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居寺位於北京市房山西南白帶山山麓，距北京城75公里處。白帶山屬太行山脈，海拔約500米，因山頂常有白雲繚繞而得名。山中鑿有石室，儲藏著歷代石刻佛經，故又稱“石經山”。
房山石經始刻於隋朝，迄於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以盛唐、遼、金時期所刻數量最多，分別藏於石經山九個石洞及雲居寺西南的地穴中。
刻經創始人靜琬(公元？—639年)為隋唐之際幽州沙門。從其發願刻經到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去世的30多年中，從未間斷。所刻經典有：《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維摩經》、《勝鬘〔man蠻〕經》、《金剛經》、《佛遺教經》、《無量義經》、《彌勒上生經》等10餘種。石刻經版的編制方法，是根據1989年在石經山雷音洞前石欄杆下出土的一方殘碑銘文(唐武德八年，即公元625年刻)內容進行的。經研究，銘文是靜琬刻畢《涅槃經》後的題記。其中記載《涅槃經》共刻了81石，分為六個組。按1、2、3、4、5、6組順序排列，每組刻石數分別為17、20、18、11、12、3石。經文刻製順序，始於第一組各石的正面，待正面刻滿經文後，轉向各石的背面繼續刻，刻滿後則轉向第二組各石的正面，以至背面。依此類推，直到第六組的各石刻滿為止。在房山全部石經中，採取分組並於正反面刻經的，只有靜琬的石刻《涅槃經》。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刻《大方廣佛華嚴經》時，用石177塊，始刻時也將前七石劃為一組，採用刻滿正面再在背面續刻的方法，但從第八塊石開始，不再劃分組，而是以一石為單位，刻滿正面後轉向背面續刻，依此類推，直到最後一塊石止。從刻經方法的變化，可說明《華嚴經》是緊接《涅槃經》之後而刻。靜琬所刻經文，只是選刻了一些大乘佛教經典，並非事先編好目錄然後再刊刻全部。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靜琬圓寂後，其弟子玄導及儀公、慧暹(有的稱“暹公”)、玄法又相繼主持刻經。玄導刻有“四部經律”，即《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佛地經》一卷，另一部可能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刻經時間大約在唐太宗後期至高宗時期，所刻經典，可視為房山的第二批刻經。
玄導沒世後，儀公繼之。儀公主持刻經時間約在武周時期(公元690—704年)。這一時期所刻經石，至少有：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龐德相《金剛經》，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劉行輿造《佛說當來變經》、《施食獲五福報經》，長壽三年(公元694年)沙門正智造《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張任德造《佛說觀彌勒上生兜率經》及週奭造《佛說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等。這批石經可視為房山刻經的第三批。
儀公去世後，慧暹繼之。慧暹主持刻造的經典，首先是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梁踐悊〔zhe哲〕刻的和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刻的《佛說恆水流樹經》、《藥師經》等。然後是新經堂完成後，開始刻造的以金仙公主所贈新、舊譯經為底本的幾部大經，如《正法念處經》、《大方等大集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其後刻有《大集經日藏分》、《大集經月藏分》等。這些可視為房山刻經的第四批。
第五批刻經，主要是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據云居寺有關碑銘“題記”分析，其始刻的年代為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個別的可能早到開元末年(公元741年)。有唐一代刻了500餘卷(其餘八九十卷為遼代補刻)。刻經包括《妙法蓮華經》、唐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梵網經》、《大乘流轉諸有經》、《金剛三昧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等。
