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莊士敦入宮以來，我在王公大臣們的眼裡逐漸成了最不好應付的皇帝。到了我結婚前後這段時間，我的幻想和舉動，越發叫他們覺得離奇，因而驚恐不安。我今天傳內務府，叫把三萬元一粒的鑽石買進來，明天又申斥內務府不會過日子，只會貪污浪費。我上午召見大臣，命他們去清查古玩字畫當天回奏，下午又叫預備車輛去遊香山。我對例行的儀注表示了厭倦，甚至連金頂黃轎也不愛乘坐。為了騎自行車方便，我把祖先在幾百年間沒有感到不方便的宮門門檻，叫人統統鋸掉。我可以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監對我不忠，隨意叫敬事房答打他們，撤換他們。王公大臣們的神經最受不了的，是我一會想勵精圖治，要整頓宮廷內部，要清查財務，一會我又揚言要離開紫禁城，出洋留學。王公大臣們被我鬧得整天心驚肉跳，辮子都急成白的了。
我的出洋問題，有些工公大臣考慮得比我還早，這本來是他們給我請外國師傅的動機之一。我結婚後接到不少造老的奏摺、條陳，都提到過這個主張。但到我親自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對。在各種反對者的理由中，最常聽說的是這一條：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於放棄了民國的優待。既然民國沒有取消優待條件，為什麼自己偏要先放棄它呢？”
無論是對出洋表示同情的，還是根本反對的，無論是對“恢復祖業”已經感到絕望的，還是仍不死心的，都捨不得這個優待條件。儘管優待條件中規定的“四百萬歲費”變成了口惠而實不至的空話，但是還有“帝王尊號仍存不廢”這一條。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住這個小朝廷，對恢復祖業未絕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對於已絕望的人也還可以保留飯碗和既得的地位，這種地位的價值不說死後的卹典，單看看給人點主、寫墓誌銘的那些生榮也就夠了。
我的想法和他們不同。我首先就不相信這個優待條件能永遠保留下去。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處境的危險。自從新的內戰又發生，張作霖敗退出關，徐世昌下台，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覺得危險突然逼近前來。我想的只是新的當局會不會加害於我，而不是什麼優待不優待的問題。何況這時又有了某些國會議員主張取消優待的傳說。退一萬步說，就算現狀可以維持，又有誰知道，在瞬息萬變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戰中，明天是什麼樣的軍人上台，後天是什麼樣的政客組閣？我從許多方面——特別是莊士敦師傅的嘴裡已經有點明白，這一切政局的變化，沒有一次不是列強在背後起作用。與其等待民國新當局的優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國人？如果一個和我勢不兩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想辦法，是不是來得及？對於歷代最末一個皇帝的命運，從成湯放夏桀於南巢，商紂自焚於鹿台，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數到朱由檢上煤山。沒有人比我對這些歷史更熟悉的了。
當然，我沒有向王公大臣們說起這些晦氣的故事，我這樣和他們辯論：
“我不要什麼優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國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國優待我，這倒比人家先取消優待的好。”
“優待條件載在盟府，各國公認，民國倘若取消，外國一定幫助我們說話。”他們說。
“外國人幫我們，你們為什麼不叫我到外國去？難道他們見了我本人不更幫忙嗎？”
儘管我說的很有道理，他們還是不同意。我和父親、師傅。王公們的幾次辯論，只產生這個效果：他們趕緊忙著籌辦“大婚”。
我所以著急要出洋，除上面對王公大臣們說的理由之外，另外還有一條根本沒有和他們提，特別是不敢向我的父親提，這就是我對我周圍的一切，包括他本人在內，越來越看不順眼。
這還是在我動了出洋的念頭以前就發生的。自從莊士敦入宮以後，由於他給我灌輸的西洋文明的知識，也由於少年人好奇心理的發展，我一天比一天不滿意我的環境，覺得自己受著拘束。我很同意莊士敦做出的分析，這是由於王公大臣們的因循守舊。
在這些王公大臣們眼裡，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歲那年。莊士敦發現我眼睛可能近視，建議請個外國眼科醫生來檢驗一下，如果確實的話，就給我配眼鏡。不料這個建議竟像把水倒進了熱油鍋，紫禁城裡簡直炸開了。這還了得？皇上的眼珠子還能叫外國人看？皇上正當春秋鼎盛，怎麼就像老頭一樣戴上“光子”（眼鏡）？從太妃起全都不答應。後來費了莊士敦不少口舌，加之我再三堅持要辦，這才解決。
我所想要的，即使是王公大臣早得到的東西，他們也要反對，這尤其叫我生氣。比如安電話那一次就是這樣。
我十五歲那年，有一次聽莊士敦講起電話的作用，動了我的好奇心，後來聽溥杰說北府（當時稱我父親住的地方）裡也有了這個玩藝兒，我就叫內務府給我在養心殿裡也安上一個。內務府大臣紹英聽了我的吩咐，簡直臉上變了色。不過他在我面前向例沒說過抵觸的話，“嗻”了一聲，下去了。第二天，師傅們一齊向我勸導：
“這是祖制向來沒有的事，安上電話，什麼人都可以跟皇上說話了，祖宗也沒這樣幹過……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宮裡的自鳴鐘、洋琴、電燈，都是西洋玩藝，祖制裡沒有過，不是祖宗也用了嗎？”
“外界隨意打電話，冒犯了天顏，那豈不有失尊嚴？”
“外界的冒犯，我從報上也看了不少，眼睛看和耳朵聽不是一樣的嗎？”
