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迄今尚未發現著述年代最早的完整兵書，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年代久遠或難以保存而散佚的緣故。即便如此，人們還是能從古文獻的記載，看到一些曾經出現過的早期兵書，其中最常見的是《軍志》和《軍政》。史家和兵書著述家對《軍志》和《軍政》的引用，雖非長篇大段，但也是一些精闢的章句，它們實為研究早期兵書的珍品，不妨轉錄於下。
現已發現早期兵書的佚文有九處。
《左傳》提到《軍志》的佚文有三處。
《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這三條引文載於《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其意是說：“軍事行動要適可而止”、“要知難而退”、“有德的國家不可抗拒”。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引文載於《左傳》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其意是說：“先發製人，可以瓦解敵人的意志。”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此引文載於《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其意是說：“先發製人，可以瓦解敵人的意志；後發製人，要等待敵人士氣的衰竭。”
《十一家注孫子》中保存《軍志》的佚文有兩處。
《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其意是說：軍隊“停止行進時要紮營，行進時要隨時能轉換為戰陣”。見《軍爭篇》杜牧注。
《軍志》曰：“陣間容陣，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御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為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進，退為速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具救。”其意是說：軍隊布列“陣中要有陣，以便保持充足的戰鬥力；隊中要有隊，以便同敵人對抗。前鋒防禦敵人的前鋒，後衛抵擋敵人的後衛，左隊防左邊，右隊防右邊。動作起來要魚貫而行，停立下來要成為雁行，長兵器要與短兵器相搭配，短兵器要與長兵器相搭配。軍隊撤退，陣地轉移，要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前進時不要慌忙奔跑，退卻時要迅速撤走，隊形有四頭八尾，與敵人接觸處就是頭，敵人衝擊中間時，兩頭要一起相救”。
《太平御覽》轉引《吳子》佚文中的《軍志》一處。 《軍志》曰：“將謀欲密，士眾欲一，攻敵欲疾。”其意是說：“將帥謀劃時要保守機密，士卒行動時要整齊一致，進攻敵軍時要迅速快疾。”見《太平御覽·兵部四·將帥》引《吳子》佚文。
唐杜佑輯錄李靖著作時引用《軍志》佚文一處。 《軍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軍困敗。飢飽勞逸，地理為寶。”其意是說：軍隊“一旦失去地利，士兵就會迷惑，全軍就會困難重重，以至失敗。或飢或飽，或勞或逸，地利是最可寶貴的。”見杜佑《通典》引《軍志》。
唐李筌《閫〔kun 捆〕外春秋》中保存的《軍志》佚文有兩處。
《軍志》有言：“攻不足而守有餘。”其意是說：以同樣的兵力，“用於進攻則力量不足，用於防守則力量有餘”。
《軍志》有言：“窮寇勿迫，歸眾勿追。”其意是說：“對陷於絕境的敵軍不要過於逼迫，對正在撤回其本國的敵軍不要急於追擊”，以便瓦解敵軍作困獸猶鬥的意志。
《孫子兵法》中保留了《軍政》的兩條佚文。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其意是說：“因相互間距離較遠而聽不見講話，所以設置鑼鼓；因相互間距離較遠而看不見動作，所以設置旌旗”。見《十一家注孫子·軍爭篇》引文。
《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其意是說：“見到條件可以就進攻敵人，知道條件困難就退卻。”又說“敵人強大就避開他。”見《十一家注孫子·軍爭篇》引張預注。
由於缺乏記載，所以《軍志》和《軍政》的成書年代已不可確考。但從《左傳》多次提及，可推測它們至遲在西周晚期已經問世。又從它們的內容和當時的習慣分析，所引各條似非出自一人一時之作，而是西周晚期以前兵家和政治家言論的匯集。依據現有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學者們認為它們是迄今所提到的最早兵書，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我國從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已經有2300多年了，其間進行了神農伐斧燧(一說補燧)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舜禹伐三苗之戰等原始部落戰爭，以及階級社會中商湯滅夏桀之戰、週滅商紂的牧野之戰、周宣王對外族之戰等數十次戰爭。其次，戰爭中不但使用石兵器，而且使用了精緻的青銅兵器和相當牢固的戰車，木板船已經用於運兵，城郭建築已經初步完固，金鼓旗幟已經代替聲音和動作而能在較遠的距離上，指揮較大規模的作戰。戰爭實踐經驗的積累，軍事技術的進步，甲骨文和金文對軍事活動的記載等，都為戰爭經驗的總結創造了條件，最早的兵書《軍志》和《軍政》便應時而生了。
“有德不可敵。”這是《軍志》在總結戰爭起因和勝敗的基礎上得出的一條結論。夏桀昏庸無道，民怨沸騰，危機四伏。有德的商湯，德政修舉，人民擁護，他先統一鄰國，翦除夏的羽翼，爾後又率領敢死之士6000—7000人，戰車70輛，打敗夏桀，建立了商朝。商朝末年，紂王無道，重臣比干被殺，箕子被囚，徽子出奔，民眾積怨。有德的周武王，收攬人心，大會諸侯於孟津(今河南孟津東北)，統率虎賁3000人、甲士4.5萬人、戰車300輛，一舉佔領商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建立了周朝。商湯滅夏和武王伐紂，都是由於國君桀、紂的無道而引起，因湯、武的有德而取勝的戰爭，所以《軍志》便根據這類有德伐無道而必勝的戰爭經驗，得出了“有德不可敵”的結論。
“允當則歸”，“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強而避之”等論述，是要求戰爭指導者要量力而行，適可而止。有取勝的可能便進攻，有失利的危險便退卻，遇到強敵就避開，使自己始終掌握主動權而立於不敗之地。
《軍志》和《軍政》的其他條文，也都是關於兵法和戰法的論述。它們為數雖少，但已是春秋戰國兵書著述第一次高潮到來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