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永存的頌歌——碑碣

根據現有的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研究，碑的發展史，至少經歷了兩個大的演化階段。首先是將碑當做一種工具加以使用的時期，簡稱為實用碑時期；其次是在其上雕刻文字，以頌揚人的功績、品格和記載史實的時期，簡稱為刻字碑時期。實用碑早在幾千年前的原始社會末期就出現了。實用碑使用時間長久，用途廣泛，並具有獨特的形制。這種碑從原始社會末期出現以來，經過夏、商、西周、春秋、戰國和秦，一直使用到西漢時期，大約經歷了2000多年的時間。它在許多方面都可使用：一是人們去世後，在埋葬時當做下棺和放置器物用的轆轤，繩捆在上面，可以任意升降，自由運轉；二是置於王室、諸侯宮廟庭院或門前，作為拴馬的柱子，或者當做一般人家系牲口的樁子；三是在宮殿前面或貴族的宅院中豎立的柱子，作為觀察太陽偏斜、中正的標誌，以判斷一天時間的早晚。在這一點上好像後來的“日晷〔gui鬼〕”。這種“日晷”今在北京故宮太和殿前的漢白玉台基上就陳設著一件。實用碑的質料，因用途不同而有差別，在宮廟和庭院中者多為石頭做成，在墓角或壙〔kuang況，即墓穴〕側者，初期多為木頭，後來多改用石料。無論石質碑或木質碑，在形制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上半部大都有一個圓洞(因用途需要而開鑿)，後人把這個洞叫“穿”。這種“穿”是早期實用碑獨具的特點。

這種實用碑，人們使用很久。但有一天，不知道是靈感，還是偶然，有人在這種碑上刻上了字，出現了刻字之碑。從而使這種刻字碑與過去的實用碑有了本質的區別。這兩種碑交替的時間，大致在西漢晚期。這個變化的實物證據，以《麃〔biao標〕孝禹碑》為代表。 《麃孝禹碑》是宮本昂等於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山東平邑縣治理河道時，在土堤中發現的(過去已經知道有此碑，並有拓本行世，但不知何時，原石丟失，現存山東省博物館)。該碑形長方，圓首，據拓片測量，長約136厘米，寬約45厘米。碑首有額，額兩邊各刻一隻站立之鶴，額下有穿。碑身刻字，共二行，內容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裡麃孝禹”。 “河平”是西漢成帝(劉驁〔ao 傲〕的年號，三年為公元前26年，說明此碑刻成於西漢後期。這塊碑有人名、地名、官爵、卒年或葬年等內容，已具備了墓碑文字的基本內容，其形制有“穿”，顯然是由墓穴下棺的“碑”發展而來。它已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刻字碑了。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塊碑是現今所知的由實用碑演化成刻字碑的典型代表。

刻字碑在漢代出現以後，由於形成的原因不同，也就分成了不同的類別。如在下棺的實用碑上刻寫文字以記述墓主的姓名、籍貫、家世、生平和事績，以及一些頌揚和悼念的銘詞等，形成一篇傳記性的文字，使路過行人讀後，可知道墓主身分。這種碑叫做墓碑。如果是在宗廟、祠堂等建築物旁和殿院內豎立的實用碑上，刻畫文字，使行人閱讀後能知曉這些宗廟、祠堂等建築物的情況以及受祭者的功績、道德、行為，這種碑就叫做祠廟碑。 在漢代和三國時期，刻字碑大概只有墓碑和祠廟碑這兩種。這兩種刻字碑的共同特點是多為紀念亡人或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由於刻字碑的這種特點，所以在當時人們就認為，樹碑是為了對前人、先輩表示悲哀或追悼。關於這一層意思，我們在閱讀漢碑的刻文中可以觀察到，在瀏覽晉代的民歌裡也可以體會到。到了唐朝前期，大學者徐堅在為皇家貴族子弟編寫課本《初學記》一書時，對“碑”字的解釋，就直截了當地說成“碑，所以悲往事也”。到唐朝晚期，陸龜蒙更直截了當地解釋為“碑者，悲也”。雖然刻字碑後來按內容可分為多種，如墓碑、祠堂碑、寺廟碑、紀念碑、記事碑等，但歌頌死者懷念先人，一直是這類碑文的主流。

漢代刻字碑出現以後，由於與其他類型的石刻文字，如刻石、摩崖、石碣等同時並存；又因為它們都是用刀刻在石上的文字，因而在稱呼上就不十分嚴格。有的將一切石刻文字都叫做碑，有的又把這類文字叫做碣。但也有一些人認為，當時對它們就有明確的區分，什麼“方者為碑，圓者為碣”、“大者為碑，小者為碣”等等，這恐怕是不准確的。事實上，直到唐代，還有將方碑稱為碣的。例如：《潘師尊碣》刻於唐代武則天聖歷二年(公元699年)，碣石原在河南省登封縣嵩山老君洞，其文字長達20多行，1000多字，實在是一個既大又方的碑，但首行所題名稱，仍自稱為“唐默仙中岳體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師尊碣文”。這是碑、碣兩者不分的明顯例子。所以，兩個不同的名稱用於同一件事物，只是由於作者的認識和習慣的不同，而隨意選用罷了。

