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刻石經，費時費工，本來是印刷術發明以前，為了向全國刊布法定經文而採取的一個不得已的辦法，當然也是那時唯一可行的辦法。所以當時的石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著以國家法定經文統一全國傳抄本經文的作用。像本章介紹的前三種石經，即漢“熹平石經”、魏“正始石經”和唐“開成石經”，在它各自的時代都具有這種直接的實用價值。這也是石經最初的和最基本的作用。
五代以後，出現了木版印刷。作為經書的法定文本，有歷代太學刊發的“監本”經書(即以國子監的名義編輯出版的經書)，讀書人可以不必再到太學去抄經，使用監本經書要方便得多了。所以到五代以後，從實用的角度看，本沒有再刊立石經的必要。然而歷代王朝為了顯示自己的“文治”，還是有刊立石經的興趣。就像前引乾隆皇帝的詔書中說的，“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所以，儘管那時有監本經書，而且還有“殿本”經書(即武英殿印本十三經)，還是要再刻一部石經，“以副朕尊經右文至意”。因此，五代以後刊立石經，主要的用意無非是點綴“文治”，作一篇“崇儒重道”的官樣文章而已。
但是，無論歷代王朝刊立石經的出發點是什麼，我們今天從文獻學的角度看，各種石經文本都是有用的古籍研究資料。因為歷代刊經的時候，參與其事的學者都要把經文校訂一番才能付刻。從東漢刻“熹平石經”時蔡邕等人“訂正六經文字”並附刻諸家異文，到清代刻“乾隆石經”時命副總裁彭元瑞“校正釐定”經文，並且寫出《石經考文提要》13卷，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文獻學工作。因此，對我們後人來說，這些石經，包括其校勘、考證，都是具有文獻學價值的珍寶，對我們今天和今後校勘群經文字，乃至包括古籍整理，都各自具有程度不等的參考價值。在前述七部石經中，漢、魏、唐三部石經，在文獻學、校勘學以及經學史上的意義尤其重要。只是漢、魏兩部石經毀壞太甚，殘碑、殘字存世甚少，不免影響其作用的發揮。
前文第三章第一節《尚書的今文經和古文經》中，曾談到《尚書》有“今文”、“古文”和“偽古文”之別。在石經裡，漢石經刻的是今文經，魏石經刻的是古文經，唐石經刻的是偽古文經，漢、魏、唐三部石經正好各佔其一，反映了經書和經學從漢到唐的歷史演變。將來如果有更多的漢石經出土，漢代今文經諸家經文，或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如果有更多的魏石經出土，漢代原有的真古文經說不定有部分複原的希望。這或許只是筆者的一個幻想，但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幻想也是很需要的。
除上述價值之外，唐石經更有一層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五代刻版經書，最早就是以唐石經為依據的。可以說，唐石經是五代以後版刻群經的初祖，也是儒家經典從手寫本到版刻本的橋樑。
據《玉海》記述，儒經刻版最早從五代時的後唐明宗(李嗣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開始，由當時的國子監據唐石經雕版印行，同時禁用其他雜抄本。這部雕版經書直到五代的最後一代，即周太祖(郭威)廣順三年(公元953年)才全部刻成，歷時21年。此後的刻本經書，無不是從唐石經衍生出來的翻刻本。所以唐石經在我國書籍的發展史上有它重要的位置。
唐石經刻成之後，曾經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據《舊唐書·文宗本紀》說：
(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文啟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立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
唐石經確實有脫文、誤字，校對欠精。但是無論人們怎樣評價它，唐石經是我國存世最早的一部完本經書，也是自唐代頒行《五經正義》之後，最早的一部唐石刻法定經書。它是今天所有印本經書的源頭。它的歷史地位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值得我們格外地珍視。
以上介紹了“五經”和“四書”的概況。對於從未接觸過這些典籍的讀者來說，應該交待的基本問題，大體都談到了。其中的材料和觀點，大都採自前賢著作，而二三一得之愚，則尚有待方家審正。
為了認識一番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除去了解一般的知識之外，還需要親自走進這個寶庫中去瀏覽一番。就是說，為了認識“五經”、“四書”的本來面貌，在了解一般的知識以後，還有必要直接接觸一下這些典籍，至少要翻一翻，看一看，才能有比較深刻的印象，才能使抽象的知識具體化。
如果條件許可，有的經籍還需要認真地讀一讀。比如像、《孟子》這兩部儒家學說最基本的著作，就不妨細細地讀一遍。在這個基礎上，根據自己的興趣、條件和需要，再考慮去涉獵其他。 、《孟子》這兩部書，可以讀楊伯峻的《論語譯註》和《孟子譯註》(中華書局出版)。這兩部書不但都有文字註解和現代漢語譯文，而且還在適當的段落處設一個“餘論”的項目，來討論孔孟這兩位儒家大師的思想和理論。如果認真地讀完這兩部書，不但對儒家學派的源頭可以有個基本的了解，同時還可以把自己的古漢語水平明顯地提高一步。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試一試。
當然，我們今天讀這些儒典是為了深入地認識中國的文化傳統，和過去某些人提倡的“尊孔讀經”是根本不同的。
對於儒家的經籍，“五四”以後曾經受到過分的批判，但是近年來似乎又有些拔高。我們的態度應該、而也只能是：通過認真地閱讀、研究，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從而為建設我們的民族新文化服務。這是筆者願意和青年讀者共勉的。
1995年11月8日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