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二節景教在唐代

在17世紀以前，無人知道基督教在唐朝時已經傳入中國。明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西安西南的盩厔〔zhouzhi周至〕(今陝西省周至縣)出土了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它告訴人們，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的教士確實在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來到中國。這塊黑色石碑現存西安陝西省博物館，碑高2.36米，寬0.86米，厚0.25米，上端刻有飛雲和蓮台烘託的十字架，圍有一種名“螭”〔chi吃〕的無角之龍，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兩側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敘利亞文題名。碑額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碑文共32行，1780字，字跡清晰，完好無損。碑文內容分序文和頌詞兩部分。序文較長，首先簡略地敘述基督教基本教義，然後記述了景教自主教阿羅本來華後，在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肅宗、代宗和德宗諸帝優待下的發展經過。頌詞較短，用韻文複述序文的梗概，多是對上述六位皇帝的讚頌。在教義方面，碑文對上帝創造萬物，人類始祖受撒旦誘惑而墮落，救世主從三位一體中降臨人間，為童貞女所生，替世人救贖而受難升天等，都扼要提及，但沒有涉及聶斯托利派的基督二性二位說。

碑文作者景淨是景教教士，教名亞當，曾任“中國教父”、“鄉主教”、“長老”等。其祖父珉(王豐)〔li禮〕是由巴爾赫(今阿富汗北部)來到中國的景教教士。其父伊斯是景教的“白衣”教士，在肅宗、代宗、德宗時效力朝廷，曾出任郭子儀的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亂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景淨可能自幼長在中國，接受過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公元1866—1945年)發現，唐代的西明寺僧圓照於德宗時所輯《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記載，來自迦畢試(位於喀布爾河流域，今在阿富汗境內)的華嚴宗高僧般若(一譯般剌若)“不閒(嫻)胡語(吐火羅語)，复未解唐言”，“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佛教攻擊景淨既然“傳譯”，“應傳彌屍訶(彌賽亞)教”，“不識梵文，复未明釋教”，不應“濫涉”。這件事發生在景教碑建立後數年之內，不但證明景淨有譯書的名聲，而且也說明他與佛教僧侶往來密切。不過，當時基督教尚屬初傳階段，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術語，因此景淨借用了許多佛教甚至道教和儒家經典的術語，闡述基督教教義。這些術語如“阿羅訶”(上帝)、“世尊”(耶穌)、“淨風”(聖靈)、“三一妙身”(三位一體)、“彌施訶”(彌賽亞)、“娑殫”(撒旦)、“寺”(教堂)、“僧”(教士)、“上德”(主教)、“佛事”(禮拜彌撒)等，現在均已棄而不用了。

景教碑出土後隔了將近300年，在甘肅敦煌鳴沙山石室中又發現了七種有關唐朝景教的文獻。這些文獻都是黃麻紙捲軸的手抄本。一部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 “三威”是指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威嚴上帝，“蒙度”就是得到救贖的意思。這是基督教會普遍採用的《榮歸主頌》唐代漢譯本，譯自敘利亞文，摻雜佛、道用語，譯者可能是景淨。一部是《尊經》，係向“法王”和經書祈禱禮讚之作。所謂法王是在“妙身”(聖父)、“應身”(聖子)、“證身”(聖靈)三位一體之後，列舉的21位使徒、聖徒、教父或景教宗主教，以及《聖經·舊約》中24位先知的總稱。經中列舉禮讚的35部經書目錄，多系敘利亞文音譯，頗難辨認。經文之後有一段附筆，作了重要的歷史說明：

謹案諸經目錄，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公元635年)，西域僧阿羅本屆於，並奏上本旨。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餘大數具在貝葉皮夾，猶未翻譯。 據附筆所述，景教經書共有530部，當時已由景淨譯成中文的只有30部。現在已經發現的七種景教文獻中，《三威蒙度贊》大概就是《尊經》中的《三威贊經》，屬於譯作，其他多是解釋景教教義的中文著述。 《大秦宣元本經》、《志玄安樂經》和《序聽迷詩所經》，都係轉述基督宣講福音的傳教之作。 《大秦宣元本經》即《尊經》中的《宣元至本經》，在所列經書目錄中位列第二，可惜殘缺不全，只有首尾40行。經末註明作於唐玄宗開元五年(公元717年)。 《志玄安樂經》是“無上一尊彌施訶”(基督)對“岑穩僧伽”(西門彼得)的說教，全部用問答體。以上兩經文字與景教碑文相似，可能出自景淨手筆。 《序聽迷詩所經》意即“耶穌基督經”。 “序聽”應為“序聰”，唐音讀作耶穌。 “迷詩所”當為“迷詩訶”，即彌賽亞(基督)的音譯。該經文字佶屈聱牙，可能是傳教初期所作。另一部《一神論》，由《一天論第一》、《喻第二》、《世尊布施論第三》三個小卷集合而成。 《一天論第一》是景教的神學闡述，《喻第二》則用種種比喻說明一神論。 《世尊(基督)布施論第三》講的是耶穌的傳道活動，大量引述《聖經·新約》內容，其中起首42行，即為《馬太福音》第六七章的轉述。該經首部殘缺，文字艱澀難讀，估計也是阿羅本初來中國時的作品。此外還有《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在《尊經》所列諸經目錄中簡稱為《通真經》。有人認為，這是一篇關於耶穌登上高山在門徒面前變形顯聖的頌詞，事見《新約·馬太福音》第17章1—9節。篇末註明的日期是唐玄宗開元八年(公元720年)。