刻字碑出現以後，由於所記內容的相對穩定，其形制也就逐漸固定下來。刻字碑大致上由三部分組成。 (一)碑首。這是碑的最上部分或者叫頂部。早期碑首比較簡單，多為圭首、圓首或暈首，後期又逐漸出現螭〔chi 吃〕首，尺寸也越來越大。 圭首，上銳下鈍，或者是正三角形去掉尖的一部分即成圭首。在漢碑中，《郎中鄭固碑》、《司隸校尉魯峻碑》、《白石神君碑》、《鮮于璜碑》、《張遷碑》、《武榮碑》等都是有名的圭首碑。後期漸少，尤其在有地位的富人中用圭首者更少。 圓首即首成半圓形。泰安岱廟《衡方碑》即為漢代著名圓首碑。 暈首，其輪廓也是半圓形，但半圓的上部卻有暈繚繞，如天空雨後出現的虹，所以叫暈首。一般有暈三道，其暈多從碑首碑身交接處起始，尚留繫繩引纖的古意。 《圉令趙君碑》、《孔孔碑》、《趙菿〔dao到〕碑》等，都是著名的暈首碑。漢代以後，暈首碑多消失無存。

螭首，又叫螭頭，即雕刻在碑頭、殿柱、殿階、彝器、印章等上面的螭形花飾。螭為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動物，屬傳說中的蛟龍類。龍為炎黃子孫最崇拜的神獸，把它裝飾在碑頭上成為螭首，碑的身價就變得更為高貴。這種螭首碑，大約出現於漢晉以後的南北朝時期。南朝劉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刻的《爨〔cuan竄〕龍顏碑》就是著名的螭首碑之一。唐朝時螭首碑逐漸成為等級高低的象徵，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員才准刻製。 碑首中間為碑額，是雕刻碑名的地方。碑額書標題，開始於東漢時期，字體以篆體最多，隸體也不少，故稱為“篆額”或“隸額”。篆額碑，漢代有《鄭固碑》、《孔廟碑》、《西嶽華山廟碑》、《夏承碑》、《孔彪碑》等，三國魏時有《上尊號碑》、《受禪表碑》、《孔羨碑》、《範式碑》等。隸額碑，漢代有《衡方碑》、《武榮碑》等。南北朝時，碑文開始由隸書演變為楷書，隨之而來，碑額文字也有楷書的，但是在著錄時不能像篆、隸書一樣稱“楷額”，只能叫“額正書”，這也算是一種約定俗成吧。不過，有時候楷書的碑額，也可以稱之為隸額。因為有些書法家認為楷書是當代的隸書，所以，隸書也有“漢隸”和“今隸”之別。今隸就是楷書。碑額用楷書者，有《蕭憺〔dan旦〕碑》、《葛府君碑》、《張猛龍碑》、《龍藏寺碑》等。

有的碑碑額左右或四周還刻有各種圖像。如《白石神君碑》碑額兩旁各透雕一獸，獸下又各雕一人。 《鮮于璜碑》碑首陽面額旁線刻青龍、白虎，陰面額刻了朱雀。 《張遷碑》圭首四面刻蟠螭，上銳處兩鵲相對，造型十分生動。 《爨龍顏碑》碑首穿上刻蟠龍，穿左右刻日月，日中有伏鳥，月中有蟾蜍。唐朝碑首上又出現了一些特殊畫像，如《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碑》，碑首刻七佛像；《道因法師碑》碑首刻釋迦牟尼、大勢至菩薩、觀世音菩薩三像，並刻其名，把碑首裝飾得十分美觀。 早期刻字碑(如漢圭首碑)的穿多鑿於碑額下方。這種穿尺寸或大或小，位置或高或低、或左或右，並不固定，但一般多在碑額標題之下，碑身之上，不影響書寫與刻文。但也有例外，如《趙菿碑》的穿在碑文中間第九行至第十行處，每行佔去三個字的位置。 《袁安碑》無碑額，穿在碑文之中，佔兩行，每行佔兩個字。 《袁敞碑》的穿也在碑文中，佔兩行，每行佔兩個字。穿的位置最靠下者，可能是《景君碑》，在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處，每行佔兩個字的位置。碑穿只是第一階段實用碑的遺制，當刻字碑通行一個時期以後，由於它無用就自行消失了。漢代以後的石碑，就基本上再無碑穿可尋了。

碑首在早期碑中基本上與碑身是用一塊石頭雕成，但魏晉以後，碑石愈來愈大，到了唐代時，碑的製做愈加精細，碑首與碑身往往用兩塊石板各自刻成進行裝配。這時碑首的寬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對碑身起到了保護作用。 (二)碑身，是碑的主要部分。一般為一塊石料製成，多為長方扁形(即高度大於寬度，寬度又大於厚度)。少數碑也有由多塊石料製成的，成為長方柱體(即高度大於寬度，寬度等於厚度)，如西安《石台孝經》碑，即由四石合成。碑身各面名稱，正面稱碑陽(有的叫碑面)，背面稱碑陰，兩邊稱碑側。碑身主要是雕刻碑文的地方。碑陽一般刻正文，碑陰一般刻出資立碑者的姓名或“門生、故吏”題名以及各種碑陰記。碑側有的續刻正文或題名，有的或只刻一些裝飾花紋。碑文的書法字體，各時代多不相同。漢碑主要是隸體，三國兩晉時碑文字為隸書向楷書的過渡體，南北朝隋唐，碑文字體主要為楷書。唐朝前期貞觀年間，行書、草書也可以寫碑，但很少使用，只有唐太宗《晉祠銘》、唐高宗《萬年宮》、武則天《昇仙太子碑》等少數代表性作品。