第六批刻經，主要是指晚唐時期的刻經。據“題記”所載，晚唐時期駐幽州的都督府長史對刻經事業均比較熱心。如楊志誠於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刻了《父母恩重經》。幽州都督史元忠於開成元年至五年(公元836—840年)前後刻經31條，計61卷。張允伸於大中八年至咸通四年(公元854—863年)刻了石經90條，幾乎每條經碑都有年月題記。不過史元忠、張允伸所刻多為小碑，並前後重複，說明他們刻經尚無計劃。隋唐時期刻經，均未刻千字文帙字。
遼金時期，刻經事業得到較大發展，在皇帝的親自過問下，其規模更大。遼代一邊編輯《契丹藏》與宋朝抗衡，一邊又續刻石經。首先，自遼聖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開始續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最後部分(即五二一——六○○卷)，於興宗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完工。此後，接著續刻《大寶積經》120卷，於遼道宗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完成。至此，石經山四大部經的鐫刻工作全部結束。其中成績突出者為通理大師。他於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十年(公元1094年)率門人刻經版44帙、4800片。在金代，主持刻經的有見嵩等人。
遼代刻經初期如同唐代，未用千字文編號，直至遼興宗於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刻《大寶積經》時才有變化。即在其卷31、第二石背面、碑額位置中間，首次發現用千字文編號的“鳥”字(可能與遼道宗時開始編《契丹藏》有關)，不過，在這10卷中並非每面均刻“鳥”字。據統計，《大寶積經》卷31—40經文，刻石32片，計64面，刻有“鳥”字編號者僅30面，未及半數；其後之卷41—50，刻石29片，58面，刻千字文編號“官”帙者，只23面。直到重熙十七年(公元1048年)三月，刊刻至卷51時，於第一石背面刻“人”字帙開始，才真正走向正軌，即用千字文編號了。估計當時遼興宗編刊的《契丹藏》已付梓，可以它作為刻經底本的原因。
靜琬始刻經文時，採用什麼底本，已無從查考。但從“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金仙公主為奏聖上，賜大唐新舊譯經4000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為石經本，送經京崇福寺沙門智升”(見石經山王守泰《山頂石浮圖後記》)的記載看，靜琬刻經必是選採官方校正無訛的正本，石經山此後的刻經，亦必是以此為底本無疑。時至遼代前期，《契丹藏》又編就梓行，那麼此後的石經山刻經，必然是以《契丹藏》為底本。為此，石經山刻經對校勘其後所印刷藏經中的誤寫、誤刻、脫落、篡改等錯誤，必然是最佳範本。
遼代刻經用材，比較統一完整，但也有所變化。從道宗清寧五年(公元1059年)始刻的千字文“菜”帙至“可”帙，都是用中型碑版，高約160厘米，寬約65厘米，直到大安時期(公元1085—1094年)山上各洞藏經已滿為止。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通理大師來到雲居寺，在主持刻經的過程中，對經版用料加以改革。大碑改為小碑，將《契丹藏》捲軸式之一紙改為石經版之一面，每面27行，每行17字，經題、卷次、編號、帙字統一規格。這一變革，既便於取材，又易於搬運、校勘。故此，刻經速度加快，只用兩年時間便刻經44帙。這種碑型版式一直沿用到金代。至今用這種小碑拓片與出土的《契丹藏》殘卷相對照，發現兩者的行數、字數、帙字完全相同；故而反過來又證明房山遼金時代刻經，的確是《契丹藏》的複刻本。
總觀房山石經，可歸納為如下三方面特點：
形制方面。隋唐時期(包括遼代初期)所刻石經，一般多為碑式，尺寸較大，正、背兩面連續鐫刻，無統一規格，書者、鐫者、施者之姓名時有時無，無定式。遼金時期，則以小碑經版為主，體有定式，碑寬多在76—80厘米之間，高多在30—40厘米之間，兩面刻字，每面行數、字數都大體相同。經石正面、背面都有經題、頁數和據《千字文》順序編的帙號，各卷首頁均刻有作者名字。每卷經石塊數依次序鐫刻，卷次分明，上下連續，似若木刻經版，有的還在經石的尾部刻上本塊石刻字的數量、鐫者姓名。尤其是雲居寺南塔前壓經塔下地穴中所藏小經石，更具有這種特點。
