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四節犬牙相入原則的極端化
元代是犬牙相入原則發生轉折性變化的時期。無論是作為高層政區的行省，還是降為統縣政區的路，犬牙相入的原則都走向了極端。
元代的路與路之間，情況千差萬別，就層級而言，北方許多路除直轄縣外，又通過屬州再領縣；南方不少路則較簡單，路下不帶領縣之州。就幅員來說，路與路懸殊也很大，大的如山西地區，只設兩個半路，一路有半個今天的省那樣大；小的如福建興化路，只有兩縣之地。就邊界而論，南方的許多路以山川為界。而河北、山東地區的路卻極端犬牙交錯，以至於產生許多飛地——即與本路地域不相聯接的屬地。
最能體現犬牙相入原則極端化的實例是行省的劃界。元代行省幅員十分廣闊，即使小省也有數十萬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長官握有軍、民、財政大權，加之行政區劃層級既多又復雜，為了防止分裂割據現象的發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則。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過去漢州、唐道、宋路的劃分方法，無視歷來最重要的幾條山川邊界——秦嶺、淮河、南嶺、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個行省都不能成為完整的形勝之區。
例如，陝西行省越過秦嶺而有漢中盆地；湖廣行省以湖南、湖北為主體又越過南嶺而有廣西；江西行省也越過南嶺而有廣東；河南江北行省則合淮水南北為一體；中書省直轄地又稱“腹裡”，卻跨太行山東西兩側，而兼有山西高原、華北平原和山東丘陵三種不同的地理區域；至於江浙行省，乃從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國，但其北面屏障秦嶺並不屬該行省，難於養成長期割據的氣候。
行省這樣劃分就使所有憑藉山川之險的因素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員雖廣，分權雖大，但是缺乏實行割據的地理基礎，也就不易產生分裂局面。對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們就會發現，兩個朝代的劃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道的分劃是以橫向為主，元省的分劃卻以縱向為重。
中國的主要山川都呈東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來劃分的，所以唐初的10道，大都是橫長豎短，河南道由山東半島到豫西山地；江西道從東海之濱到貴州高原，橫向長度都在1000公里以上，縱向卻只400—500公里，嶺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隴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寬。只有河東道、河北道、劍南道是既狹且長，但這也是山川所限，河東道位於太行與黃河之間，河北道為渤海和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意願與唐代分道相反，既要便於軍事上實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又要破除山川之險，省的形狀也自然與道完全相反。陝西、湖廣、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長而東西短，正與江南、嶺南二道的橫向佈置相徑庭。而中書省又把山東、山西(唐河東道)與河北合在一起，卻是變縱向為橫向。
後人對元代劃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貶斥。清人儲大文說：“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侈闊，盡廢《禹貢》分州、唐宋分道之舊。合河南、河北為一，而黃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為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為一，而洞庭之險失；合浙東、浙西為一，而錢塘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為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平心而論，儲氏此說尚未完全觸及要害，他還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嶺南、嶺北為一，合太行山東西為一兩事。而且合江南、江北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雖一度有過，但後來已糾正。合浙東、浙西為一，本非元代之過，唐代和北宋時浙東、浙西根本未分，因此不宜說“盡廢唐宋分道之舊”。同時，歸州隸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儲氏所說因天險盡去而引起地方治安無法維持卻有一定道理。
再進一步分析，犬牙相入極端化的做法雖然發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經萌發。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已提出：“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kun捆〕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今南昌)；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今波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宋史·文天祥傳》)
