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以石為材料，雕刻各種藝術品的活動是十分盛行的，既有悠久的歷史，也有高度的成就。據現今所知，我國最早的石雕，恐怕要算遼寧丹東地區東溝縣後窪遺址出土的一批小型石刻藝術品了。這批石雕，小者高約一厘米，大者高約六厘米。刻有人頭、豬、虎、魚、鳥、昆蟲等像。這些石雕的發現，將我國石雕的歷史推到距今約5000年前。其次就要算山東泗水縣尹家城的小石豬了，它也是我國石刻史上最早的藝術品之一，距今約4000年左右。其脊背隆起，頭部較小，用細如髮絲的陰線刻出豬的眼、嘴及四肢。腹部肥大拖地，腿細而短，全系家豬特徵；乳房肥大，還是一隻母豬形態。可以看出雕鑿小石豬的作者很了解家豬的特徵。
到商殷時期，石刻藝術品中數量最大的仍然是動物雕像，其中包括獸、鳥、蟲、魚、蛙等，如安陽殷墟的“婦好”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石人、石牛、石熊、石虎、石龜等。其中的兩個石人，恐怕要算“婦好”墓中出土的石雕中最典型的代表。這兩個石人，一為白色，一為綠色；一個稍低頭，一個微抬頭。全作跪坐姿勢，雙手撫膝。其中一個瘦長臉，前額突出，粗眉大眼，蒜頭鼻子，大嘴微微張開，雙耳較大，頭髮向後梳，貼在腦後，擰成髮辮，在頭上盤一圈後，辮梢塞在辮根下，頭戴一圓箍，用以束髮；腹部垂一長方形布。這兩個石人都無衣紋，其身份可能是平民或奴隸。
到漢代時，我國石雕藝術品不僅有單件的，而且有成群成組的。其中最早的群像可以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像為代表。霍去病是西漢武帝時期的愛國名將，在抗擊匈奴中，六次出征，大敗匈奴，殺傷、俘獲、迫降10餘萬眾，其中還包括王公數十人，從此打通了河西走廊，功勞巨大，不幸24歲病故。漢武帝傷心至極，治喪時，令大批鐵甲軍排在從長安到興平墓地的55公里的路上為他送葬，並將墳墓修得像祁連山一樣，並置石刻的牲獸表彰其功勞。在現今還保存著的16件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馬踏匈奴”石像。該像的馬昂首挺立，肌肉豐滿，尾長拖地，姿態安靜。馬腹下一人仰臥，高鼻樑，絡腮鬍子，右手拿一張弓在作極力的掙扎。此石被公認為是為紀念霍去病的功勳而作。曲阜孔廟石雕也是一個石雕群，它包括漢石人亭中二石人，一是“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一為“府門之卒”。二尊像均端莊渾樸，狀貌威嚴。大成殿雕刻達到極高的水平。該殿中兩山廊簷及後檐下水磨八棱石柱18根，為淺浮雕團龍祥雲；前簷下10根，為深浮雕雙龍戲珠，下襯山海波濤，上綴朵朵浮雲。台下舖陳的石雕螭首，周圍築的雙層漢白玉雕欄，也都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從三國至五代的800年間，我國的石雕藝術，有了巨大的進步。這一時期的石雕作品在中國和世界藝壇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其具體表現，除世俗類的石雕外，最突出的代表則是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石窟寺雕刻藝術。
在世俗石雕中，歷朝陵墓石雕可以為其代表。漢代陵墓前石雕一般為闕、獸和華表等。魏晉南北朝陵前石雕，可從江蘇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看出其特點。六朝墓前石刻一般可分兩類：一為有字的碑刻和帶有少量刻文的華表；一為無字的石雕(多為獸雕)，形象主要是無角的辟邪，獨角的麒麟，雙角的天祿。這時期的華表柱代替了漢代的闕，起著神道石柱和闕門的雙重作用。華表柱既為秦漢石柱的延續，兩者有相似處，但也有一定區別，如六朝梁代石柱的浮雕圍帶、柱身隱陷的直刳棱紋、柱頂蓮花座及小石獸等都是漢柱沒有的，蓮花紋飾的出現顯然受了南北朝時佛教藝術的影響。六朝石獸雖有三種類型，但外觀上都為獅形，表現出一種共性。