(三)碑座，用來承托碑身。初期時，碑體較小，碑首、碑身、碑座以一塊石料雕成。這時只是在整塊石料的下邊，留出一塊空白，不刻字就成為碑座。豎碑時，碑身在地上，部分碑座插入土中以穩定碑身碑首。後來碑體越來越大，為防止碑體下沉，往往另選石料做碑座。這種碑座一般為方形或長方形，比碑身寬大，在碑座上面刻凹槽，碑身下部刻榫卯，兩者相合既固定碑身，又可防止下沉。南北朝以後，碑座的形制開始多樣化，最突出的是做成龜形的“龜趺〔fu 夫〕”座，或者叫“贔屃〔bixi 幣細〕”座。這種碑座從力學上講，是利用了龜的特點：背寬、殼硬、足短，在背上開槽嵌碑身，不僅穩重，而且美觀，有活靈活現的動態感，就更為人們所喜愛了。 “龍”早就是我國占代漢民族崇拜的神獸之一，古代人很早就編出了一個“龍生九子”的動人神話，並把龍與龜聯繫起來。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對勇敢正直的龍夫婦，感情非常好，共生下九個兒子，但外貌都不像龍，性格、脾氣、愛好也大不相同。老大囚牛，喜歡音樂，後來人們在胡琴上所刻的獸頭，據說便是它的遺像。老二叫睚眥〔yazi 牙自〕，心胸狹窄，性情暴躁，勇敢善戰。現留在刀劍上的獸頭，據說就是這個性情暴躁、喜好殺戮的睚眥。第三個龍子叫螭吻，它能在狂風襲擊下巋然不動，而且還面帶微笑，又喜歡登高望遠。所以，古代的建築屋脊的兩端的龍頭，就叫螭吻。老四叫蒲牢，它平生喜好鳴喊吼叫，古代樂器的鐘紐，經常刻成一隻獸，張著嘴銜著紐，據說就是蒲牢的形象。老六叫狴犴〔bian 必按〕，它的形狀像老虎，有威風，喜歡同別人打官司，仇恨惡勢力，所以人們總愛將它的形象刻在監獄的門上。第七個龍子叫饕餮〔taotie 濤帖〕，這名字的意思就是貪婪，它總是張著一個大嘴，好像永遠吃不飽，所以在古代的青銅祭器上，不管是斟酒還是盛飯的器物上都裝飾它的形象。老八叫叭嗄〔baxia八下〕，它最喜歡水，所以在古橋欄杆上、橋壁上、台階上總有一些流水的龍頭，這就是叭嗄的形象。龍的第九個兒子叫椒圖，也有人叫它舖首，性情好靜，善於把守門戶，忠於職守，看管東西從不丟失。所以在古代宮殿、寺廟或一些重要建築物的大門上，總是浮雕一個獸頭，口中銜環，俗稱舖首銜環。老五就是前面說過的名叫贔屃的石龜，有的書也叫它霸下。這個老五，力大無窮，很喜歡幫助別人背負極其沉重的東西來顯示自己的力量。所以人們在選找碑座時，它就成了最適合的對象。這個故事不知始於何時，也無確切考證，但據現在所知，它在明朝人的記載中已經出現了，例如明朝天順年間(公元1457—1464年)進士李東陽的《懷麓堂集》，明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四川新都狀元楊慎撰的《升庵外集》等書籍中都記載有“龍生九子”的傳說。

但在刻碑時，龍龜形像不得亂用。清朝末年大金石家葉昌熾，在撰《語石》這本書時，轉述唐朝大文學家柳子厚記述唐葬令時的話說：“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 這種碑首、碑身、碑座的碑制，在至今的2000年中廣為流傳，不僅在我國廣大漢族地區如此，在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也如此；不僅體現在個人墓前、祠堂、寺廟的石碑上，而且發展到內容更為廣泛的記事碑、紀念碑上。下面我們就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名碑。 《裴岑紀功碑》，東漢順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刻，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岳鍾琪得此碑，後移存新疆巴里坤(今伊犁哈薩克自治縣)關帝廟前。此碑上銳下寬，遠望如同石人，故當地人稱“石人子”。內容記述敦煌太守裴岑帶領3000人征討呼衍王，為平定西域，保衛邊疆做出貢獻。 《漢書》未記載此事，可補史缺，有重要價值。近代摹刻者較多，新疆、山東均有其摹刻碑；《西嶽華山廟碑》，漢碑當中最大的一塊，刻於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現已壞，只有拓本流傳；《上尊號碑》為曹魏華歆等人要曹丕接受漢帝禪讓，上尊號為元子的奏表，在河南許昌；《受禪表碑》記曹丕受禪讓的典禮，在河南許昌。兩碑內容是為曹丕稱帝塗脂抹粉，比較一般。但它們是魏晉時最早的碑，且形體高大，刻字較多，書寫緊密，與漢碑有明顯的不同。在書法上，字體方正剛健，與漢隸也有異，開魏隸之先。

《南鄉太守郛〔fu 伏〕休碑》是西晉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第一塊晉碑；《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是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立的現知的石刻史上有關婦女的第二塊石刻(第一塊是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女《馬姜墓誌》)；《大晉龍興碑》又名《大晉皇帝龍興三臨辟雍頌》，常稱《晉辟雍碑》，咸寧四年(公元278年)刻，原立洛陽太學。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在河南偃師縣東大郊村出土。碑現仍存原處。內容記述晉武帝司馬炎和皇太子司馬衷等，三次臨辟雍視察並在太學舉行鄉射禮之事，碑陰題名達400餘人，從中可以看到晉代太學的一些組織情況。