同學朱寶奎居住就學的美國人家庭的情景：
初四日癸酉，禮四。六點半起，八點鐘同蘭生乘馬車，換火車至祖彝塾師家，路十五“麥”。祖彝與朱寶奎有喜色。師家有蘋果樹，連日暢吃蘋果。其家在山上，屋上下八間。家凡四人，女師姊妹二人，老母年六旬左右。無鄰房，後即園林也，依山傍水，大有秀氣。祖彝與寶奎謂我曰：“自到館，目見不滿二十人。”余曰：“讀書之處，得此清靜瑯嬛也。”方到之日，女師為理衣箱，派書幾，有大抽屜。二人同一大榻，被褥全備。夜俟其睡，熄燈。餘見其師將二人所用洋布手巾縫邊，囑二人取蘋果饋餘與蘭生。取攜能應對。現即將日用起居，隨時隨地教一句，寫一句。其讀書之時，亦九點起，四點止。
從祁兆熙的記述可以看出，留美幼童與接納照料他們的美國家庭關係是非常親密無間、融洽和睦的。美國友人對此也有評述。瑪麗·L·巴特拉小姐當年曾照料和指導吳仰曾等多名留美幼童，她在給吳仰曾的母親吳夫人的信中說道：“我們確信，當你看到你的孩子已長大成人時，一定是引以為榮的。在過去他留美的漫長歲月裡，他和我們共處，使我們頗難分離。在學業上、在品行上他都是努力上進，我們堅信他將是一個有用的公民來服務他自己的國家，他將榮耀他自己和他父母之名。”在美國友好人士的幫助下，經過一段時間，幼童們已能聽懂英語並熟悉了環境。
為了更好地對留學生進行管理，1874年，在容閎的建議下，清政府花4.3萬美元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德福市建造了一座三層樓房，內有一間大課堂專供教授漢語用，還有餐廳、浴室、廚房、臥室及監督教員們的辦公室，能同時容納75人住宿。 1875年，容閎等人遷入這座大樓辦公，並正式將它命名為留學事務所。
赴美學童們均由監督及教習管教，既要學習英文，又要學習漢語，並且以英語為主課。他們年齡小，聰明伶俐，學習英語進步很快。漢語教習也對學生們抓得很緊，孩童們一般是三人結伴到留學事務所學習。每次去12人，以兩週為期，然後依次輪換。主要是學習讀書寫字、講解作論。學生們的作息是很有規律的，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晚上九十點才睡，連家信也規定每月寫兩次。除了學習正規課程外，他們還積極參加各項課外活動，如打球、跳舞，以及外出遊覽等。 1876年，幼童們曾前往費城參加美國獨立100週年紀念博覽大會，在整個參觀期間，他們對人有禮貌，言談舉止落落大方，絲毫沒有害怕畏縮的神情，深得美國人士的稱讚。中國工商界代表李圭曾在博覽大會上見到這些留美幼童，還主動同他們進行了交談。
問：此會究有益否？
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觀覽，增長見識。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聯各國交誼，益處甚大。我儕動身之先，館師囑將會內所聞，隨意記載，回館後各作洋文議論一篇，再譯為華文。
問：何物最佳？
曰：外國印字法，中國雕牙器。
問：想家否？
曰：想也無益，惟有一意攻書，回家終有日耳。
問：飲食起居何若？
曰：飲食似較潔淨，起居有定時，亦有時必須行動，舒暢氣血，尤卻病良法也。
問：各居停主人照料何若？
曰：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關切；而哈地水土宜人，病亦少。
問：何以作洋人裝束？
曰：不改裝有時不便，我儕規矩惟不去髮辮，不入禮拜堂兩事耳。
談話後，李圭非常滿意，認為：“言皆簡捷有理，心甚愛之。西學所造，正未可量。”他在日記中激動地感嘆：
聞西國作人，主意不尚虛文，專務實效。是以課程簡而嚴，教法詳而摯，師弟間情洽如骨肉。尤善在默識心通，不尚誦讀，則食而不化之患除；寧靜舒暢，不尚拘束，則鬱而不通之病去。雖遊覽也，必就所見聞令作文。是不徒遊覽，正用以勵學，而審其智識也。且其不賞而勸，不怒而懲，則又巧捷頑鈍之弊，亦無由以生。是諸幼童，孰有不就陶熔而成令器哉！
從中國留美幼童身上，李圭看到了西方教育的優越性，對中國封建教育、八股科舉的迂腐淺薄、機械灌輸、培養奴性進行了批駁。
1877年，頭兩批幼童已有50多人升入中學，有18人已升入大學。李鴻章等清朝官吏出於辦洋務的需要，希望留學生們成為開礦、機械、造船、郵電及各種軍事、工業技術的人才。這年3月6日，李鴻章給留學事務所來信指出：“中國所亟宜講求者，煤鐵五金之礦，……出洋學生內有穎異可造之材，望送入礦務學堂，先窮究其理器，一二年後再令遊覽美國五金礦所，或暫充工役，或隨同研究必自能辨識地產之有無厚薄？機器之如何用法？融會貫通，可得上等考單，確有把握，然後遣回，再發往各省礦局試用，庶於國計有裨，千祈留意。”因此，大多數留學生在美國的中學畢業後，基本上分別進入各類工科專業學習，如詹天佑入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鐵路工程，歐陽賡入耶魯大學學機械工程，吳仰曾入哥倫比亞大學礦冶學院學習，許多人進入斯梯文工業學校。他們在課餘還廣泛涉獵各類社會科學著作，在思想、生活以及習慣等方面都深受美國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他們勤奮好學，在各方面都進步很快，贏得了美國方面的好評。