實際上，如溯源到漢代就是一種獸。六朝陵前石雕，雕塑生動，細緻精美，有較高的藝術價值。隋唐時期陵墓石刻又有變化，太宗昭陵、高宗乾陵、睿宗橋陵都是以山為陵，規模宏大，在山腹開地下宮殿，地面繞山築城。城四面有門闕、角闕和大量石刻。石刻中既有刻文的碑刻，也有無文的各種石雕。橋陵石刻種類雖與其他二陵相同，但更為成熟，更加高大精美，更富寫實性，可為盛唐時的代表。各種石雕分別排列在神道兩側，首先是石華表，又稱望柱或通天柱；其次是天祿，又稱獬〔xie懈〕豸，它是能辨忠奸、識善惡、專觸奸佞的獨角瑞獸；再次是鴕鳥，原產於非洲，唐初由中亞古國吐火羅(今阿富汗)傳入我國，它長腿短尾，體態活躍，據說有警衛作用；繼而是圓雕石人、石馬多對；最後為巨型石獅，它昂首挺胸，巨頭突目，隆鼻利齒，充分顯示出獸中之王的兇猛形象。它們排列有序，形態逼真，造型新穎，技法精湛，形神兼備，為前代所不及。它既繼承了六朝石雕藝術，又顯示了盛唐藝術風格和國家富強的面貌。這裡要特別一書的是“昭陵六駿”的雕刻。
“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創建唐王朝時各次征戰中的坐騎。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天下大定，李世民下令，叫當時的大畫家閻立本繪製其所騎駿馬圖，並分別雕刻在六塊石屏上。每塊屏的右上角刻有馬的名字，註明此馬是李世民對誰作戰時乘用的，並且還刻有李世民對它的評語。這些石雕當年都存於昭陵。 1914年，其中兩駿，即“颯露紫”和“拳毛騧〔gua 瓜〕”被盜竊至美國，現藏於費城大學博物館。我國祇有四駿保存在陝西省博物館，它們的名稱是“青騅〔zhui 追〕”、“什伐赤”、“特勒驃”、“白蹄烏”。其中“颯露紫”注文為“平東都時乘”。這是李世民平定山西劉武周、宋金剛後，轉而平定東都洛陽時騎的馬。當時為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夏，反映李世民大軍進入河南後，鋒銳氣盛，許多州縣紛紛降唐，王世充盤據的洛陽，被唐軍團團包圍，很快變成孤城。所以李世民對“颯露紫”的評語是：“紫鷙(同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讋〔zhe折〕山川，威凌八陣。”“什伐赤”的注文是：“平世充建德時乘”。唐朝初年，開創統一大業的關鍵戰役是李世民對王世充與竇建德之戰，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此一舉。李世民對此十分重視，在這次大戰中，李世民俘獲五萬人，竇建德本人受傷被擒，王世充自縛降唐，從而完成了統一大業。因此，李世民對在這次征戰中的坐馬“什伐赤”的讚語是：“瀍〔chan蟬〕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宋元明清各代，各陵墓石雕雖也自具特色，總的來看大同小異。但是單件石雕藝術則有所發展。如清朝故宮之保和殿北面，斜躺在三層漢白玉台階上的長方形石雕丹陛就是一例。它名曰“雲龍階石”，長16.7米，寬3.07米，厚1.7米，重約200噸。石雕四周刻卷草圖案，下面為海水江崖，中間是突起的朵朵流雲和出沒於江海、雲層之中的九條巨龍。形象逼真，雕工精細，構圖也非常壯觀，是我國最大的石雕之一，古代石雕藝術中不可多得的瑰寶，也是北京故宮中重要景緻之一。這件雲龍階石，原是明代遺物，清乾隆時利用前朝遺物雕成。該石質料為艾葉青石，產於北京房山區大石窩，運進北京時，據說用了兩萬民夫，1000多頭騾馬。這塊石料進京還有一段故事。據說在由房山進京途中，必須眾人一齊敲鑼打鼓，高聲吶喊，才能一步一步地在冰道旱船上滾動，聲勢十分浩大，場面異常驚人。它到城中後，由於體積太大，進不了午門。因此，運石太監將此事在皇帝面前奏了一本，說“石頭”不願進宮，皇帝大怒，降了一道聖旨，把這塊大石頭五花大綁起來，在午門前重重地打50禦棍。遵旨照辦後，巨石才運進了午門。當然這只是傳說，因為石頭是打不進門的。它得以運進午門，還是靠了勞動人民的智慧。