此碑體積較大，前所未有，是現存晉碑中最完好最大的一塊；《爨寶子碑》，現存雲南曲靖中學，刻於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內容記述爨寶子的生平事蹟，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重要碑刻之一。書法在隸書與楷書之間，人稱它是我國漢字書體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典型；《爨龍顏碑》，現存雲南陸良縣元堡小學，刻於南朝劉宋大明二年(公元460年)，為南朝早期代表碑刻之一。內容是記載爨龍顏鎮壓當地少數民族起義的事，對研究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史有一定價值。它與《爨寶子碑》並稱二爨碑；《蕭憺碑》，刻於蕭樑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名家徐勉撰文，貝義淵書丹，書法已是楷體，為現存南朝晚期代表碑之一；《皇帝東巡碑》，刻於太延三年(公元437年)，記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東巡時經過易州(今河北易縣)與群臣比賽射箭的情況。據載，有兩個皇帝在這裡進行過射箭比賽，共刻三塊碑，現在只發現一塊，而且是最早的，也是現發現的北魏刻的第一塊碑。此碑發現於1920年；《嵩高靈廟碑》，刻於太安二年(公元456年)，相傳由寇謙之書丹，以隸書筆法寫楷字，其書法為北魏早期佳作，為歷代書家所珍重，反映了漢隸在發展上的又一次演變。該碑為道家所立之第一石，反映了嵩山道教的一些活動情況；《張猛龍碑》，刻於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內容主要記述張猛龍興學事，系北魏名碑之一。該碑書法甚佳，筆法勁健，為近代書家學習臨摹典範；《蘭陵王高肅碑》，刻於北齊武平四年(公元573年)，1920年出土，是著名的北碑之一。據史書記載，高肅，字長恭，驍勇善戰，但他是一美男子，故在上陣作戰時，總戴上個代面(面具)以解決他文雅與勇武的不協調。後世演戲時，演員戴面具或勾臉譜，據說都是由此而來。唐代教坊歌曲中有蘭陵王一曲，宋代仍有蘭陵王一調，大約最初也是歌頌他的。該碑書法為雄健的大字，是北碑中的上品。 《龍藏寺碑》，現存河北省正定隆興寺，刻於隋文帝開皇六年(公元587年)，內容如碑額所題，是講恆州(今河北正定縣)刺史鄂國公勸造龍藏寺情況。書法正楷。宋人歐陽修記為張公禮書。該碑在南北朝至唐代書法的變化過程中影響很大，充分反映了前後期過渡的特點，向稱隋碑第一。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藝術最繁榮的時期，碑刻也不例外。這時碑刻有以下特點。 首先，碑體高大，其碑身一般高2米，寬1.4米以上。如《華山廟碑》，據說好大喜功的唐玄宗，為祭唐代封的“金天神”——西嶽華山之神，親自寫了一篇《華山銘》並刻成了《華山廟碑》，安置在華山廟中，其碑由幾塊石頭合成，高10多米。可惜，此碑已被毀壞；現存最大的石碑，恐怕要算矗立於嵩山的《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了。該碑刻於唐玄宗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李林甫撰文，徐浩書丹。隸書25行，每行53字。碑體巨大，氣魄宏偉。通高9米，寬3米，厚1米多。該碑上下四周浮雕精美。碑首上有頂蓋，刻雲龍嵌珠，碑座有佛龕造像。碑額有裴向篆書“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11個字，碑身徐浩隸書文，筆力遒勁，字體規整秀逸，堪稱碑中一絕。 其次，陵墓碑和祠廟碑較多。唐太宗李世民對他的將士有感情，生前就規定：他的功臣大將去世以後，一定要埋葬在他的陵墓左右，從而形成了文武功臣陪陵制度。唐太宗墓稱為昭陵，陪葬的功臣、將相和嬪妃、公主等共計有100多人，每人墓前都豎立墓碑。所以陵區本身就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碑林。這些碑至今尚存40餘塊，其中有《李勣〔ji基〕碑》。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公，唐太宗最得力的武將，因戰功顯赫，賜姓李，又避唐太宗諱改成此名。該碑刻於唐高宗儀鳳二年(公元677年)，高宗李治親自撰文並書丹，行書32行，每行90多字。高宗書法受太宗的熏陶，頗有神氣。其碑現在仍存原地(即陝西禮泉縣昭陵博物館內)，高7.5米，寬1.3米，厚0.7米，其碑體為昭陵墓葬碑之冠；《述聖記》，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建高宗乾陵時刻。碑用七塊大石累積而成，高6.5米。碑身七節，取意於日、月、金、木、水、火、土，俗稱“七節碑”，現存陝西乾縣(原乾州)。武則天撰文，唐中宗書丹。