當時或者連師傅們也沒明白，內務府請他們來勸駕是什麼用意。內務府最怕的並不是冒犯“天顏”，而是怕我經過電話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觸。在我身邊有了一個愛說話的莊士敦，特別是有了二十來種報紙，已經夠他們受的了。打開當時的北京報紙，幾乎每個月至少有一起清室內務府的闢謠聲明，不是否認清室和某省當局或某要人的來往，就是否認清室最近又抵押或變賣了什麼古物。這些被否認的謠言，十有九件確有其事，至少有一半是他們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報紙，加上一個莊士敦，早已弄得他們手忙腳亂，現在又要添上個電話，作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橋樑，豈不更使他們防不勝防？因此他們使盡力氣來反對。看師傅說不服我，又搬來了王爺。
我父親這時已經成了徹底的維持現狀派，只要我老老實實住在紫禁城裡，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歲銀，便一切滿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受內務府擺佈的人。但是這位內務府的支持者，並沒有內務府所希望的那種口才。他除重複了師傅們的話以外，沒有任何新的理由來說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話便問得答不上來了：
“王爺府上不是早安上電話了嗎？”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並不一樣。這件事還是過兩天，再說吧……”
我想起他的辮子比我剪得早，電話先安上了，不讓我買汽車而他卻買了，我心裡很不滿意。
“皇帝怎麼不一樣？我就連這點自由也沒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頭叫太監：“傳內務府：今天就給我安電話！”
“好，好，”我父親連忙點頭，“好，好，那就安……”
電話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煩。
隨著電話機，電話局送來了一個電話本。我高興極了，翻著電話本，想利用電話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劇名演員楊小樓的電話號碼，對話筒叫了號。一聽到對方回答的聲音，我就學著京劇裡的道白腔調念道：“來者可是楊——小——樓——呵？”我聽到對方哈哈大笑的聲音，問：“您是誰呵？哈哈……”不等他說完，我就把電話掛上了。真是開心極了。接著，我又給一個叫徐狗子的雜技演員開了同樣的玩笑，又給東興樓飯莊打電話，冒充一個什麼住宅，叫他們送一桌上等酒席。這樣玩了一陣，我忽然想起莊士敦剛提到的胡適博士，想听聽這位“匹克尼克來江邊”的作者用什麼調兒說話，又叫了他的號碼。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電話。我說：
“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呵？怎麼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阿！”
“宣統？……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兒。你有空到宮裡來，叫我瞅瞅吧。”
我這無心的玩笑，真把他給引來了。據莊士敦說，胡適為了證實這個電話，特意找過了莊士敦，他沒想到真是“皇上”打的電話。他連忙向莊士敦打聽了進宮的規矩，明白了我並不叫他磕頭，我這皇上脾氣還好，他就來了。不過因為我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沒叫太監關照一下守衛的護軍，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門，費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過。後來護軍半信半疑請奏事處來問了我，這才放他進來。
這次由於心血來潮決定的會見，只不過用了二十分鐘左右時間。我問了他白話文有什麼用，他在外國到過什麼地方，等等。最後為了聽聽他對我的恭維，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麼優待不優待的，我很願意多念點書，像報紙文章上常說的那樣，做個“有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為稱讚，說：“皇上真是開明，皇上用功讀書，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說的前途指的是什麼。他走了之後，我再沒費心去想這些。沒想到王公大臣們，特別是師傅們，聽說我和這個“新人物”私自見了面，又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
總之，隨著我的年事日長，他們覺得我越發不安分，我也覺得他們越發不順眼。這時我已經出紫禁城玩過一兩次，這是從我藉口母親去世要親往祭奠開始，排除了無窮的勸阻才勉強爭得來的一點自由。這點自由刺激了我的胃口，我越發感到這些喜歡大驚小怪的人物迂腐不堪。到民國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說的幾件事所積下的氣忿，便促成了我下決心出洋的又一股勁頭。我和王公大臣們的衝突，以正式提出留學英國而達到高峰。
這件事和安電話就不同了，王公大臣們死也不肯讓步。最後連最同情我的七叔載濤，也只允許給我在天津英租界準備一所房子，以供萬一必要時去安身。我因為公開出紫禁城不可能，曾找莊士敦幫忙。在上節我已說過，他認為時機不相宜，不同意我這時候行動。於是我就捺下性子等候時機，同時暗中進行著私逃的準備。我這時有了一個忠心願意協助我的人，這就是我的弟弟溥杰。
我和溥杰，當時真是一對難兄難弟，我們的心情和幻想，比我們的相貌還要相似。他也是一心一意想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遠走高飛，尋找自己的出路，認為自己的一切慾望，到了外國都可以得到滿足。他的環境和我的比起來，也像他的身體和我的身體比例一樣，不過隻小了一號。下面是他的自傳的一段摘錄：
