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時期魯國人。魯國首都魯城位於現在山東省曲阜市城區，但面積要大得多。魯國東部是低山丘陵，西部是平原，洙、泗兩河縱貫其中，是一個美麗富饒的地方。雄踞於魯國北部的泰山，挺拔高峻，氣象萬千。登臨其上，觀日出，覽群山，自然生出豪邁之感。 。山上留有“孔子登臨處”的牌坊，“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碑文。多姿多彩的山川對孔子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對他影響最大的應該說是魯國的文化。魯城本是少皞氏的舊都，孔子時代還能聽到關於這個氏族的許多傳說。魯國又是周朝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周公的封地，因為他要在京城洛邑輔佐周成王，便派兒子伯禽代表他來統治魯國。由於周公對奠定周王朝的特殊功勳，魯國得到與週天子同等規格和數量的禮器、樂器和其他文物，使魯城成為洛邑以東的唯一的人文薈萃之地。當時的魯城處處都顯示著“鬱鬱乎文哉”的周文化的風采。這一切都強烈地吸引、影響著青少年時代的孔子，使他樂於含英咀華，並陶醉於其中。
。由於奴隸的覺醒和大規模反抗，使用奴隸進行生產勞動已不能給奴隸主帶來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因牛耕和鐵器的推廣，以戶為單位進行農業勞動已經有了可能。聰明的奴隸主發現，在繼續維持人身隸屬關係、強迫生產者為自己勞動的同時，將小片土地分給他們耕種，讓他們養家糊口，可以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能為自己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當然，剝削方式的改變，不僅僅增加了社會財富，而且首先改變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他們之間不再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而是封建領主與農奴的關係了；這是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當新的生產關係佔據統治地位之後，社會就進入封建時代。這樣說決不意味新的製度是通過經濟核算，從而和平地實現的；恰恰相反，在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過程中充滿了血與火的鬥爭。春秋戰國時期有數不清的爭奪、謀殺、篡弒、政變以及殘酷的戰爭發生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諸侯，諸侯與卿相、家臣之間。經過了幾百年的反复較量才得以解決。
巨大的變革不僅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也在思想文化領域展開。舊的倫常關係、等級關係破壞了，禮樂制度崩潰了，但是要維繫社會的存在，又不能沒有一個通行的公認的倫理秩序與政治制度，那麼怎樣建立這個新的倫理秩序與政治制度？這個問題困擾著人們，也為思想家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先秦的諸子百家正是為回答這個時代的大課題而紛紛走上歷史舞台的。孔子就是先秦諸子中最傑出、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家。
孔子的先祖是宋國貴族，六世祖孔父嘉在權力鬥爭中失敗被殺，其子木金父不得不逃到魯國。這個家族的地位不斷下降，到孔子父親叔梁紇〔he合，名紇，字叔梁〕，就僅僅是一名普通的武士了。叔梁紇因為有戰功，被封為陬〔zou鄒〕邑大夫，是一種沒有采邑，只有祿田的大夫，可以食稅，但不能世襲。孔子的母親姓顏名徵在，是叔梁紇的第三位妻子，結婚時叔梁紇60開外，她還不到20歲，是一位不畏困難、性格堅強的女性。