書法嚴謹整飭，文體為駢文，共46行，每行120餘字，總計5500餘字，現存1600多字。內容為頌揚唐高宗之“聖德”，但由於該碑傾倒較早，全文尚未為人所見。 第三，名書法家書碑盛行，從而保留了大量名家真跡。唐代著名書家，如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歐陽詢和歐陽通父子、薛稷和薛曜兄弟、顏真卿、李邕、蔡有鄰、韓擇木、梁升卿、徐浩、柳公權、沈傳師、裴璘、唐玄度、劉禹錫等人，都書寫過不少碑文。歐陽詢書寫了《九成宮禮泉銘》、《房彥謙碑》、《皇甫誕碑》、《溫彥博碑》等20多件石刻，李邕書寫了《大照禪師碑》、《李思訓碑》、《東林寺碑》、《端州石室記》、《盧正道碑》、《麓山寺碑》等30多件。顏真卿寫了《八關齋會報德記》、《大唐中興頌》、《元結墓表》、《多寶塔感應碑》、《李玄靜碑》、《東方朔畫贊碑》、《放生池碑》、《郭家廟碑》、《顏氏家廟碑》、《離堆記》等90多件；柳公權書寫了《玄秘塔碑》、《李晟〔sheng勝〕碑》、《苻璘碑》、《神策軍碑》、《馮宿碑》、《魏公先廟碑》等60多件。其他如歐陽通寫的《道因法師碑》，褚遂良寫的《房玄齡碑》、《孟法師碑》、《雁塔聖教序》，都是很有名的楷體書法碑，為歷代書家所推崇。 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的行草書，用行草書寫碑開了一代書風。他親自用行草書書寫《晉祠銘》(現存太原)、《屏風碑》(現存浙江餘杭)、《溫泉銘》等。溫碑原石早佚，敦煌石室中存有唐代拓本，現有影印本流傳。懷仁和尚花了20多年工夫集成的《集王書聖教序》，是著名的草書唐碑。 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隸書，自己也寫得一手優美的漢隸，據說他一共寫有30多件，現存於世者還有大約10件，《紀泰山銘》、《石台孝經》、《王仁皎碑》、《慶唐觀紀聖銘》等即為其手跡。其中《慶唐觀紀聖銘》刻於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碑在山西浮山縣，因地僻人稀，知者甚少，所以捶拓者不多，碑保存也好。這是了解唐玄宗隸書的絕好材料。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元、天寶年間，出現了許多著名隸書家，如史維則寫《大智禪師碑》、《慶唐觀金籙齋頌》等40多件。其中《大智禪師碑》，碑陽刻於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計32行，每行61字；碑陰較碑陽晚刻五年，計27行，每行九字，書法遒勁，有骨力，清朝學者孫承澤推崇此碑書法為開元時期第一品。蔡有鄰寫有《尉遲迴廟碑》、《龐履溫碑》等隸書碑；韓擇木寫有《告華嶽文》、《葉惠明碑》等隸書碑。 唐代大篆書家李陽冰〔ning寧〕，自命不凡，誇口說：秦代李斯以後，篆法直接傳人就是他了。在唐中期的天寶、大歷年間，他刻寫過許多篆字碑和碑額，見於著錄的就有《三墳記》、《城隍廟碑》等三四十件，但現存者只十六七件了。 第四，反映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關係的碑刻較多，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唐蕃會盟碑》，刻於唐長慶三年(公元823年)，豎於西藏拉薩大昭寺，至今尚存。碑陽右側漢文，楷書，左側藏文，內容記述唐蕃和約盟文；碑陰記載吐蕃起源、發展等歷史情況及唐蕃會盟經過；碑側記述參加盟誓雙方官員姓名。據史書記載，唐蕃會盟前，曾屢戰屢和，此次會盟劃定唐、蕃轄界，並刻於石，使子孫後代銘記，標誌著唐蕃之間一個和平時期的到來，數百年間未再發生過一次大的戰爭，有利於漢藏兩族的發展。此碑是研究漢、藏民族關係史的絕好實物材料；《南詔德化碑》，約立於閣羅鳳贊普鐘十五年(公元766年)，碑在今雲南省大理南太和村西。碑高3.02米，寬3.27米。內容記述了南詔政權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實，是研究南詔史的第一手材料；碑陰職官題名，提供了南詔前期職官制度和許多民族成員參加南詔政權的情況，是讚揚南詔國王閣羅鳳業績及南詔與唐朝關係的重要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碑通高280厘米，寬85厘米，厚16厘米。碑首額上刻十字架。碑陽下部及左右兩側用敘利亞文和漢文合刻70名景教僧的名字和職銜。碑文計32行，每行62字，分序、頌兩部分。內容主要是敘述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在中國傳播的情況，是研究唐代景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此碑在明朝末年出土後，不但為中國學者所注意，也引起外國傳教士的興趣。 19世紀初，曾有人想偷運此碑出境，由於廣大群眾的保護，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現存西安碑林。 