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家訓》是清末曾國藩教子書的彙編。這本家教書信集，在清末至民國年間，數版印刷，廣為流傳。近幾年來，因家庭教育引起重視，這本書信集又經人整理和增補，以《曾國藩教子書》再次問世。
曾國藩(公元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近代史上他是殘暴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的元兇，又是與李鴻章、左宗棠等大力興辦洋務事業的頭面人物，所以他給予後世的形像是一個十分殘忍而又復雜的封建官吏。
事實上，曾國藩本不是行伍出身，而是出身於書香門第的讀書人。他自幼熟讀經史，博覽群書，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舉進士入仕後又曾專攻程朱理學，是一個學識非常豐富的學者。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他因丁母憂回家，時太平軍出廣西，下兩湖，他奉命幫助地方辦團練，著手創辦湘軍，由此步入與太平軍為敵的道路。後來因他鎮壓太平軍有功，被清王朝封為一等毅勇侯，死後諡“文正”。 《曾文正公家訓》所收錄的百餘篇家書，正是他在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至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間所寫的。因為這20年間他一直在地方總督軍務，家室難以隨從軍旅。
曾國藩的教子書，反映了他的家教精神與方法。其精神主要是“愛之以其道”，這就是說愛子要以健康的教育來塑造他的品德，培養他的才能。其教育方法，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
(1)勸誡子孫專心致志讀書修身，明確家庭教育目的。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凡人皆望子孫為大官，餘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還說：“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做官。”他認為大富大貴靠不住，讀書可以變化氣質，陶冶性情，當官不自在，錢財過多也是助長驕奢惡習以致使人身敗名裂的禍源，由此他反复勸誡他的子孫“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認為讀書明理做人才是他家教的真正目的，尤其在亂世中更是上策。
(2)力戒奢侈，刻苦謹慎，衣食當與寒士相同，著力培養子孫勤勞謙遜的品德。他告誡兒子紀澤：“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傲字”。因為“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他對兒子紀鴻講：“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他熟讀經史，深知來自草莽的“布衣卿相”，雖然出身寒門，但他們在艱苦環境中長期磨練，有吃苦耐勞的毅力和蓬勃向上的進取精神，一旦擔當天下大任，就敢作敢為，能成就大事業。而富貴之家子弟，驕奢懶惰，養尊處優，胸無大志，以致多數人淪為庸俗之輩，於世無用。由此，他告誡家人“斷不可積錢買田”，子孫“全靠自己掙扎發憤”。他不僅對男兒這樣要求，而且對女子也如此教誨。他說：“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餘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為慮。”他囑咐子女“一切以勤儉二字為主”，女兒在鄉間擇婿為佳，不要追求“門當戶對”，而且嫁出的女兒“不可戀母家富貴”，要“柔順恭謹”，孝敬公婆，同時“不可敬遠親慢近鄰”。認為“兒女愈賤愈易長大，富戶兒女愈看得嬌愈難成器”。夫婦視兒女過於嬌貴，旦視而暮撫，爪膚而搖本，“愛之反以害之”。
(3)廣博學習，嚴格要求。做人和做學問注意身教，不一味責備子女，而以自己的切身體會與子女互相討論，積極誘導。曾國藩在家書中，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輔導子女的知識學習方面。他要求子女廣博地學習儒學著作，精通四書五經，同時要兼習天文、歷史、文字訓詁音韻之學、《幾何原本》、書畫等等。他要求兒子除習十三經外，還必須把《史記》、《漢書》、、《韓文》、《文選》、《通典》、《說文》、《孫武子》、《方輿紀要》、《古文辭類要》以及他本人所抄的《十八家詩集》等11種書作為必讀書。在治家學問方面，他要求子女熟讀清人張英的《聰訓齋語》和清聖祖康熙的《庭訓格言》，因為此二書，“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其子女，他生平在學問上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是為一恥；每做一事治一業，往往有始無終，是為二恥；寫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屢變而無所成，是為三恥。鑑於他自己的不足，告誡子弟要記住這個教訓，認真研習天文曆算，作事要善始善終，寫字要圓勻敏捷。只有這樣，將來有為之日，受用無窮。他不僅在道理上講明了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且還具體指導兒子怎樣學，如先學什麼，次學什麼，態度應如何，凡此等等，彷彿老師站在學生面前口耳相授，耳提面命。
曾國藩位列三公，拜相封侯，應當說是極有封建特權的大官僚，然而卻如此鄙視特權，注重子女的家教，使子孫個個成才。百年之後，再讀其教子家書，不能不說他是一個聰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