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第五節吳其浚與《植物名實圖考》

問世以後，對我國藥物學、本草學影響很大。隨著社會的發展，醫藥實踐的豐富，到清代前期，還產生了許多本草學著作，比較突出的有趙學敏(約公元1720—1805年)寫的《本草綱目拾遺》(公元1765年)，全書10卷，依據的分類體例，刪去了人部，增加了藤部、花部。共收載藥物921種，其中未載的多達716種，多數是民間或現用種類，也包括一些進口藥物。既補充了之遺，也糾正了一部分錯誤。 再後，就是吳其浚(公元1789—1847年)的《植物名實圖考》和《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了。 吳其浚，字瀹〔yue月〕齋，號雩婁農，河南固始人。自幼喜愛植物，立志“經世致用”。公元1817年中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受任翰林院修撰，公元1818—1840年間，兩次任鄉試正考官(1819年廣東、1838年浙江)，兩次主管學政(1832年湖北、1838年江西)、兩次入值南書房(1831、1834年)，這些經歷使他一方面能夠讀到皇家四庫書籍，收集大量資料；另一方面，能夠利用來往各地的機會，對植物進行實地考察。 1821—1829年間，因父母相繼病故，在家守喪，還曾開闢東墅園地，進行植物種植實驗，取得第一手資料，打下寫作的堅實基礎。 1840—1846年間，他歷任湖南、浙江、雲南、山西等地巡撫。作為封疆大吏，他勤於政事，同時也利用“宦跡半天下”的有利條件，所到之處，不斷採集標本、考察生態、徵詢群眾，考核名實，竭盡公餘全部精力，撰寫成《植物名實圖考》和《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兩本巨著。書在他去世後第二年(公元1848年)由當時的太原知府陸應榖〔gu古〕於太原刊刻發行。

《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共22卷，錄植物838種，書中摘錄了歷代本草、農書、方志、詩詞雜著等書籍中有關植物的資料，“以稽諸古”。 《植物名實圖考》38卷，收載植物1714種，插圖1865幅，主要是考核植物的名實、兼及實用，“以證諸今”。 《植物名實圖考》分類是在繼承分類基礎之上，專就植物部分(傳統藥物主體)分為：穀類53種、蔬菜177種，草類再分為山草類202種、隰草類287種、石草類98種、水草類37種、蔓草類236種、芳草類71種，毒草類44種，群芳類143種；果類102種、木類271種。由以上排列順序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由草本到木本，體現“從微至巨”的原則。重視民生，所以突出穀類、菜類(栽培植物)。草類按生態、生化原則排列。適應宋元明以來園藝植物的發展，特別列出“群芳”一類。同一類植物中，把相近的植物排在一起(例如豆科、百合科等)，也可以看到對植物自然屬性和親緣關係有所注意。書中記載植物種類比多519種(其中由作者研究發現的210多種、由其採訪記述的250多種)。特別是其中許多是南方或邊疆地區植物(如江西400多種、湖南280多種，雲南390多種)，呈現區域性特點，補充了歷代本草地區性的缺漏和不足，更有特殊價值。

《植物名實圖考》對前人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大量吸收；對前人的錯誤，多有糾正。例如指出李時珍說今人不復食冬葵的錯誤；指出《天工開物》說〔kuang礦〕麥獨產陝西，是“揉雜臆斷，不由目睹”等。他十分重視勞動者的實踐經驗。書中很多地方寫著：“餘詢於輿台者(抬轎人)如此”、“餘得之牧豎(牧童)”、“何末一詢老圃(菜農)”、“他日學稼，尚諏於老農”，這是十分可貴的。 書中對植物形態性狀的描述，也比前人更加精細。例如對“野芝麻”這種植物，寫道：“臨江、九江山圃中極多。春時叢生，方莖四棱，棱青，莖微紫。對節生葉，深齒細紋，略似麻葉。本平末尖，面青，背淡、微有澀毛。繞節開花，色白、皆上矗，長幾半寸，上瓣下覆如勺，下瓣圓小雙岐，兩旁短缺如禽張口。中森扁須，隨上瓣彎垂，如舌抵上齶。星星點，花萼尖絲，如針攢簇。葉莖味淡，微辛，作芝麻氣更膩。湖南圃中尤多，芟夷不盡。或即呼為白花益母草。”與現在植物誌所記“莖方形”、“對節生葉”，“繞節開花”、“唇形”相符，而對莖色、葉紋、花形、葉味的記述則更生動、更細微，更易於辨認了。再如對“紅梅消”的描述：“江西、湖南河濱多有之。細莖多刺、初生似叢，漸引長蔓，可五六尺，一枝三葉，葉亦似(艹下耨)田藨〔biao標〕。初發麵青，背白；漸長背即淡青。三月間開小粉紅花，色似紅梅，不甚開放。下有綠蒂，就蒂結實，如覆盆子，色鮮紅，累累滿枝。味酢甜可食……江西俚醫以紅梅消根浸酒，為養筋、活血、消紅、退腫之藥。 又取花汁入粉，可去雀斑。”從產地記到生境，從初生寫到結實，從形狀到色味，從內服到外用，記述得既全面，又生動。 (圖27)

《植物名實圖考》最大的特點，在於圖繪精美，一方面便於核對名實，以鑑定種類；另一方面形像地保存了寶貴的原始資料，便於後人檢索。我國圖譜之學，由來已久。本草書中，圖文並重，幾成定例。而《植物名實圖考》不僅圖多，而且精(細微、清晰、準確)。多數圖(近1500幅)是據實物寫生，可以按圖考證鑑定到科、目，甚至到種(如卷丹、霍香等)。編排上，圖文相間，圖文並茂。隨圖說明，便於檢閱。 《植物名實圖考》的性質，既不同於主要記載藥物的本草(如)，也不同於以農用為主的《群芳譜》、《廣群芳譜》)這類書。它除部分涉及藥用與農用外，有相當一部分種類並不是直接與實用有關。 《植物名實圖考》所載植物範圍更大，並開始擺脫單純實用性的框框，而有向純粹植物學轉變的趨勢。 (圖28)

《植物名實圖考》中，在記述考證植物名實的同時，有些詩詞，或引用，或自撰；有些地方更表達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見解和思想認識，發為議論。僅就植物考核來看，固然作用不大，可是從更開闊一些的角度看，仍有寶貴的價值；實際上我國古代科學本來就有“醫人如治國”、“用藥如用兵”、“詩文中見科學”的傳統，《植物名實圖考》不過是作了發展罷了。 儘管《植物名實圖考》有向純粹植物學方向轉變的趨勢，但它仍然屬於中國傳統生物學的範疇。在明代，的問世，表明我國動植物的研究，在世界上仍處於領先地位。等有關著作，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但從17世紀林奈《自然系統》問世後，西方生物學研究，特別是植物分類研究，發展非常迅速。而《植物名實圖考》仍然採用270年前李時珍的分類方法，而且也沒有關於植物形態解剖和生理的研究。所以從世界生物學發展水平來看，《植物名實圖考》已經反映出傳統生物學的局限了。

《植物名實圖考》問世不久，一部介紹西方近代普通植物學知識的譯作——《植物學》在中國出版，它是由中國學者李善蘭和英國學者威廉臣(A.Williamson)根據英國學者林德利(John Lindly公元1799—1865年)有關著作合作編譯的。從此西方近代生物學知識開始傳入，並逐漸代替了中國傳統的生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