內容方面。隋唐時刻經1000餘卷，其中以大乘佛教經典為最多，小乘經籍僅有百餘卷，大、小乘律和大、小乘論各數卷，密教經典約有20餘部，多為一卷的小部頭經，有的還是重刻。遼金時期所刻石經，則以遼《契丹藏》為底本，按《千字文》順序編號，重點選刻，共刻了2000餘卷，內容雖仍以大乘佛教經典居多，但密教經典有所增加，達50帙(約500卷)之多，可見這時密教之興盛。
文字方面。晚唐所刻石經頗多簡體字和別體字，如“無”作“無”、“爾”作“尒”、“來”作“來”、“號”作“號”、“輭”作“耎”、“網”作“網”、“圍”作“圍”、“莊”作“莊”、“礙”作“(上旦下寸)”等，有數十字。這和當今所用的簡化漢字或相同或近似，可見漢字簡化早有傳統。
房山雲居寺石經刻製完工後，隋唐時期所有經版，均儲於小西天九洞中，遼金時期則大部分藏於寺中南塔下，小部分藏於九洞中。各洞藏經版數：一洞1131石，二洞1091石，三洞333石，四洞164石，五洞146石，六洞200石，七洞285石，八洞819石，九洞390石。洞外殘石419石。南塔下10082石。共15060石。
關於各藏經洞的名稱號，均按1、2、3、4、5、6、7、8、9的順序排列，共為九洞。這項工作是1950—1958年，中國佛教協會對房山石經發掘整理時進行的。編號是按現存各洞的地理位置，本著由下而上、由南向北的順序重新命定的。所以，各洞的新定名稱與其本身開鑿時間的早晚不相一致。此外，房山石經為靜琬始刻，因而有人就誤認為藏經洞也為靜琬首鑿。其實不然，據“題記”所載，藏經洞既非一人所開，也不是一個時期所鑿，而是長期經營的結果。現據有關材料，對九洞開鑿史做一簡略敘述。
第一，華嚴洞(新編第五洞)，又名華嚴堂、石經堂，俗稱雷音洞，位於小西天現存洞窟的正中，規模宏大，裝飾精美，內有隋代雕刻的石柱4根。柱四周雕造塗金小石佛1056尊。堂中有穴，穴藏石函，函內存佛舍利3顆。石函題刻文曰：“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學術界公認此洞開鑿時間最早，有人還認為是靜琬所鑿。但據“題記”分析，靜琬鑿之說，值得商榷。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沙門智光撰《重鐫雲居寺碑記》曰：“……待至慈氏，東方震旦，燕城西南，十餘繕那至雲居寺，按《范陽圖經》，智泉寺僧靜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十二部經，刊石為碑。”《碑記》中明確指出，靜琬初到白帶山(即石經山)時，就看見有“石室”的存在，因而見景生情，發願刻經永久貯之。可見，華嚴洞原已有之，只不過為靜琬所利用而已。當然不可否認，此洞經過靜琬加工或修飾後才具有現在的規模。它不僅成為藏儲經版之所，而且成為瘞〔yi 益〕藏佛舍利、舉行佛事活動的場地。那麼華嚴洞始鑿或始飾於何時呢？唐朝劉濟撰《涿鹿山石經堂記》載曰：“濟封內山川，有涿鹿山石經堂者，始自北齊。至隋，沙門靜琬睹層峰靈跡，因發願造十二部石經。”可證，華嚴洞始鑿或始飾於北齊(公元550—577年)。
第二，新編第七、第八洞。藏於新編第七洞的《涅槃經》和藏於第八洞的《華嚴經》，都是靜琬發願所刻的12部經之一。 《涅槃經》又明確記載完成於“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因此，第七、第八洞應為靜琬於唐初所鑿的最早洞室之一。
第三，新編第一、第二洞。惟良書《大唐云居寺石經堂碑》載曰：“有上座暹公者……乃購垂石、執堅鋼、□峭巘〔yan演〕、填深陴〔pi 皮〕，□為佛經西天乃□□□□□□□□於舊堂之下更造新堂兩□，其始皆削青壁，不騫不崩，卜其可□功以無竟……”慧暹是靜琬以後刻經事業的第三代繼承人，活動於唐玄宗開元時期。此碑立於“開元□四年”可為其證。其碑又正好發現於第一洞。因此，從各方面分析都可以斷定：下層新編之第一、第二洞，就是慧暹所鑿的“新堂兩□”，是僅晚於新編第五、第七、第八洞的第三代藏經洞。此外，從碑文中稱“舊堂”、“新堂”，也可證明它們是與華嚴堂一脈相承的洞穴。
第四，新編第三、第四、第九洞。在新編第三、第四洞的藏經中，有《大般若經》卷105至卷192的大量刻經。這些卷次的刊刻時間，多在唐乾元、大歷、建中時期(公元758—783年)。又從洞中所藏其他諸經“題記”分析，第三洞藏經多為唐代前期刻經，第四洞藏經最早為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刻經。估計第三洞可能鑿於7世紀前期，第四洞可能在7世紀後期。第九洞藏經主要是唐代中期刻經，估計該洞可能鑿於7世紀後期，或8世紀初期。
第五，新編第六洞。洞內主要藏有明代刻經，並有董其昌題“寶藏”匾額。因此，有人認為該洞為明代所鑿。但洞中又貯藏有唐開元年間題記的碑多方，所以，此洞到底鑿於何時，仍需進一步研究。