佛教從西漢傳入中國後，很快就傳播開來，並與我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佛教。這在寺廟的建造、佛教經典的翻譯和編註、佛教藝術的興起等方面都有明顯的體現。尤其是佛教美術與中國石刻藝術相結合而出現的石雕藝術和石窟雕刻藝術更具特色。
我們所講的佛教石雕藝術，包括石雕造像和石窟寺雕刻藝術兩大部分。佛教石雕造像，自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以來，形制多樣，有摩崖造像，單體造像，柱狀造像，龕式造像等等。其中的相當一部分造像在雕刻時都附有文字題記，大大提高了這些造像的史料價值。我國的石雕造像，最早的要算江蘇連雲港市新浦區發現的孔望山石雕造像了，其雕刻時間可能是漢代。其題材佛、俗並存，反映了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的特點。 《沮渠安週造像碑》是單體造像的代表作。它於清朝末年在新疆出土，當時已中斷，為德國人所得，後聞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其碑刻於北涼承平三年(公元445年)，夏侯祭撰文，文約千餘字，拓本很少。 1906年端方奉旨至德國柏林，手拓一本半而歸，謂之“宇內孤本”。其收藏書齋也因之名為“北涼碑館”，名震一時。關於造像記一類的文字記錄，“龍門四品”(即“始平公”、“楊大眼”、“孫秋生”、“魏靈藏”等)是有名的代表作。它既具有史料價值，也是書法藝術作品。
石窟寺雕刻藝術，一般又簡稱為“石窟藝術”，我們所講的石窟，實際上是指在河畔山崖等處開鑿出來的佛教寺廟。
中國石窟藝術包括石雕、泥彩塑和壁畫等內容，是中國佛教藝術的組成部分。它開始是由印度傳來的。從今天遺存的窟群看，新疆拜城克孜爾的窟群，庫車的庫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孜爾朵哈等窟群，是將佛本生故事畫在窟頂的菱形方格內，四周則畫出所供奉的佛、菩薩等像。甘肅西部敦煌莫高窟等窟群與新疆早期東漢石窟形制大致相同，兩壁橫幅畫出佛本生故事，形式同漢畫像石。這類早期作品，明顯地保存著古代西域石窟藝術與中原藝術相結合的風格。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靈寺，再南到天水麥積山，其早期造像、壁畫等所選題材與風格是完全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統一河西以後，僧侶與信徒中，很多人東遷平城(今山西大同)。因此在平城西開鑿的雲岡石窟中，其早期洞窟(如16—20號，7—8號等)的造像題材和風格與河西、天水等早期石窟造像的題材和風格，也是相同的。這些現象充分說明，石窟藝術的發展是沿著由西而東的路線進行的。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至二十三年(公元486—499年)，鮮卑統治集團為了加速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積極推行漢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藝術上，則與早期傳播路線有一個相反的變化，形成了以雲岡、龍門石窟為中心向四周擴散的趨向。這時，各石窟無論何種造像衣飾，都不同程度地採取了漢族服式。全國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麥積山、炳靈寺、寺溝等石窟，在北朝中期後的造像，都受到了雲岡、龍門造像的影響。
隋唐時期，佛教成為當時人們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石窟的開鑿達到了高潮。五代和宋代石窟藝術不像以前那樣繁榮，石窟的開鑿也少了。但個別地方，如四川大足龍崗山佛灣的造像，卻更富有民間氣息，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擬的。