上述四個方面的唐碑，既反映唐代碑刻的特點，也體現了中國古代碑刻進入高峰時的盛況。以後各朝代，雖然各有特色，但未再出現新的刻碑高潮。 宋元時期，以書法為主的碑刻，繼續有所發展，大書法家蘇軾、黃山谷、米芾〔fu 夫〕、蔡襄、趙孟頫〔fu 府〕、鮮于樞等都各有佳作。蘇軾，字東坡，寫有《司馬溫公碑》、《赤壁賦》、《表宗觀碑》、《豐樂亭記》等碑刻數十件，蘇書以行草為多，楷體極少。 《前赤壁賦》，為蘇軾親筆楷書，字徑七八分，書法穩健流麗，與常見者不同，為現存蘇軾楷書之冠。黃庭堅，字山谷，寫有《伯夷叔齊墓碑》、《狄梁公碑》、《發願文》、《龍王碑記》等碑刻數十件。關於《狄梁公碑》，昔人說：狄梁公(狄仁傑)事，範文正(范仲淹)文之，黃文節(黃庭堅)書之，為“海內三絕”。米芾寫有《千字文》、《苕溪詩》、《蕪湖縣學記》等楷書、行書碑。蔡襄寫有《晝錦堂記》、《萬安橋記》、《劉奕墓碣》等。其中《晝錦堂記》歐陽修撰文，邵必篆額，蔡襄楷書18行，每行39字，書法嚴謹端重，頗似顏真卿體。據說，蔡襄寫此碑時，每一個字就寫一張紙，最後擇其較好者雕刻於石，所以人們稱此《記》為“百衲碑”。趙孟頫為元代大書法家，寫碑刻近百種，《少林寺裕公碑》、《玄廟觀重修三門記》、《玄教宗傳碑》、《許熙載神道碑》、《新建廟學碑》為其代表作。其中《玄教宗傳碑》元虞集撰文，趙孟頫奉敕篆額並書丹。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吳全節刻石。楷書26行，每行64字。其碑筆法生動，可見趙書功力。 《許熙載神道碑》，歐陽玄撰文，茅紹之集趙孟頫楷書而成，在河南安陽，碑石刻字極工整，四面環刻，故當地人稱“四面碑”。碑雖集字，但書法遒健，非他人所能比，在趙書中亦為傑作，所以評論書法者，常以此碑為趙書之上品。 《新建廟學碑》，元李師聖撰文，趙孟頫篆書。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刻，為趙孟頫壯年(40歲)時所書。趙所書碑碣，見於世者，以此碑為最先，其以篆文寫碑者，只見此一件。趙之書名自此日大。趙為他人所書，楷書行體，已不勝其煩，因此從不輕易寫篆書，只偶爾有篆書小品而已，巨碣豐碑絕無。 《李願歸盤谷序》，韓愈撰文，鮮于樞書。其書體嚴謹而恢宏，可為大字楷書範本。 《鮮于樞大字詩讚》，為鮮自作之詩，草書71行。該書筆法縱肆堅實，氣魄雄渾不失規矩。可與趙孟頫、康里巙巙〔nao撓〕等元代大書法家齊名。 宋元碑刻除著名書法家書碑較多以外，還有一個特點是圖碑較多，如《天文圖碑》、《禹跡圖碑》、《華夷圖碑》等都十分有名。 《華夷圖碑》，刻於南宋偽齊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現存西安碑林。 《華夷圖碑》是宋代的一幅中外地圖，中國部分是主要的。圖中對中國的山脈、河流、長城以及各州的地理位置等都標示得很清楚，至於其他部分，在圖中只能簡略地標出一些名稱以及相互間的方位關係。 《禹跡圖碑》，刻於南宋偽齊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但其繪製時間比同年刻的《華夷圖碑》晚。現存西安碑林。圖中繪的海岸線較準確，說明對沿海地區比前了解較多。總的看，《禹跡圖碑》已經比較接近今日的中國地圖。 《平江圖》，刻於南宋紹定二年(公元1229年)，藏蘇州市博物館。它是流傳下來的宋代城圖中最詳細的一幅，是現存最古的蘇州地圖。 《地理圖》，刻於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圖中對山脈的表示比《華夷圖碑》前進了一步，圖中地形有了立體感。 《天文圖碑》，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王致遠摹刻，現存蘇州市博物館。石刻高二米多，寬一米多，圖以北極為中心，收星1440顆，說明文字41行，2000多字，對當時所知天文知識作了簡要敘述。 《靜江府城防圖石刻》，南宋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刻，現存廣西桂林鸚鵡岩。它為寶祐六年(公元1258年)以來，靜江府(今桂林市)為防蒙古軍隊的進攻，前後四次修築的城防工事的平面圖，是研究桂林市發展史和古代城防史的重要史料。 《汾陰后土圖碑》，刻於金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現存山西萬榮后土廟，為榮河縣知縣張維等所刻的后土廟建築全貌圖碑，是現存最完整的北宋祠廟圖之一。可從中了解宋代國家一級祠廟的概貌。 明清時期陵墓碑在氣勢規模上又有發展。明之十三陵，清之東、西陵，都著稱於世。 明十三陵在北京昌平縣天壽山下方圓44公里的小盆地上，建有長陵、永陵、定陵等十三處明代皇帝陵墓。每陵佈局大體相似，都有碑亭、明樓等建築。如長陵(明成祖朱棣墓)明樓呈方形，四面闢券門，中貫十字形穹窿頂，上簷下懸匾額，大書“長陵”二字。正中豎碑一座，陰文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定陵為神宗朱翊〔yi亦〕鈞陵墓，明樓簷下榜額刻“定陵”二字，樓內石碑碑首額篆“大明”二字，碑身刻“神宗顯皇帝之陵”。