這些文獻和景教碑證明，早在1300多年前基督教曾經傳入中國，並且在唐朝活躍過250年之久。至於唐代以前，西方流行的一些傳說說基督教已經傳入中國。羅馬作家阿諾比厄斯於3世紀末寫的《斥異端》說，在3世紀以前基督教已在中國傳教。 16世紀以後，耶穌會教士在印度宣揚，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馬，曾從印度轉往中國傳教，並且建立了教會。這些傳說都沒有歷史依據，不足為信。在中國的史料中《洛陽伽藍記》中記載，北魏宣武帝(公元500—515年)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fucou福湊〕，負錫持經，適茲樂土”，“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卷四：永明寺)這裡來自大秦的沙門，有可能是前來傳教的景教教士。隋代的一塊碑銘《翟突裟墓誌》稱：“君諱突裟，字簿賀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裟摩訶，大薩寶。”因勳功，官至除奮武尉，擬通守(相當通守官職)。隋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卒於洛陽崇業鄉嘉善裡，享年70歲。突裟譯自波斯文tarsa，景教碑中譯作達裟，是身穿教服、住在教堂的教士，與在俗人中的“白衣景士”有別。翟突裟有可能是中原地區早期的景教教士，其父裟摩訶大概是北齊或北周時移居山西的中亞突厥人，擔任管理經商僑寓的中亞(波斯)移民的官員。薩寶在突厥語中意為“隊商首領”，是移居內地的僑民首領，後成為管理徒的官員。隋時各州置薩寶，長安、洛陽兩京置大薩寶。裟摩訶任大薩寶，管理中亞的僑民，也有可能是景教徒。上述史料雖然為唐代以前景教的傳入提供了線索，但仍不足以斷定景教已在中國開始傳教。只有唐代景教的活動，通過《佛祖統記》、《僧史略》、《釋門正統》等佛教文獻和史籍的佐證，才是信而有徵的史實。

據載，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大秦國大德阿羅本“佔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來到唐朝京都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禮遇。唐太宗不僅派宰相房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而且讓阿羅本“翻經書殿，問道禁闈”。三年後，即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通過翻譯的《聖經》，並親自詢問福音的道理後，“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詔令說：“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會要》卷四十九)這個詔令與景教碑碑文記載基本相同，只是碑文稱阿羅本為“大秦國大德”，而《唐會要》則稱“波斯僧”。古代史官對景教不甚了解，常誤認為佛教的一個宗派。唐朝除佛教外有三個外來宗教即祆教、和景教，都來自波斯一帶，而且幾乎同時傳入中國，唐人一時分辨不清，統稱為波斯胡教。景教教士最初來自安提阿，多是敘利亞人。唐初聶斯托利派的東方教會，已在波斯帝國盛行多時，皈依的波斯人當不乏其人。 6世紀中葉改革東方教會的宗主教馬拉巴(公元536—552年)，就是一位改宗的波斯祆教徒。由景教教長伊舒葉赫卜(公元628—643年)派遣來華的阿羅本，也可能是波斯人。

唐高宗(公元650—683年)時，景教有極大的發展。高宗繼承太宗的優遇政策，“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並在各州建造景教寺。碑文誇耀說，這時的景教已傳播至全國各地，在100座城市建有景教寺。究竟全國建了多少景教寺，景教的傳教活動達到多大規模，我們無從稽考，但景教寺的建立必然相當普遍。除了長安、洛陽以外，盩厔、靈武、成都、揚州等地都有建寺的線索可尋。從武后臨朝稱製到唐睿宗遜位(公元683—712年)，景教受到佛教的排擠和攻擊，在變幻不定的宮廷政治中失去支持，一度衰落。公元698年和712年，景教先後在洛陽和長安受到佛教僧侶和儒生的毀謗和恥笑。唐玄宗(公元713—755年)即位後，恢復了唐太宗對各種宗教“兼容並蓄”的政策。景教也不斷派教士來華朝貢，千方百計地取悅唐皇，教士也周旋於王公顯貴之間，以行醫等手段傳教。據載，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冊府元龜》卷五四六)。 “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來朝。(唐玄宗)授首領為，賜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還蕃。”(《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另外，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冬，玄宗之兄患病，而為他治病的崇一，就是一位精於醫道的景教教士。景教碑說，玄宗命令他的兄弟寧國等五王親至景教寺“建立壇場”，並修復破損的建築物。天寶初年(公元742年)，他又派內侍大將軍高力士，將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畫像安置寺內，還“賜絹百匹”。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新主教佶和來華，玄宗召集景教教士羅含、普倫等與佶和同到興慶宮“修功德”。第二年，玄宗正式下詔將景教寺由波斯寺改名大秦寺，並且“天題寺榜，額載龍書”，有了御筆親題的匾額。景教在華的傳教活動此時達到高潮，景教碑中對玄宗頌揚備至，稱“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