孔子是父親最小的孩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夏曆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父親的前兩位妻子生了九個女兒和一個瘸腿兒子，為了得個理想的繼承人，父母在曲阜東南的尼山(一名尼丘山)做過祈禱。據說後來徵在於尼山附近的一個山洞(名夫子洞，一名坤靈洞)裡生下了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子是古代男子的尊稱。為什麼名字叫丘呢？一說因為他的頭形中低邊高，像山丘；一說因為他禱於尼山而生。
孔子三歲喪父，家道中落，靠孔母徵在全力苦撐才得以維持。母子從陬邑遷到魯城的闕里，這裡的文化環境對孔子的成長非常有利。童年時代的孔子在母親教導下開始學習文化，逐漸產生興趣，常常學大人的樣子擺設禮器，施行禮儀，當作遊戲。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周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產生了很強的學習自覺性。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下引只注篇名)，指的就是這點。在他16歲上，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與他相依為命的母親病故。孔子沒有人可以依靠，只有單槍匹馬闖進社會。所幸在母親教導下，他學會做許多粗活，就是他所說的“多能鄙事”(《子罕》)。獨立謀生以後，做過乘田(管放牧牲畜)、委吏(管理倉庫)等小官吏，他都乾得很好。他搞放牧，牲口膘肥體壯，數量大增；他管倉庫，出入公平，賬目清楚。但是不論條件多麼艱苦，事情多麼繁忙，他始終不忘學習。孔子學無常師，為學不倦，他常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而》)。他進入供奉魯國先祖的太廟，碰到任何一個建築、器物、禮儀，都要詳細詢問，留下了“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yi義〕》)的佳話。他對音樂有特殊的興趣，到齊國聽大樂師演奏《韶》樂，非常入迷，竟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述而》)。他曾向魯國音樂大師師襄學琴，一隻曲子學了10多天之後還在練習，師襄認為可以學其他曲子了，他說技巧還不行。過了些日子師襄認為技巧已經提高，可以學新曲子了。他說還不行，因為沒有領會曲子的內在精神。後來，他終於體會到曲子的精神，認為它是文王的作品。師襄聽了孔子的話，十分驚訝地說：“說得對！我的老師說過，這曲子叫作《文王操》。”孔子利用一切機會增加自己的知識，凡是到魯國訪問的學者、文化人，孔子都要向他們請教；有時還走出國門，向名家學習。相傳他曾經風塵僕僕來到週都洛邑，向周的柱下史老子問禮，使自己獲益匪淺。他活到老學到老，直到六七十歲，還在孜孜不倦地學習。孔子周遊列國時，葉公曾向弟子子路打聽他的為人，子路回答不出。孔子事後對子路說，關於我的為人，你可以告訴他，“其為人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所以能成為一位大學問家，是與他虛懷若谷、勤於學習的態度和融會貫通、善於學習的精神分不開的。
孔子30歲的時候，學問已有深厚功底。他說自己“三十而立”(《為政》)，意思是他對當時士大夫必須學習的禮、樂、射、禦、書、數六藝都已掌握，可以立身於社會了。孔子博學，遠近知名；有一些貴族和平民子弟，開始向孔子問學。本來周和各諸侯國官府中，有專人負責教育貴族子弟。但這時新舊制度交替，社會動盪不定，禮崩樂壞，官學廢弛。孔子為了傳播周朝傳統的禮樂知識和治國安邦之道，培養有道德善治國的人材，首創私學，聚徒授課。他採取啟發誘導、討論總結的教學方式，收到了教學相長的效果；可以說他的思想是在與弟子們的研討中形成、完善的。