明十三陵各陵之神功聖德碑有明顯特點，多為無字碑，刻有碑文的只有長陵和思陵(明崇禎墓)的兩塊碑。其他明碑，如《永寧寺碑》等，也是十分著名而重要的碑刻。 《永寧寺碑》是明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刻《永寧寺記》與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刻《重建永寧寺記》二碑的總稱。記述明朝永樂年間派員赴奴兒乾(今黑龍江下游特林)設置都司衙門，任命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僉事等官，以安撫當地居民等情況。該碑是說明明朝初年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庫頁島地區為我國領土的重要證據。 清代有東、西兩個陵區。現以東陵為例略加敘說。東陵位於河北遵化縣馬蘭峪，有孝陵、裕陵、定陵等皇帝陵五座，皇后陵四座。始建於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陵園以昌瑞山為中心，南北長125公里，東西寬20公里。各陵佈局也大體相似，都有聖德神功碑樓，神道碑亭等。裕陵為乾隆皇帝陵，聖德神功碑樓內，有龍蝠碑兩座，高六米，贔屃座，碑文用漢、滿兩種文字刻就。定東陵為咸豐皇后慈安與慈禧的陵寢。碑亭內龍蝠碑，重量就達20餘噸，碑座也是整塊石料雕成的贔屃座，以體現碑刻的高貴等級。 清朝時，為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政權的穩定，康熙、乾隆兩朝比較注意民族關係的協調。乾隆皇帝明確表示，對各民族要“因其教，不易其俗”。這種政策的集中體現就是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及其碑群的建立。 溥仁寺及其碑刻。溥仁寺俗稱前寺，建於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這一年，蒙古各部的王公貴族到承德慶祝康熙皇帝(玄燁)的60壽辰，所以特建此寺並刻《溥仁寺碑》以為紀念。普寧寺及其碑刻。普寧寺建於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這時，乾隆皇帝在平定了準噶爾部達瓦齊叛亂後，正在避暑山莊大宴厄魯特四部的上層貴族，並分別封以汗王、貝勒、貝子等頭銜。因他們都信奉喇嘛教，所以乾隆皇帝下令依西藏三摩耶廟之式建普寧寺和碑亭以作紀念。碑亭內所豎之碑有《普寧寺碑》，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書寫，內容敘述建寺立碑情況。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和《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均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寫，碑文分別記述了清政府平定達瓦齊、阿睦爾撒納叛亂的情況。普陀宗乘之廟及其碑刻。準噶爾叛亂平定後，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維吾爾族上層人物，齊集承德，朝見清帝，顯示了祖國的統一。清政府對此十分重視，花了四年時間(公元1767—1771年)，仿照當時藏傳佛教的中心——拉薩布達拉宮，建成普陀宗乘之廟，其廟佔地22萬平方米，是承德外八廟中最大的一個。正當此廟落成時，率眾返回祖國的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來到承德朝見乾隆帝，隨即到普陀宗乘之廟行瞻禮。故在該廟賜刻《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碑以作紀念。兩碑均是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成的大型石碑，記述蒙古衛拉特部之一的土爾扈特部，於明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被其頭目率領到伏爾加河流域游牧，後來因不堪沙皇俄國的壓迫與欺侮，又於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回歸祖國懷抱。清政府撥出價值20萬兩銀子的物資，把他們安置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放牧。兩碑是研究清朝民族關係的重要材料。 元、明、清進士題名碑，是一類著名的專題碑群，現存首都博物館，共198塊。其中元代三塊；明代77塊；清代118塊。題名碑共記載了5162名進士的姓名、籍貫及名次。其中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兩塊清代最末的一科進士題名碑中，在其碑文的第二甲第三排第10名刻有近代著名愛國人士沈鈞儒的名字。