美國友人在一封聯名致清政府總理衙門的信中高度評價了他們：“貴國派遣之青年學生，自抵美以來，人人能善用其光陰，以研究學術。以故於各種科學之進步，成績極佳。即文學、品行、技術，以及平日與美人往來一切之交際，亦咸能令人滿意無間言。論其道德，尤無一人不優美高尚。其禮貌之周至，持躬之謙抑，尤為外人所樂道。職是之故，貴國學生無論在校內肄業，或赴鄉村遊歷，所至之處，咸受美人之歡迎，而引為良友。”在這封信中，美國友人還稱讚這些留美幼童：“凡此諸生言行之盡善盡美，實不愧為大國國民之代表，足為貴國增榮譽也。蓋諸生年雖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國之一舉一動，皆與祖國國家之名譽極有關係，故能謹言慎行，過於成人。”信中還評價說，孩子們在美國留學期間所表現出來的良好行為，也改變了少數美國人過去對中國存有的偏見，更加促使美中兩國人民感情的融洽親近。這些懇切的言論，都是對幼童們的肯定和讚揚。
就在這批備受稱譽的留學生學勁正酣，即將取得學業的圓滿結束之際，一場遣送的悲劇降臨到他們頭上。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中國幼童到美國留學，雖然清政府的初衷是只讓他們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好將來回國辦洋務，但在美國生活的日子裡，他們無時不受到優於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習俗的影響，他們“打棒球、玩足球，有時不惜用拳頭與挑戰者較量。很快，這些呼吸自由獨立空氣的幼童完全'美化'了。”他們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接受的是正規系統的美式文化教育，在文化素養和知識結構方面，佔絕對優勢的是“西學”而不是“中學”。他們所學的數學、天文、生物、化學、機械、採礦、土木工程等科目，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隨著這種潛移默化影響的加深，他們開始在行動上表現出來：對封建的八股文不感興趣，對下跪叩頭等封建禮節非常反感，有的甚至悄悄剪掉了辮子，要去見管教時用一根假髮辮系上應付。這些舉動，都是留美學生思想進步的重要表現。誠如1881年7月23日的《紐約時報》所言：“中國幼童們，除卻書本老師傳授的知識，並受到美國政治及基督教的影響，這是可以意料中之事。如果認為這些聰慧幼童，僅由工程、數學、科學的領域中已得到滿足，而他們對美國政治及社會的影響無動於衷，則將是不可思議之事。”雖然容閎對此是表示支持的，但另一位監督陳蘭彬，因保守的清廷官吏本性使他對留學生的行為極為不滿，為此，他與容閎產生了不和。後來，陳蘭彬回國，留學生監督幾經換人之後，1876年清政府派由陳蘭彬舉薦的吳子登為監督。吳子登對中國學生留學外洋，素來視為離經叛道之舉，學生們見到他不行跪拜禮，也不屑聽他的訓言，使他十分惱怒。於是他就向總理衙門秘密上奏，講留美學生如何不遵守封建禮教，如何被西方風俗同化，穿上了西裝，有的加入了美國的秘密社會組織，有的成為基督徒等等，還誣衊他們不讀書，不尊敬師長，嬉戲打鬧，完全變質。他向清廷讒言，稱：“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週，極應將局裁撤。”他對留學美國進行了全盤否定，並極力鼓動清政府採取措施：“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完全對留學生進行誹謗，用心非常惡毒。一時間，中國國內議論紛紛，尤其在士大夫階層，對留學生持否定態度的意見佔了上風，容閎對此也作了申辯和說明，但勢單力薄，收效不大。而這時，美國由於經濟危機，掀起了一股排華逆流，中國學生被禁止進入美國陸海軍學校學習，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連當時力主派留學生的洋務派首領李鴻章也站在了否定留學生的一邊。雖然容閎以及耶魯大學校長，美國前總統格蘭德等美國一些對中國友好的人士作了努力，如耶魯大學校長曾親自致函清政府總理衙門，勸清廷不要撤回留學生；美國大文學家馬克·吐溫為此事找美國前總統格蘭德商討，格蘭德立即致函李鴻章，認為“幼童在美頗有進益，如修路、開礦、築砲台、制機器各藝，可期學成，若裁撤極為可惜。”但仍無濟於事。 1881年夏，清政府決定將留美學生全部撤回。留美幼童得知他們要撤回的消息時正值暑假，他們“正在班丹湖畔舉行野外宿營，以圖歡聚，不料容博士已攜來了出洋局停辦之惡消息。學生們聽了都垂頭喪氣，只得怏怏地各自回到寄宿的地方去收拾行李，準備回國。”溫秉忠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命令下達，對幼童言乃一憂傷之日，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幼童召集會議並派代表往見容閎博士，希望他代表幼童向政府交涉。容博士安慰幼童，並告訴幼童此番回國僅是度假，將來再返美完成所學。 由於這種'保證'，幼童才同意返國，但是仍有六個學生始終留美未歸。”