孔子35歲時曾隨魯公來到齊國。齊景公請教孔子如何治國，孔子告訴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也就是說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臣父子各行其禮。齊景公聽了非常滿意，認為如果不是這樣，“即使有粟，我也吃不上啊”！想用孔子為官，輔佐自己。但是齊國晏嬰等大臣反對儒家仁義禮樂思想，更反對孔子佔據高位，在景公面前攻擊孔子，甚至威脅要殺害他，迫使孔子不得不離開齊國。
孔子的名聲越來越大，51歲時被任命為，上任一年，政績顯著，四方都向他學習。 52歲被任命為司空，又升為魯國大司寇，是執掌全國治安、司法的官員。在任三年，政聲遠播。在審訊、判決過程中，孔子總是集思廣益，徵詢陪審人員的意見，然後宣判；所以，他的判決按當時的標準來說是比較公正的。但是孔子並不以此為能，他的理想是加強道德教育，使人自覺守法，不觸犯刑律，做到無案可辦。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的得意之筆是在夾谷之會上為魯國贏得外交勝利。夾谷之會是齊魯兩君的會盟，當時齊強魯弱，齊國想通過會盟，壓迫魯國屈從自己。孔子作為魯定公的主要助手和相禮官參加會議。當他看到齊國組織一批不三不四的人，以獻“四方之樂”為名，企圖製造混亂，劫持魯定公的時候，挺身來到齊景公面前，指責齊國失禮。周禮是諸侯的行為準則，失禮即成為醜聞。景公見勢不妙，當即承認錯誤，揮退眾人。齊人不肯就此罷休，在起草盟約時提出，如果齊國有事出兵，魯國必須派300乘兵車相助，否則就是破壞盟約。孔子針鋒相對地提出，齊國必須歸還魯國強佔去的汶陽之田，否則也是破壞聯盟。孔子就這樣利用周禮和自己的勇敢機智，頂住了強齊的外交攻勢，為魯國爭得了榮譽和利益。
孔子在夾谷之會上的勝利，更加提高了他的威信。執掌魯國之政的季孫氏讓他做代理宰相。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頂峰。但好景不長，接著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於，歸根結底，孔子的政治理想與季孫氏完全不同。在當時魯國的政壇上，公室即魯公的勢力已經衰微，而私家即季孫、叔孫、孟孫等三卿的勢力強大，他們架空魯君，控制魯國的實權。但私家內部也有問題，三卿各自的家臣借管理家政之便，暗中經營、擴張自己的權勢，又架空三卿把持家政，進而把持國政。孔子對這些以下犯上的非禮行為痛心疾首，歷來主張“張公室抑私家”，只是沒有權力和機會。現在權力有了，他又從季孫、叔孫家臣的叛亂中看到機會，他要行動了，具體目標是“墮三都”。
原來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等三卿在自己的領地上各建都邑，分別叫費、郈〔hou後〕、成，作為領地的政治中心和軍事要塞，由家臣管理。家臣與三卿的矛盾發展到無法緩解的程度之後，往往把這些都邑作為反叛的據點。公元前502年季孫氏家臣陽虎據費邑叛亂，公元前500年叔孫氏家臣侯犯據郈邑叛亂，使季、叔二氏非常惱火。孔子藉這個機會，提出墮三都的計劃，表面上是對付家臣的，實際則是一箭雙雕，連三卿一起打擊。三卿開始都讚成這個計劃，於是拆了費和郈，等到拆成邑時他們恍然大悟，沒有自己的都邑也就沒有自己的地位，於是改變了態度，表面上不動聲色，實際上支持孟孫氏的家臣堅守成邑不給拆。結果孔子和親自出征的魯定公都敗在成城之下，墮三都的計劃只得不了了之。孔子的處境變得艱難起來。在這時又接連出現兩件對他不利的事情。一是齊國給魯君和季孫氏以美女組成的歌舞隊和駿馬，季孫氏他們接受饋贈後不上朝，不見孔子。二是魯公郊祭，按慣例儀式結束後，把祭肉分給大臣，每次都有孔子一份，但這次偏不送給孔子，以示冷落。魯公、季孫氏變了臉，所以孔子在魯國已經呆不下去，於是決定離開魯國，希望在其他諸侯的國家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55歲的時候，懷著抑鬱沉重的心情，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14年“周遊列國”的生活。所謂列國，也不過是衛、陳、曹、宋、鄭、蔡、楚等國，其中他住的時間較長而且拿了俸祿的，只有衛、陳兩個國家，其他幾國僅僅是路過。衛、陳兩國之君接待了孔子，甚至給予很高的禮遇，但他們的目的是利用孔子聲望抬高自己，並不想實行孔子的主張；其他國君連禮遇的雅量也沒有。公元前493年，孔子離開衛國南行，到曹、鄭，兩國都不接待。到宋國時，大司馬桓魋〔tui頹〕甚至要殺害他，弄得他只好化裝逃走。 14年中，孔子的生活有優裕的時候，也有艱苦甚至很危險的時候，他總是處之泰然。吃衛君六萬斛俸祿，他不改變政治態度；匡人、桓魋要殺他，他鎮定如常；在行經陳、蔡的路上斷糧，許多弟子餓倒了，他照樣講學、彈琴、唱歌，表現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概。