文天祥的建議幾乎與元代南方幾省的區劃完全一致，這正是從政治、軍事觀點出發而得出的共同結論。文天祥為了北向抗敵，認為必須多頭出擊，又為了使“地大力眾”，必須合兩路為一路，所以就主張合湖南、廣西為一，合江西與廣東為一，合江東與福建為一，產生縱向的合併。如果橫向合併，例如合江西、湖南為一，合廣東、廣西為一，那麼雖地大力眾，但卻只有一個出擊方向，在軍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代統治思想恰好與此相反相成，是既要實行南向控制，同時又要使行省成為地大人眾的軍事殖民區，因此對宋代的路也只能採取縱向合併的辦法，以荊湖南北路和廣南西路組成湖廣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廣南東路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東路和福建路再加上南宋首都所在的兩浙路組成江浙行省。試想如果將湖南、江西合組一個行省，兩廣又合組一個行省，那麼中央政府對嶺南的軍事控制不是鞭長莫及了嗎？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與文天祥的北向抗敵的思想正是“相反而皆相成也”。
如果再更詳細地觀察元代行省的分置過程，還可以發現，元初七省的區劃完全是南下軍事征服行動的直接後果，後來的11省則是根據行政管理需要，再作進一步調整所形成的。由上述情況看來，元代的分省建置並不全是“惟務侈闊”的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而是出於明確的軍事、政治統治的需要而製定的。
當然，元代這樣分省只服從於中央集權統治這個唯一目的，必定要產生許多弊病，如地方無險可守，於長治久安頗為有礙；再如縱向建省，將不同氣候土壤的地理區域合而為一，對農業經濟發展不利；又如行省地域過大，於和平時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與路之間不得不再設道一級監察區域，增加了管理層次。所以明代興起以後，對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這些改革並不是放棄犬牙相入的原則，而是從另一個方面造成新的犬牙相入區域。
明初因為建都南京，南方的統治穩固，因此將元代南方三省統統一分為二，江西省回到漢豫章郡，唐後期江南西道的範圍，又成了完整的地理區域；福建省回到唐後期福建觀察使轄區和兩宋福建路的領域；兩廣則因襲宋代而有所調整。此外，明朝政府又將元代北方的中書省一分為三：北平(後改北京、京師)、山東和山西。將中部的河南江北行省之地分屬南京、河南、湖廣三省。元代犬牙相入之區只留下陝西一省。但是明代新的犬牙相入形勢又產生了。
首先是南京的建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江南的金陵(元屬集慶路，明屬應天府)，他的老家又在淮南的鳳陽，於是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他以金陵與鳳陽為兩個中心，劃出一個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不同地域的大南京，這是史無前例的舉動。淮河和長江都是歷史上行政區劃的重要分界線，宋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區都是罕見的現象。元代雖厲行犬牙相入的原則，但元初的江淮行省只跨長江兩岸，元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僅越淮河南北，從未出現過同時跨江越淮的政區。明代南京因為地位特殊，所以幅員很大，包括16府和四直隸州，其西北角直達今天的安徽碭山，離的南端不過100多公里。
南京的設置使鄰省浙江相形之下顯得過於局促，一共只有九府之地。於是後來將嘉興、湖州兩府割給浙江，但這樣一來，卻再次違背了山川形便的原則，使太湖流域分屬於兩個高層行政區劃。而在歷史上太湖流域歷來處於單一的高層政區之中，從秦漢歷隋唐至宋元不變。因此，清初大學者顧炎武形容這一做法是如同把人腰斬一般。
南京屬下的府，也同樣存在犬牙相入的現象。如首都所在的應天府地跨長江南北，朱元璋以其老家鳳陽置一大府，又使其領域據淮河兩岸。
南京而外，還有幾處典型的例子。第一個是河南省。朱元璋建立明朝是由南而北的軍事行動造成的，恰與元代相反。因此建立河南省的時候，故意使之有黃河以北的屬地，以和後來的京師南界成犬牙相入狀態。這條界線幾經調整，直到解放後才由曲折狀態變成直線，但河南省兼有河北地的現象依然存在，而且這塊地方是河南省最富庶的地區，解放初曾以之為主體一度建立過平原省。
第二個是貴州省。貴州是明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分湖廣、四川、雲南三省部分地區所置。明代貴州省的邊界十分特殊，東、南、西三面且不提，其北面省界向內凹進一大段，四川省屬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入貴州的腹心。現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遵義及其附近地區當時都屬四川所有，而非貴州屬縣。這樣劃界顯然是為了控制新建省的需要，直到清代雍正年間，貴州省才形成今天的完整邊界。
清代省界基本上沿襲明代而來，沒有大的變動，如上述貴州省界就是最重要的調整，再則只是在南京(清初改稱江南)、陝西、湖廣三省一分為二時確定兩個新省之間的界線而已。
陝西分置甘肅省，以延安、西安、鳳翔、漢中四府的西界為省界；湖廣分置湖北、湖南兩省，以原岳州北界為省界；都不費甚麼思量。只有江南省分成江蘇、安徽兩省則是有所考慮，並不採用歷史上橫向劃分、以符合自然地理區域的做法，而是豎切一刀，將其分成東西兩半，使皖蘇二省都包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地。這樣做是為了使富庶的江南和稍次的淮南，以及經濟上相對落後的淮北能夠肥瘠搭配。歷史上農業經濟重區的轉移是由北而南，本來淮北地區經濟文化都相當發達，漢晉時期有所謂“汝穎之士利如錐”的說法。唐代以後，淮南地區發展很快，有“揚(州)一益(州)二”之稱。南宋以來，江南地區之發達居於全國之首，淮南、淮北已瞠乎其後。至明代，淮河兩岸災害不斷，已退而為貧困地區了。把淮北、淮南和江南地區合於一省之中，雖然有悖於山川形勢，但是從肥瘠搭配的原則出發而這樣做，也只能說是情有可原。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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