留美幼童們被分成三批啟程，到1881年的天，他們全部返回國內。被遣回的學生共計100人，因為原數學生中，除因種種原因先被遣回的9人和死亡的3人，還有幾名留在美國未歸(如譚耀動、容揆等)。被遣回的留學生中，原有60多人已在大學肄業，詹天佑與歐陽庚二人已畢業於耶魯大學。至此，開創中國新教育先聲的留美教育運動，由於腐敗的清廷從中作梗，中途而廢。愛國詩人黃遵憲對此極為義憤，作長詩一首進行譴責：“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累累……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 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
這批留美學生被撤回國後，經歷了一段艱苦磨難的時期。他們並沒有受到中國政府的熱烈歡迎，相反地，當他們一抵上海，立刻被送往上海市內一個大樓中，禁閉起來不許他們外出。從新自由之邦回來的幼童，對莫明其妙地失去行動自由，是深惡痛絕的。不久，全體幼童被分配了工作，由於清廷官吏不學無術，“完全不按個人誌趣及在美所學，幼童去向全由官員決定。幼童們離開上海時，幾乎處於激憤和恍惚之中。”
雖然開始了工作，但留美幼童們的待遇不是很好的，他們大多數每月四兩銀子，生活很困難。另外，又受到中國士大夫官僚的抵制和歧視，他們被視為是“洋鬼子”和”無益於國家”的人。面對著這些物質和精神上的創痛，留美學生沒有沉淪，他們靠著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終於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辛亥革命前後，他們逐步成為政界、軍界、商界的知名人物，或成為工廠、鐵路、礦山、建築等部門的技術骨幹。據統計，他們中在外交界服務的有16人，其中梁敦彥曾升任外務部尚書；唐紹儀曾出任臨時大總統，第一屆內閣總理；梁誠曾任駐美公使，在任內協助完成交涉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事宜。服務於教育界的有5人，如唐國安曾參與創辦清華學堂，並出任第一任校長，為清末民初大批青年赴美留學作出了貢獻；蔡紹基在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任上，對大學建設作出了貢獻。分配到海軍工作的留學生，他們技術精湛，作戰勇敢，在中法福州海戰及中日黃海大戰中，宋文翽、鄺詠鐘、薛有福、楊兆楠等八人壯烈犧牲。從事技術與開礦工作的，在工廠、礦山、鐵路、電報電話等部門擔任技術指導，計有62人。其中以詹天佑最為著名。詹天佑在參加京沈鐵路的修建工程中，認真仔細，帶頭作業，完成了305米長的灤河大橋建築任務，這是中國工程師設計建造的第一座近代化橋樑。 1904年開始，詹天佑帶領人員開始修建(北)京張(家口)鐵路。這條鐵路總長200公里左右，沿途橫阻著崇山峻嶺，尤其是南口到岔道城的“關溝段”最險峻，以八達嶺為最高峰，工程極其艱鉅。中國人修京張鐵路的消息一傳開，外國輿論大嘩，說什麼“中國能開鑿關溝段的工程師，還在娘胎裡沒有出世呢！”“中國人想不靠外國人自己修鐵路，就算不是夢想，至少也得50年。”國內也有人對自建這樣的鐵路缺乏信心，有的大潑冷水。詹天佑不為流言所動，他索性把總工程師辦事處搬到工地，與工人同甘共苦，並肩戰鬥。他創造性運用“折返線”原理，在青龍橋地段設計出一段“人”字形線路，用兩台大馬力機車前拉後推，保證了列車安全爬上八達嶺陡坡。經過五年的艱苦奮戰，1909年8月，京張鐵路全線建成通車，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成。修建這條鐵路，節約白銀28萬多兩，實現了詹天佑提出的花錢少、質量好、完工快的目標。全線鑿有四座總長1700多米的隧道，架橋125座，建涵洞200多個，動土石約近200萬立方。工程浩大艱難，當時，有人把京張鐵路與萬里長城並列為中國偉大的工程。詹天佑因此譽滿中外，在中國鐵路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第一批留美學生，以他們的學識和對祖國無比熱愛的誠摯情懷，給當時貧弱交困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這正如一位留美生所說的：
幼童們當年不顧風險渡過太平洋，再橫越3000裡的美國大陸。他們遠赴異國去學習語言、科學及文學。他們為中國同胞做了最佳的見證，他們在商業及友好關係方面，帶給中國正確的方向和利益。他們促進中國的富強進步，而且使中國躋身世界友邦之中。
留美幼童對個人及時代均作出了貢獻，為了建設新的中國，他們貢獻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