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產生、發展至今，曾用各種東西寫書。他們用竹、木片為材料寫出的書叫“簡策書”；用絲織品絹、繒等為材料寫出的書叫“帛書”；用紙為材料寫出的書叫“寫本”或“抄本”；用石片為材料寫出的書，現代雖不多見了，但在我國古代卻相當流行，實際上這些字都是用刀刻的而不是“寫”的。
我國古代先民用刀在石頭上刻字、寫文章的歷史，差不多與漢字產生、發展同步而行。當漢字剛剛出現時，也就開始在石頭上刻寫了。 1973年至1974年，江西省博物館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該省清江吳城發現的“吳城文化”中，出土了帶有文字(或符號)的器物38件，有66個文字符號，其中刻在三個石範上的就有六個文字或符號，即
我國的商殷時代，漢字廣泛使用甲骨文，當時的甲骨文已有4000多個符號，這種文字有些也刻在石頭上。 1935年春，考古學者們在安陽市殷墟侯家莊等殷人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在大型墓1003號墓道中，發現石(皀殳)〔gui鬼〕斷耳一件，上面刻有文字二行，共12個字，內容是“辛丑、小臣(茲字去艹換爫)、人(上兇十下)〔CHI吃〕、(囗內多)〔YI宜〕、才(上叀下口)、□(以)(皀殳)”。該墓屬於商代末期的國王帝乙、帝辛時期。刻文的意思是：在辛丑這一天，有一個名叫(茲字去艹換爫)的小臣史官，在叫(上叀下口)的一個地方，進貢了很好的禽獸，特刻記在(皀殳)上以紀念。商殷時期還在三件樂器(石編磬)上也分別刻有文字，一為“永(戶夂)(同啟)”，一為“永餘”，一為“夭餘”。這三件石磬，曾為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於省吾教授所收藏，並著錄於他編撰的《雙劍誃〔yi宜〕古器物圖錄》中，後來這批石磬歸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除此之外，在商代玉器上也有不少刻文。
西周和東周時期，石刻文字比前期有了進步，我們已經知道的文物考古材料，就有數種。 1974年至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在該省平山縣西北滹沱河北岸，發現了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址和墓葬一處。此前，即本世紀30年代，在這個古城址範圍內的南七汲〔ji及〕村西南，曾發現一塊大河光石，上面刻有文字，經有關專家研究，取名叫《宮乘得守丘刻石》，這塊刻石長90厘米，寬30厘米，厚40厘米。上刻文字二行，共19個字。刻文的內容是：“監罟〔gu古〕尤(囿)臣公乘德，守丘(六去丶)〔qi其〕血(舊)(爿酉)〔jiang醬〕曼，敢謁後尗〔chu處〕賢者”。刻文大意記載為國王監督管理湖池園囿的一個名叫公乘德的官，和看守陵墓的一個名叫曼的將，共同敬告後來賢人之事。從刻文的字體和出土情況分析，這塊刻石的年代應屬東周時期。此時期，另一件更為有名的刻石文字叫“石鼓文”。該刻石於7世紀初，即我國唐朝初期，在陝西省雍縣(今鳳翔縣)出土，共10鼓。開始時就地放置於田野中，後被遷移至鳳翔府，置於夫子廟內。唐末五代時期散失，經尋找收集，北宋時的司馬池再將它運到鳳翔府學保存，但已遺失一鼓。北宋仁宗趙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又經向傳師訪求，方才得以補齊。北宋徽宗大觀年間(公元1107—1110年)，宰相蔡京又將石鼓運至東京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置於保和殿之稽古閣。據傳，在這時曾用金粉填其字，以表示珍貴，永遠不讓人們再拓傳複製。金朝滅北宋，攻破汴京，又將它劫運到中都(今北京城西南一帶)。元朝建國後又移置於大都(今北京內城北部)的國子監大門內。在這裡放置的時間很長，從元朝、明朝、清朝，直至民國時期，前後600多年中未再被移動過。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先生，將它南遷到大後方峨眉山保存。現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石鼓文出土後，立即引起了世人的重視，當時的大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就曾撰文推崇它的書法；詩人、文學家杜甫、韋應物、韓愈等則賦詩作歌(如《石鼓歌》，載《唐詩三百首》)以讚揚它的價值。宋代歐陽修等編《集古錄》等著作，強調石鼓文的文物價值，把它列為石刻中最重要的遺物。從此以後，歷代大學者如宋代蘇東坡、鄭樵，元代潘迪，明代周進，清代阮元、震鈞等都有所論述。近代著名學者也不斷發表研究成果，如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唐蘭《石鼓年代考》等。
這件石刻，因其外形如鼓而得名，但從其文字內容看，稱其為“秦刻石”較為妥當。
關於石鼓文的內容，據近代古文字專家唐蘭等學者考證，記載的是周朝天子派使臣到秦國，秦獻公和他們一起出遊、射鹿、捕魚等事。其文體為韻詩形式，10首詩為一組，格調與古代相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石鼓文是的續篇之一。
秦朝統一全國以後，鐵質生產工具的廣泛運用，對石刻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石刻文字的新形式不斷出現。首先是與過去一脈相承的不拘形狀、不講究格式的刻石開始大量雕刻，甚至發展到摩崖文字的雕鑿；其次是專門作為歌功頌德的碑刻文字的出現和記述死者姓名、籍貫、生平、仕蹟的墓誌的流行；第三是儒家、佛教、道教刻經的大量進行，因此出現了大部頭的石書；第四是各種題跋、題記、題名、經幢、書法(如石刻法帖)等刻石文字的大量湧現。總之，使石刻文字出現了百花盛開的局面。因此，有人估計，如果把我國各種石刻文字彙集起來，其數量完全可以與著名的二十四史和浩如煙海的寫本、木刻本書籍相當，是迄今還未深入開發的文獻資料處女地，對它的整理與研究是一項大有前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