這些年，他的主要收穫是在學術研究和教學上。他讀了很多書，想了很多，又把這些講給了學生。跟他周遊列國的學生，都有了很大進步。他很注意在困難境遇中對弟子進行世界觀與人生觀的教育。在陳絕糧之際，他知道有些弟子心中不高興，於是先請子路來談。他問道：“我們遭到這麼大的困難，是不是說我們的道(學說)有不對的東西？”子路說：“人家不信任我們，可能我們還沒達到仁吧？人家不讓我們通行，可能我們還未達到智吧？”孔子對他說：“如果仁者一定被信任，怎麼會有伯夷、叔齊？如果智者一定能處處通行，怎麼會有王子比干？”接下來，孔子又與子貢談這個問題，子貢說：“您的道太高大，天下沒有人能夠接受，為了人家能夠接受，您是否可以將您的道降低一點？”孔子說：“君子應該努力追求真理，而不取悅於人，讓人家接受。你卻不是這樣，你的志向不遠大啊！”最後，孔子找來顏回，顏回的理解迥出於二人之上，他說：“您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沒人能接受。可是這有什麼關係？這種世道，不被接受才顯出君子的本色。不修道是我們的恥辱，現在道已經大修而諸侯們不用，這是他們的恥辱。”孔子對於這個答案非常滿意，大大鼓勵顏回一番。這三個得意門生受到切要的點撥，思想境界都有提高。
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去世，臨死前後悔未用孔子，囑咐繼他為卿的季康子，一定要請孔子回國。但是由於有人反對，當時沒有實現。後來孔子的學生冉有、子貢等相繼返魯為官，特別是冉有在公元前484年春率魯國軍隊戰勝入侵的齊軍，立了大功，同其他弟子一起推薦孔子。季康子終於下了決心，派人致厚禮請孔子回國。孔子已是68歲的老人，早厭倦了沒有希望的遊說、奔走，於是接受季氏之請，在這一年回到魯國，結束了多年的流亡生活。
孔子回國後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政治態度，因此不可能受到任用。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要實行田賦，派冉有徵求剛剛回國的孔子的意見。所謂田賦即按田畝徵收軍費，比原來收得多，孔子認為這一做法不合周禮，表示反對。他說如果不遵守周禮，放縱貪欲，即使收田賦也不夠用。季康子沒有聽孔子的意見。公元前481年齊國陳恆(又稱田成子)殺了齊簡公，掌握了齊國政權。簡公昏庸無能，陳恆行新政，頗得人心，但孔子認為，無論如何臣弒君都是大逆不道的。他齋戒沐浴一番，先後向魯公、三卿做過鄭重其事的報告，請求他們派兵討陳恆，但這些人根本不理睬他。孔子在這兩件事上誠然顯得保守，不過他真誠地相信，只有依禮而行，國家才會有秩序與安寧。
魯國不能用孔子，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也不求做官。在回到魯國後，專心致志從事教育和古文獻整理工作。史書說他的弟子前後總計有3000人，通曉六藝的72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他返魯之後教育培養的。