通觀上述情況，可知我國的石窟藝術源遠流長，分佈地區遼闊。就現在所知，我國古代石窟分佈在西起崑崙，東至東海，南抵吳越，北達幽燕的廣大區域內。按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異，可將全國石窟劃分為新疆、中原北方和南方三大地區。
(一)新疆地區，主要分佈在喀什向東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線上，其集中的地點又可歸結為三小區：古龜茲區，在今庫車、拜城一帶，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內的克孜爾石窟，庫車境內的克孜爾朵哈、庫木土拉和森木塞姆石窟；古焉耆區，在今焉耆回族自治縣七個星一帶；古高昌區，在今吐魯番一帶，主要石窟有吐峪溝和柏孜克里克石窟。
(二)中原北方地區，即新疆以東，黃河流域以北，至長城內外的廣大地區。這個地區石窟數量多，內容多樣，是中國石窟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下面又可細分為四小區：河西區，指甘肅黃河以西各縣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門昌馬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甘肅黃河以東地區，主要有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慶陽平定川石窟和慶陽南北石窟寺；陝西區，主要有彬縣大佛寺石窟，耀縣藥王洞石窟，富縣石泓寺石窟，黃陵萬佛寺石窟，延安萬佛洞石窟和志丹縣城台石窟等，陝西是中原北方地區晚期石窟較集中之地；晉豫及其以東地區，主要包括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鞏縣石窟，邯鄲響堂山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義縣萬佛堂石窟，澠池鴻慶寺石窟，濟南黃花岩石窟，安陽寶山石窟，益都雲門山與駝山石窟，內蒙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後昭廟石窟，鄂托克旗百眼石窟，平順寶頂寺石窟等。
(三)南方地區，即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這個地區石窟數量不多，分佈也比較分散，除個別地點外，摩崖龕雕像多於開洞窟造像。主要有南京棲霞山千佛岩石窟，杭州西湖附近窟龕，新昌寶相寺大像和廣元皇澤寺、千佛崖窟龕，以及大足龍崗山石窟、佛灣石窟，大理劍川石鐘山石窟等。
上述三大地區的石窟，如以洞窟開鑿的形制進行分析，可以分為七類：
(一)窟內立中心塔柱的塔廟窟；
(二)無中心塔柱的佛殿窟；
(三)主要為僧人生活起居和禪行的僧房窟；
(四)塔廟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
(五)佛殿窟中設壇置像的佛壇窟；
(六)僧房窟中專為禪行的小型禪窟(羅漢窟)；
(七)小型禪窟組成的禪窟群。
三大地區的石窟形制雖都各具特點，但也互相影響。例如：5世紀60年代山西雲岡最初開鑿的大像窟(曇曜五窟)和新疆古龜茲石窟有一定的淵源關係；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塑繪，也受到了新疆的影響。江南無量壽佛的崇奉傳播到中原西部的時間，可能更早。 6世紀中期以後，中原地區西部的石窟龕像又影響到四川北部。七八世紀隋唐盛世時期，中原地區窟龕的典型形制已經南傳四川，西傳新疆。 11世紀以後，羅漢群像既盛行於中原北方，也流行於長江以南地區。 13至14世紀西藏藏傳佛教窟龕不僅出現在中原北方，也出現在南方。從以上各地區相互影響的情況中可以看出，5世紀晚期以前，中原石窟藝術北方受到新疆的影響；5世紀晚期以後，各地石窟卻都受到全國主要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