溥杰比我小一歲，對外面的社會知識比我豐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動，只要藉口進宮，就可以騙過家裡了。我們行動的第一步是籌備經費，方法是把宮裡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以我賞賜溥杰為名，運出宮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裡去。溥杰每天下學回家，必帶走一個大包袱。這樣的盜運活動，幾乎一天不斷地干了半年多的時間。運出的字畫古籍，都是出類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為那時正值內務府大臣和師傅們清點字畫，我就從他們選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記得的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鍾繇、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的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宋馬遠和夏珪以及馬麟等人畫的《長江万裡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書籍方面，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書的珍本，都被我們盜運走了。運出的總數大約有一千多件手捲字畫，二百多種掛軸和冊頁，二百種上下的宋版書。民國十三年我出宮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在點查毓慶宮的時候，發現了“賞溥杰單”，付印公佈，其中說賞溥杰的東西“皆屬琳瑯秘籍，縹細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籍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這是一點不錯的。這批東西移到天津，後來賣了幾十件。偽滿成立後，日本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又把這些珍品全部運到了東北，日本投降後，就不知下文了。
我們的第二步計劃，是秘密逃出紫禁城。只要我自己出了城，進到外國公使館，就算術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還是民國當局，就全沒有辦法了，這是幾年來的民國歷史給了我們的一個最有用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我的莊士敦師傅給我想出了更具體的辦法，他叫我先和公使團的首席公使荷蘭的歐登科聯絡好，好使他事先有所準備。莊師傅給我出這個主意已是民國十二年的二月了。九個月前他曾反對我出洋，認為時機不好，現在他何以認為時機已經到來，以及他另外和東交民巷的公使們如何商量的，我一點都不知道。我從他的指點上獲得了很大的信心，這就很夠我滿足的了。我先請他代往公使那里通個消息，然後我親自給歐登科公使直接通了電話，為了把事情辦得穩妥，我又派溥杰親自到荷蘭公使館去了一趟。結果一切都是滿意的。歐登科在電話裡答應了我，並親自和溥杰約定好，雖然他不能把汽車一直開進宮裡，但將在神武門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這個大門，那就一切不成問題；從我第一天的食宿到我的腳踏上英國的土地，進入英國學校的大門，他全可以負責。當下我們把出宮的具體日期鐘點都規定好了。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這天，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門了。紫禁城裡的情形是這樣，我身邊有一群隨身太監，各宮門有各宮門的太監，宮廷外圍是護軍的各崗哨，神武門外，還有由民國步兵統領指揮的“內城守衛隊”巡邏守衛。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身邊和宮門太監，只要這幾關打通，問題就不大了。我想的實在是太簡單了，我打通太監的辦法，也不過是花點錢而已。拿到錢的太監歡天喜地地謝了恩，我就認為萬事俱備，誰知在預定時間前一小時，不知是哪個收了錢的太監報知了內務府。我還沒走出養心殿，就听說王爺傳下令來，叫各宮門一律斷絕出入，紫禁城全部進入戒嚴狀態。我和溥杰一聽這消息，坐在養心殿裡全傻了眼。
過了不大功夫，我父親氣急敗壞地來了：
“聽聽聽聽說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這副狼狽的樣子，做錯事的倒好像是他，我忍不住笑起來了。
“沒有那麼回事。”我止住了笑說。
“這可不好，這可怎麼好……”
“沒那回事！”
我父親疑心地瞅瞅溥杰，溥杰嚇得低下了頭。
“沒有那事兒！”我還這樣說。父親嘟嘟囔囔說了幾句，然後領走了我的“同謀犯”。他們走了，我把御前太監叫來追問，是誰說出去的。我非要把洩底的打個半死不可。可是我沒辦法問出來，這件事，又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個人生悶氣。
從那以後，我最怕看見高牆。
“監獄！監獄！監獄！”我站在堆秀山上望著城牆，常常這麼念叨。 “民國和我過不去還猶可說，王公大臣、內務府也和我過不去，真是豈有此理。我為了城外的祖業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們為了什麼呢？……最壞的是內務府，這準是他們把王爺弄來的！”
第二天見了莊士敦，我向他發了一頓牢騷。他安慰了我幾句，說不如暫時不去想這些，還是現實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頓整頓。
“新來的鄭孝胥，是個很有為的人。”他說，“鄭很有抱負，不妨聽聽他對整頓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種希望。既然紫禁城外祖業不能恢復，就先整頓城裡的財產吧。我對莊師傅的建議非常滿意。我那時萬想不到，他後來在他那本書裡寫到這次逃亡時，竟然把自己說成了毫無干系，而且還是個反對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