夏商周三代傳下許多文獻資料，孔子為了研究古代文化和教材建設的需要，對它們進行了編輯整理，成為儒家經典——、《禮》、《詩》、《樂》、《易》、《春秋》六經。孔子時代有《夏書》、《商書》、《周書》，分別保存三代的政府文件。孔子把它們分類編次，成為(亦稱《尚書》)。現存有關禮的書有三種：《周禮》、《儀禮》、《禮記》，孔子講過三禮，整理過《儀禮》，這是一本從個人行為規範角度談禮的書。 《詩》是周代詩歌集，孔子認為這些詩不僅在政治、社交場合用來應對，而且可以增加知識、陶冶情操、培養道德意識。他抄錄了不同本子的詩，刪去重複的，留下最好的本子，並且按詩原來所配的曲子進行調整歸類。古代詩和樂是統一的，實際上詩是填在曲子裡的歌詞。孔子會唱會演奏，又懂音樂理論，在音樂上是全才，他把300篇詩和樂曲正確地配合起來，使之篇篇可以弦歌。他整理過《樂》是肯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可惜的是《樂》已經散佚不存。 《易》是周人的占筮之書，但其中包括豐富的政治智慧與人生哲理。孔子晚年喜歡，反复閱讀，以致貫串竹簡的皮條斷了多次。他學《易》不是為了占卜，而是玩味其中的道理，並從哲學上給以說明。後來儒家學者寫出《易傳》來解釋，這裡面就包括了孔子的易學思想。孔子晚年喜歡讀《易》講《易》，可能也做過某些整理工作。 《春秋》是魯國編年史，孔子對這部書也下了很大功夫進行修訂，首先是蒐集整理史料，去偽存真，其次是寫作中貫徹自己的思想，用極其精練的詞語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予以褒貶，其目的是讓人們明白是非善惡。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獻上建立了卓越的功績，正是由於他的努力，才使得中國古代的一些典籍得以保存。他整理的、《詩》、《禮》、《樂》、《易》、《春秋》——六經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寶藏，為人們研究中國上古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當然這些工作是他用一生之力做出的，不過都成於晚年。公元前481年，正當他在修《春秋》時，一頭奇怪的野獸被人抓獲，據說是麟。麟是仁獸，在不該出來的時候出來並且被逮，孔子認為這意味著他的理想不能實現，嘆息說：“吾道窮矣！”於是罷筆，不再修《春秋》。
孔子衰老了。歸國前一年妻子去世，回國後三四年時間裡兒子伯魚，得意門生顏淵、子路也相繼亡故。他承受不了太多的打擊，終於生了大病。子貢來探病，他對這位跟從他多年的心愛弟子說：“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可惜沒有人能遵行我的道。”並且悲歌曰：“泰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記·孔子世家》)七天之後便去世了，時為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葬在魯城北泗水岸邊。許多弟子為他守墓三年，子貢守墓六年。一些弟子和魯人把家搬到他墓旁，拱衛著它。魯國世世代代按時祭奠孔子，儒生常常在孔子墓旁演習禮儀，直到漢朝，大史學家司馬遷到曲阜考查歷史遺跡，還看到孔子傳下來的習禮、作樂的遺風沒有斷絕。他感慨地說：“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佈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的人格力量不僅在他以布衣的身份成為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大教育家，而且在於他的高尚品德和直率平易的性格，以及不自以為聖，歡迎批評，有過必改的真誠態度。弟子們對他心悅誠服，衷心愛戴，決不是偶然的。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代統治者競相尊孔，逐漸把這位生前不得志的儒者抬到嚇人的高度，封他為“褒成宣尼公”、“文宣王”、“大成至聖先師”等等。在京城、曲阜和全國各府州縣治所在地大建孔廟。皇帝及各級官員以時祭孔，不少皇帝親自來到曲阜主持祭孔盛典。孔子嫡長子孫則被封為“褒成侯”、“崇聖侯”、“衍聖公”等等，得到大量封地，造起輝煌府第，成為全國最大的貴族之一。孔子成為封建時代的守護神和絕對權威，不許人們懷疑和反對。 “非聖無法”往往招來殺身之禍。孔子生前是布衣，死後卻成了王和神，這是孔子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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