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不僅首創私學，祖述憲章文武之道，刪訂六經，創立了經久不衰的儒家學派，而且他對我國古代家庭教育也有卓越的理論貢獻。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魯國陬〔zou鄒〕邑(今山東曲阜)人，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所處時代，正值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變革初期，宗族家長制走向崩潰。個體家庭制隨著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的形成而迅速發展。社會家庭結構的變化，導致原來的舊禮樂文化走向衰弱，舊道德體系走向崩潰，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孔子鑑於這種現狀，立志於整頓自國至家的政治倫理綱常，重建禮樂文化。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主張以教育的手段建立以“孝”為根本、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仁禮”政治道德體系，由此推動整個社會由“天下大壞”走向“天下大治”。
孔子認為，政治的基礎是倫理道德秩序的建立。倫理是建立在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之上的，因此家庭的倫理道德的教育是對國家政治的保障。他說：“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論語·為政》)他十分強調把孝道作為家庭教育的根本內容。
在孔子看來，如果人知孝悌，就不會犯上作亂。因為，“孝”是“仁”的根本，也是“禮”的根本。如果一個人知道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一方面就會考慮到父母兄弟以及家人的切身利益，把個人置身於個體小家庭這個生活共同體之中，不會因為個人的“犯上作亂”而造成他們的不幸；另一方面一個人有孝悌德行的素養，會把這種處理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轉化為服從上司，乃至忠誠於國君。孔子認為，家庭的孝悌教育不僅關係到個體家庭的和睦和鞏固，最重要的是有利於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古代統治者提倡孝道家教和社會教化，目的亦在於“移孝作忠”，使倫理道德直接轉化為政治道德。自漢代以後，流傳有“忠臣出於孝子”的說法，可見孝道之教在家庭教育中佔有至關重要的位置。
孔子認為，家庭倫理教育是一種情誼的教育。因為，因情而有禮義。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夫婦乃至與家庭(家族)一脈相關的人，隨其親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倫理關係即是情誼關係，亦即表示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係。父母乃至兄嫂對子女及年幼弟妹有撫養的義務，子女及弟弟對父母及兄嫂有贍養的義務，這種義務既是禮義，又是孝悌和仁愛，同時又是情誼關係的最基本的反映。所以，孔子強調孝悌之教，重在倫理情感的培養。如兒子當父母在時，不應遠遊，以免父母需要他照顧時無人照應，再說也會讓父母懸念。又如子輩贍養年老的父母，應當把情感的篤真放在首位，不單是讓父母衣食有著落，更重要的是使父母感到兒子贍養他們是盡了孝心，所以孔子說孝敬父母在於“色難”，和顏悅色，禮貌恭敬，表裡如一，才是真正的孝順之道。
在孔子看來，不僅子輩孝順父母“色難”，而且在家教過程中作為父親對待妻子和小孩的情感，也是很難把握的，“遠則怨”，“近則無禮”。所以他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養”，就是教養的意思。在春秋時期，人們尚缺乏家庭教育的經驗，主要是難以克服感情關，所以往往出現“質子而教”的現象。後來的儒家為了克服家教的這一困難，努力從父母的性格調節和施教方法上作了探討，提出“嚴父慈母”的剛柔互補的家教原則，發展了孔子的家教方法。
在中，大量記載了孔子關於教導學生凡疑難不決之事要請教父母的言論。孔子認為，父母的經驗足以指導子輩的行為，父母應當替子女的行為結果負責。父母應當以身作則，當好子女的表率。如果其身不正，就必然把孩子帶壞。
孔子還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環境。他說：“里仁為美。”認為子女的成長與周圍的文化道德環境有關係，所以父母應當注意“居必擇鄰”，同時對孩子交友也應予以指導，要留心自己的孩子被不三不四的朋友帶壞。他認為只有註意良好環境的影響，則“長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總之，孔子的家教理論主要是針對士階層的，同時也普遍適用於不同階層的家庭。他強調的家教，核心內容是以“孝悌”為本的倫理情誼的培養，其目的在於通過家庭教育手段，來鞏固家庭及家庭成員的倫理關係，完善家庭等級，使“父父”、“子子”，從而移孝作忠，將家庭倫理關係外延到社會人際關係和轉化為政治道德領域，使國在家的基礎上建立統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