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植物的地理分佈，既說明了地理環境對動植物的影響，也反映了動植物對其生活環境的適應。這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
《尚書·禹貢》在很大地理範圍(九州)內，敘述了不同的植物分佈；《周禮·地官·司徒》也論述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不同地形，分佈有不同的動物和不同體質特徵的人類。在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地理學著作裡，更記錄了古代人對各地不同環境有不同生物的大規模考察結果。其中《東山經》、《南山經》和《中山經》記載的生物，顯示熱帶、亞熱帶的特徵：植物多桂、多橘柚、多桃李、多竹、多桑柘；動物多犀象、多大蛇、多蝮蟲。 《西山經》記載的生物，顯示溫帶和乾旱地區的特點：植物多松柏、多荊杞、多谷柞；動物多(牜乍)〔zuo昨〕牛、多羬〔qian前〕羊、多熊羆、多豪彘。 《北山經》記載的生物有草原和乾旱地區的特點：植物多機木、多秦椒、多山菜；動物多馬、駝、旄牛等。這些分析和我國現在生物水平地帶性分佈和地理區劃基本上是相符的。
此外，戰國時代的《荀子》，西漢的《淮南子》、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桓寬的《鹽鐵論》，也都有不少關於生物地理分佈的記述。
秦漢以後，對動植物地理分佈的研究進一步發展為對生物分佈界線的探索。西晉嵇含的《南方草木狀》記述了華南地區80種植物的分佈和生活習性，把南嶺作為我國南北植物分佈分界線。它以蕪菁〔wujing無京〕為例，說南嶺以南沒有，種到南嶺以南就會發生變異。戴凱之的《竹譜》，列舉我國61種竹類，指出黃河以北，竹類很少；南方的竹類卻很茂盛。他還記述了各種竹類的地域分佈，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嶺作為另一條生物分界線。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了荒漠和半荒漠地區的跳兔，元代周伯琦在《扈從北行前紀》裡記載了冀北以沙嶺為森林牧場與草原牧場的南北分界線等。
宋代蘇頌在《圖經本草》中，對各種藥用動、植物的產地分佈，都進行了描述。其中對獸類動物的產地分佈描述頗詳，描述了26種野生獸類動物及其地理分佈。根據現在分類系統，這些動物分別隸屬於10個目16個科。蘇頌將各種動物產地分佈放在對每一種動物描述的開頭部分。對鯪鯉的地理分佈是這樣描述的，“鯪鯉，舊不著所出州郡，今湖、嶺及金、商、均、房間，深山大谷中皆有之”。鯪鯉，俗名穿山甲，《名醫別錄》始將它的甲列入藥用。以往只有陶弘景曾提到它的形態和生活習性，但沒有談及產地。 《圖經本草》首次從全國范圍，記載了它的地理分佈。所提到鯪鯉分佈地區，有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以及陝西等省。文中所提到的金、商州，都在今之陝西省境內，可見宋代陝西省也是出產穿山甲的，然而現在穿山甲在陝西已很少見了。又如關於豹，以前的本草文獻也很少提到它的產地。 《圖經本草》載：“豹……《本經》不載所出州郡，今河、洛、唐、郢間或有之”。指出豹並不多見，在甘肅、河南、湖北等地，或有發現。老虎在宋代分佈還是相當廣泛的，所以《圖經本草》只用“今有山林處皆有之”這句話表示當時老虎分佈廣泛。麝為鹿科動物，麝肉可食用，麝香作為藥用，早就列入中。 《圖經本草》說：麝“形似獐而小。其香正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裹之”。麝和獐雌雄都不具角，但雄麝鼠蹊部具有麝香腺，可見其對麝形態是有所認識的。 《名醫別錄》曾指出麝“生中台川谷及益州、雍州山中”。 《圖經本草》則進一步指出，“今陝西、益、利、河東諸路山中皆有之，而秦州、文州尤多”。這說明在宋代，麝分佈相當廣，而以甘肅出產最多。 《證類本草》中還保留有文州(今甘肅省文縣地區)麝圖。所繪麝無角，並突出了鼠蹊部香囊外短毛稀疏裸露的皮膚。 《證類本草》中的圖，一般都認為是從蘇頌《圖經本草》流傳下來的。 《證類本草》中有一幅麂〔ji幾〕圖，其頭部有兩角，角叉短小。很明顯那是一種小麂。 《圖經本草》中說：“麂出東南山谷。今有山林處皆有之，而均、房、湘、漢間尤多。”這裡指出了麂在我國主要分佈於東部和南部地區，而以湖北、湖南、四川出產最多。這與現代文獻上所說的麂主要分佈於我國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看法也大致上相吻合。
膃肭〔wana襪納〕獸，即海狗，公元10世紀70年代始作為藥用動物列入《開寶本草》。過去認為它產於西域，蘇頌正確地作出“今東海傍亦有之”的結論。
狐，不僅供人類藥用，而且供給人類大量優質毛皮。關於狐的分佈，陶弘景曾認為，“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及益州”。蘇頌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與陶弘景不同的看法。他說：“今江南亦時有之，京、洛尤多。形似黃狗，鼻尖尾大。北土作膾生食之”，這裡所指，應為草狐。蘇頌認為狐不僅產於北方，而且也產於南方，只是在北方(如河南開封、洛陽等地)出產更多一些。他糾正了陶弘景的片面看法，《圖經本草》的記載，還使我們得以知道，宋代北方還保留將狐肉作膾生吃的習慣。
上述事實表明，《圖經本草》中有關獸類地理分佈的描述，是具有宏觀性質的。蘇頌是通過綜合總結，從宏觀上概述某種動物在國內各地的分佈狀況。這種描述方法，與現代動物誌中對動物地理分佈的描述方法，是頗為相似的。這在《圖經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以及其他古代文獻中是很少見的。
蘇頌不僅宏觀地描述了各種獸類的分佈情況，而且還記述了某些動物分佈的歷史變遷。
《圖經本草》著錄的“野駝”應為雙峰野駝。野生雙峰駝是家養雙峰駝的祖先，有很重要的經濟價值。現在野駝已非常罕見，幾近滅絕。關於宋代野駝的分佈情況，蘇頌在《圖經本草》中寫道：“野駝出塞北、河西，今惟西北番界有之。”野駝作為藥用動物被著錄，最早見於公元10世紀70年代由馬誌等人編撰的《開寶本草》一書。也正是這部著作，反映了當時我國塞北和陝西一帶還有野駝分佈的情況。但是短短的80年之後，當蘇頌編撰《圖經本草》時，發現野駝的分佈已只局限於西北番界即內蒙、新疆等邊遠地區。可見，野駝數目的銳減並非只是近代發生，它早在宋代就已經出現。第一個發現並記載野駝分佈發生變化的就是蘇頌。
蘇頌也注意到野象分佈的變遷。 《圖經本草》中記述道：“《爾雅》雲：'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今多出交趾，潮、循州亦有之。彼人捕得爭食其肉。”秦漢時野象群的活動地顯然已經南移到了長江流域。而到了宋朝，野象分佈又向南遷移了。蘇頌已明確地告訴人們，野象主要出產於越南，而廣東境內雖然還有野象，但已不是主要產地了。當地人捕殺“爭食其肉”，可能正是像群不斷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圖經本草》有關動物地理分佈的記述，基本上都被後來編撰出版的《證類本草》和等重要本草著作所傳錄和吸收。可見它對後人研究動物地理分佈的影響。不僅如此，《圖經本草》中有關獸類動物地理分佈的記載，還為我們今天研究某些野生獸類動物地理分佈的歷史變遷，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