景教寺更改名稱一事，說明景教擺脫了依附佛教的地位，也不再混跡於波斯胡教之中，是其傳教深入的標誌。唐太宗下詔為阿羅本在長安義寧坊建造的景教寺原稱“波斯寺”。宋朝宋敏求在《長安志》卷十中提到“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在洛陽修善坊建寺也稱波斯寺。 107年後，即天寶四年(公元745年)9月，唐玄宗下詔說：“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指長安和洛陽)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唐會要》卷四十九)至於“景教”之名何時開始使用，至今尚不得而知。太宗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的詔令稱之為“經教”。玄宗天寶四年詔令稱為“波斯經教”。唐代流行的稱呼還有大秦教和彌屍訶教。直至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建立景教碑時，“景教”這個名稱才在碑文中出現。在中外文獻中，我們找不到“景教”這個詞的出處。碑文說，“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可見“景教”是景教徒對基督教的“強稱”。這一稱謂當出現在景教寺改名之後。

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亂突發，玄宗倉皇入蜀避難。太子李亨在靈武即皇帝位，是為肅宗。肅宗雖然是流亡皇帝，但對景教仍予保護和支持。景教碑說他“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公元762年代宗繼位，對景教極為尊崇。景教碑說他“每於降誕之辰，賜天香以告成功，頒禦饌以光景眾”。公元779年代宗死，德宗李適即位。景教碑說他“惟新景命”，即對景教仍然懷有好感。肅宗時，、回紇率軍入援，景教徒伊斯來到靈武宮廷，充當幕僚和通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試殿中監，賜紫袈裟。肅宗任他為同朔方節度副使，供職於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麾下，參與平定安史之亂的戰事。靈武五郡景寺的重建，伊斯出力頗多。他還“能散祿賜，不積於家”，“依仁施利”，“虔事精供”；每年集合五郡的教士於靈武，虔誠奉行宗教禮儀，舉辦慈善活動，使景教在隴右、河西一帶得以重振旗鼓。景教徒對他在肅宗、代宗和德宗三朝的功績讚揚不已，“願刻洪碑，以揚休烈”。於是在公元781年由景淨撰文建立景教碑，表彰伊斯，頌揚先驅，記述景教在唐朝傳教近150年的經歷。

景教碑建立後，歷經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諸朝，景教大概處於衰落時期。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舒元輿作《重巖寺碑序》說，“合天下(大秦、祆教、摩尼)三夷寺，不足吾釋氏一小邑之數”(《全唐文》卷七二七)。可見景教雖然取得皇室顯貴的支持，但在佛教和道教的競爭下，傳教活動的進展極其有限。 會昌五年(公元845年)8月，唐武宗下詔滅佛，景教同時被禁。當時，“天下僧尼，不可勝數”，“寺宇招提，莫知紀極”。 “僧尼耗蠹天下”，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受到影響。詔令下達後，“天下毀寺四千六百，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二千餘人”(《新唐書·食貨志》)。詔令聲稱：“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也就是說，這些外來宗教與傳統的名教綱常互不相容。同年的中書門下條奏，針對“大秦、穆護等祠”說：“釋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這次打擊對於景教來說確實是致命的，僅過二年，唐宣宗於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就收回了“滅教”令，佛教再度復興，而景教卻從此一蹶不振。據10世紀阿拉伯人艾布·賽義德·哈桑的《中國印度見聞錄》所載，公元878年黃巢攻陷廣州時，僑寓城內的基督教徒、猶太人、穆斯林、祆教徒均遭驅殺，景教從此在中國內地絕跡。五代及宋朝中國史籍，再也見不到有關景教的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一位名叫奈吉蘭的景教教士，曾奉教會之命與另外五名教士同來中國整頓教務。 987年他在巴格達說：“中國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橫死，教堂毀壞。全國之中，彼一人外，無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尋全境，竟無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歸回也。”不過，景教雖在中國內地消失，但在西北邊遠地區，如在蒙古的乃蠻、克烈、蔑兒乞、汪古等部落，以及、等民族中繼續存在，盛行一時。

景教在唐朝的存在是一個歷史事實。自阿羅本主教從波斯來到長安，唐太宗正式下令准許建寺傳教後，基督教接連得到唐朝六代皇帝的優待，前後活躍了200多年。最後，由於唐武宗“滅佛”，大秦景教受到牽連，基督教在中國第一次傳教終於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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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