房山石經的鐫刻和儲藏，歷史久遠，與其同時建造的雲居寺，歷史也可謂漫長。刻經需要寺，寺因刻經而更興旺發達，互相促進，相得益彰。
關於雲居寺的始建時間，許多人認為是靜琬刻經時所建，其實不然。據遼天慶七年(公元1117年)《大遼燕京涿州范陽縣白帶山石經云居寺釋迦佛舍利塔記》載：“案諸傳記並起寺碑，原其此寺始自北齊(公元550—577年)，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門智苑，……發心磨瑩貞石鐫造大藏經，以備法滅。”可知雲居寺始建於北齊。再參照“涿鹿山石經堂者，始自北齊”的記載，以及北齊時鄴都佛教、佛學、刻經盛況，雲居寺和華嚴堂均始於北齊的說法是可信的，只是具體建造情況難考。
關於唐臨《冥報記》所載靜琬修建雲居寺的故事，剔除其穿鑿附會部分，利用其合理的材料，則可證明靜琬當時在選中了石經山和原有洞穴，發願刻經久貯的同時，確實還擴建了雲居寺，正如《冥報記》中所言：“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岩前造木佛堂並食堂寢屋，而念木瓦難辦，恐分費經物，故未能起作……山下有大松柏數千株，……苑乃使匠擇其木，邑裡喜悅而共助造堂宇，頃之畢成，皆如其志焉。”這應是雲居寺的第一次擴建而不是始建。從其有佛堂、食堂、寢室，能滿足役匠既多的要求，用料又達數千根等判斷，當時擴建的規模還是不小的。其後在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69年)題刻中，就首次出現了“雲居”二字。
9世紀中期，雲居寺又再次擴建。何籌撰《大唐云居寺故事主律大德神道碑銘并序》曰：“大德……曾於本院，別起道□(壇)，請高行數人，轉藏經七遍……大和九祀(公元835年)秋下旬有三日示疾，歸寂於本寺東院。”
遼代，在穆宗耶律璟的積極支持下，雲居寺又得到一次大規模的修建和擴建。寺內“題記”載：“皇朝應歷十四載(公元964年)，寺主苾蒭〔bi chu 必除〕(即比丘)謙諷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請右補闕琅玡王公作碑，其文稱最，或傳於竹帛，或記於肺腑，或誦在口者眾矣。”“和尚則歷綱維、典寺事，見風雨之壞者及兵火之殘者，補政紹隆，迭有次序。以壇物畢萃於十方，故建庫房一座，五間六架；以庖人可供於四眾，故建……”可知謙諷和尚數十年間，先後主持建造了佛殿、講堂、經房及附屬建築物等，大小共計67間有餘。可惜的是，“因兵火遂至傷缺”。因此，出現了“補缺子諸行宮都部署判官都官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教(即王政子王教)，念先人遺跡，出俸錢再修”之事。
到了金代，雲居寺再次修建、改建。據《謙公法師靈塔銘》雲：“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有茲院大眾、本里壇信以施……施者重修廊宇，別建僧庵，西序東廚，煥然頂新。”
元明時期，雲居寺只有一些小型修繕活動。 《遊小西天記》載：“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二月中旬，際遇□□大石窩開塘取石，督工之暇，觀其殿像傾廢，故發誠心，傭工重建，復將□□□置於內，加以粉地，繪畫其上，如此煥然一新，將見神有所依，人有所仰……”
綜觀歷代記載，雲居寺從始建至1940年前後被日本侵略軍全部焚毀，至少有五次大的修建和擴建。現已在雲居寺廢墟上建立文物庫房，對塔及石經進行保管整理。
與房山雲居寺塔同時或前後修建的各類塔，從唐至遼代大約有10餘座，形成了當地著名的塔群。至今尚存的有七座，最早的一座為唐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王璬〔jiao皎〕造石浮圖，最晚的一座為遼天慶八年(公元1114年)建造的小型八角石塔。目前在雲居寺的北側尚存一座遼塔，其四隅分別建有精美的小石塔，建築年代分別為唐景雲二年(公元711年)、太極元年(公元712年)、開元十年(公元722年)、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可見北塔塔基應是唐代遺跡。現存正中北塔將樓閣式、覆缽式二者結合為一，形制較異。有人認為再將四隅小塔統一起來觀察，則是金剛寶塔的雛型，可備一說。雲居寺各塔中，多數塔身都有浮圖或題記，是研究石經山和雲居寺的重要資料。
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碑版
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