元明清三代進士題名碑，是研究我國晚期科舉制度的重要實物資料，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墓碑、祠廟碑、紀念碑就數量而言是碑刻中的主體，此外還有一些有著特殊功用的記事碑。如，《交通規則石碑》刻於宋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一在福建閩北山區松溪縣舊縣村，一在松溪縣竹賢村。本世紀80年代發現。碑文記載唐宋時期“儀制令”，內容有“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等路規。經福建省交通部門鑑定，這是迄今發現的記載我國古代交通規則最早的碑石。 前述各類碑刻，從文字角度區分主要是漢文碑刻，此外我國還有一些少數民族文字的碑刻。 契丹文石刻。分為契丹大字石刻和契丹小字石刻兩種，有墓誌銘、紀功碑、建廟記和遊記等類別。刻石年代主要是在986年至1150年之間。分佈地點除陝西、河北有三種外，多數都在遼寧西部和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等地。現存契丹大字石刻，主要有《遼太祖紀功碑》(殘石)、《大遼大橫帳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耶律延寧墓誌》、《北大王墓誌》(即《耶律萬辛墓誌》)、《蕭孝忠墓誌銘》、《故太師銘石記》、《石棺銘文》以及遼上京遺址出土的兩件殘石等。現存契丹文小字石刻，主要有《興宗皇帝哀冊文》、《仁懿皇后哀冊文》、《道宗皇帝哀冊文》、《宣懿皇后哀冊文》、《蕭富留墓誌銘》、《許王墓誌》、《故耶律氏銘石》、《蕭仲恭墓誌》、《耶律仁先墓誌》、《大金皇帝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簡稱《郎君行記》)等10餘種。它們是現存研究契丹文字的主要材料，十分重要。 西夏文石刻。西夏文字頒行於1036年，西夏滅亡(公元1227年)以後，仍為党項族所使用，直至明末。現存西夏文石刻多在甘肅、寧夏、河北、北京等地出土，數量不多，代表性石刻有甘肅武威西夏《感應塔碑》、寧夏銀川西夏《仁宗壽寧碑》、元代《居庸關西夏文石刻》、《敦煌莫高窟六字箴言碑》以及明代河北保定西夏文石刻等，都是研究西夏曆史、西夏文字的重要材料。 女真文石刻。主要有摩崖石刻和碑刻等，中國現存者有吉林省的海龍縣《海龍女真國書摩崖》、扶餘縣《大金得勝陀頌碑》、舒蘭縣《昭通大將軍同知雄州節度使墓碑》，河南省開封《女真進士題名碑》、《奧屯良弼詩碑》(相傳發現於山東蓬萊縣，故古稱《山東蓬萊刻石》)、《奧屯良弼餞飲碑》等。此外在朝鮮還保存有數件。 元代蒙文碑刻。包括蒙古畏兀兒字碑和八思巴蒙古字碑。畏兀兒字碑刻，現存者計有昆明筇竹寺《雲南王藏經碑》(碑陰刻有云南王阿魯的蒙古語令旨)，內蒙翁牛特旗《張氏先塋碑》、《竹溫台碑》，甘肅武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山西濟源《紫微宮碑》及“皇后懿旨”文末之蒙古畏兀兒字“令文”等。八思巴古字碑刻，已發現者約有20餘件，分佈在陝西周至、韓城，甘肅涇川，山西太原，河南安陽、許昌、濬縣，河北易縣，山東鄒縣等地的元代寺觀。內容多為皇帝聖旨、皇后懿旨、皇子諸王令旨或帝師法旨。所述主要為保護佛寺道觀產業及減免僧道賦稅差役諸事。這兩種碑刻都是研究元代歷史、制度、宗教、寺觀的重要資料。元代白話碑，是元代以八思巴蒙古字書寫的官方文書，用漢語白話直譯為漢文後，所刻諸碑石的通稱。其內容十分豐富，尤其對研究元代專名譯語有特殊價值。馮承鈞編的《元代白話碑》、蔡美彪編的《元代白話碑集錄》等可資參考。 除上述刻字碑外，還有隻豎碑、不刻字的“無字碑”，如《泰山無字碑》、《乾陵無字碑》、《十三陵無字碑》等。 《泰山無字碑》根據司馬遷《史記》記載為漢武帝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登泰山時所立。碑高六米，寬1.2米，頂上有石覆蓋，石的顏色黃白，因無字，故名無字碑(也有人稱為石表)。 《乾陵無字碑》，建於7世紀末期或8世紀初，以一塊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53米，寬2.1米，厚4.12米，總重量達100噸。碑首有九條螭龍盤繞。碑側各有昇龍圖一幅，昇龍長1.49米，寬1.19米。碑座陽面的線刻畫的是一幅獅馬圖。圖長2.14米，寬0.66米。獅馬圖之馬屈蹄俯首，悠然就食，雄獅昂首怒目，威嚴挺立。該碑碑身高大，雕刻精細，不愧為歷代無字碑之冠。關於立碑不刻字的原因，向來眾說紛紜，以《乾陵無字碑》為例，就有三種說法，一說武則天曾經留有遺言：“己之功過，留後人評”，所以只豎碑不刻字；一說武則天“德高望重，無法可書”；一說這是唐中宗李顯為自己立的碑等等。 前述各類碑，內容雖異，但一般都是為人而立的。樹碑的基本用意，是表示人們的哀思和懷念。因此，可以說，碑是人們心中永存的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