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節書院教育起於唐末五代

作為教育組織性質的書院起源於民間的私人聚書講學活動。 私人講學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從孔子首創私學，到諸子百家率徒講學，私學大盛，奠定了私人講學的良好基礎。秦代雖明令禁私學，而事實上私人講學禁而不止，至漢代私人講學更蓬勃興起，並創立了私學的高級形式——精舍、精廬。楊榮春先生在《中國封建社會教育史》一書中說：“書院是私學的高級表現形式。”陳登原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一書中也說過：“在唐以前，私人授學之所，名曰精舍。謝承的《後漢書》雲：'陳實，字仲弓，歸家立精舍講授，諸生數百人'，'董春，會稽餘姚人。立精舍，遠方門徒從學者常數百人。諸生多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問難者百餘人'，此即書院之前身。六朝以後，此風愈盛，僧道又各有精舍，以授其徒。此蓋書院之前身雲。”

將漢魏以來的精舍或精廬看作是書院教育的“前身”，這是很有見地的。一方面表明了書院教育是私人講學悠久歷史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漢魏以來的精舍或精廬，只是書院教育的“前身”，還不是唐末五代以後的書院教育本身。 書院教育的本質特徵是私人藏書聚徒講學。民間或私人具備藏書條件，構成書院教育產生的前提。漢代以經術造士，大師立精舍，從學者至數千百人。正如皮錫瑞《經學歷史》所言：“所以如此盛者，漢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非若後世之書，音訓備具，可視簡而誦也。書皆竹簡，得之甚難，若不從師，無從寫錄。非若後世之書，購買極易，可兼兩而載也。”這說明漢魏以來的精舍或精廬，大師私人講學皆由口授，尚不具備藏書條件。因而，精舍或精廬還不是書院教育，儘管宋以後有些典型的書院也有以精捨命名者，那隻是表明後世學者對前世傳統的崇尚或追慕，而不能證明精舍或精廬已經是書院教育本身了。

唐代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並迅速得到推廣。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少石山房筆叢》中稱：“雕版肇自隋，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並在唐五代得以大規模推廣應用，為書籍的印刷製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印刷業的發展，書籍的質量改善，使之數量大增。除了官方藏書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之外，民間或私家藏書具備了較好的條件。唐中葉之後，各地民間或私人創建的書舍、書屋、書樓、書堂、書院之類的設施先後一批批地湧現。在官方麗正書院、集賢書院首先以書院命名為“修書之地”、“藏書之所”的誘發下，書院之名在民間或私人中更廣泛地流行起來。 唐代私人創建的書院在文獻記載中已屢見不鮮。僅在《全唐詩》中就可見以書院為題的詩十一首。如：李秘書院、第四郎新修書院(一名薛載少府新書院)、趙氏昆季書院、杜中丞書院、費君書院、李寬中秀才書院、南溪書院、田將軍書院、子侄書院、沈彬進士書院。這些書院多以個人命名，還不像穩定的正式名稱，這反映了書院初建時期的特點。見於各地方史志，註明建於唐代的書院有：

青山書院建德縣翁洮建於唐 蓬萊書院象山縣縣令楊弘正建於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溪山書院諸暨市吳少邦讀書處，建於唐大中四年 九峰書院龍遊縣徐安員讀書處，建於唐大中四年 麗正書院紹興市建於唐大中四年 梁山書院漳浦縣潘有美讀書處，建於唐 聞讀書院福清縣陳燦建於唐 鰲峰書院建陽縣熊秘建於唐 草堂書院福鼎縣林嵩建於唐 松洲書院漳州市傳為陳珦〔xiang向〕讀書處，建於唐 桂岩書院高安縣幸南容建於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 景星書院九江市李渤建於唐長慶初 李渤書堂德安縣李渤建於唐長慶初 (少室書院) 東佳書堂德安縣陳崇建於唐大順元年(公元890年) (陳氏書堂) 皇尞書院永豐縣劉慶霖建於唐

飛麟書院南昌市程(火畝)〔xiu 秀〕建於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 (虎溪書院) 登東書院吉水縣解世龍建於唐乾符末 南嶽書院衡山縣李繁建於唐 (鄴侯書院) 李寬中秀才書院衡陽市李寬建於唐元和中 (石鼓書院) 杜陵書院耒陽縣建於唐 王寧書院桃源縣建於唐 石山書院攸縣建於唐 (光石山書院) 韋宙書院衡山縣韋宙讀書處，建於唐 盧藩書院衡山縣盧藩讀書處，建於唐 文山書院澧〔li裡〕縣李群玉讀書處，建於唐 丹梯書院巴中縣張曙讀書處，建於唐 鳳翔書院西溪縣楊發讀書處，建於唐 西溪書院西溪縣楊發讀書處，建於唐 青蓮書院鹽亭縣李白讀書處，建於唐 張九宗書院遂寧縣張九宗建於唐貞元至元和間

儒溪書院綏陽縣柳宗元讀書處，建於唐 麗正書院西安市唐官方修書之地，建於開元間 (集賢書院) 瀛洲書院藍田縣李元通建於唐 李公書院臨朐縣李靖讀書處，建於唐 費君書院永濟縣費冠清建於唐 麗正書院洛陽市建於唐開元間 上列書院30餘所，多數籠統地稱建於唐，無具體年代可考，更無有關講學活動的記載，多註明為某人讀書處，明確記載有講學事蹟者僅有三所，即：江西的皇尞書院，“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光緒《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福建的松州書院，“唐陳珦與處士講學處”(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江西的東佳書堂(亦稱陳氏書堂、義門書院)，“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入學。”(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江西還有一所書院，稱梧桐書院，光緒《江西通志》稱：“唐羅靖、羅簡講學之所。”實際這所書院始建於五代時的南唐。

有關史料儘管十分簡略，但從這些有限的史料中，人們已經可以洞察到書院教育初創時的基本狀況。書院教育源於民間或私人聚書讀書，發展為授徒講學。元代學者歐陽玄在《貞文書院志》一文中說：“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載同治《豐城縣志》)可以說，至唐末，作為“士子肄業之所”的書院教育已具雛型，但規模甚小，且不甚穩定。 五代時期，書院教育獲得進一步發展。據《新五代史·一行傳》稱：“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干戈興，學校廢，禮義衰，風俗隳〔hui輝〕壞”，然而，“天下未嘗無人也”，“仍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士人隱居山林讀書講學成為唐末五代的一種社會風尚。其中頗有一些創學館、建書堂以延四方之士者。如：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新五代史·石昂傳》)羅紹威，“字端正，其先長沙人，……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万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新五代史·羅紹威傳》)羅紹威“有英傑氣，工筆札，曉音律，性複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舊五代史·羅紹威傳》)。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注引《愛日齋叢鈔》稱：“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版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荊湘近事》也載蔣淮東隱居衡嶽，聚徒講學，受業者稱其為山長。這些聚書萬卷、千卷的學館、書樓，延四方之士，聚徒講學，雖未以書院命名，實際上已是教育性質的書院。

直接指明建於五代的書院也有多所。如： 竇氏書院，後周時范陽人竇禹鈞建於今北京昌平縣內。據《範文正公文集·竇諫議錄》載：竇禹鈞，范陽人，“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於宅南構一書院，屋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需者，公或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顯貴者，前後接踵。” 聞名於後世的嵩陽書院(河南登封境內)、應天府書院(睢陽書院，河南商丘境內)，以及洛陽的龍門書院，都始建於五代時期。 五代戰亂之際，南方地區相對穩定，所建書院更多。如： 藍田書院，在福建古田縣，為南唐員外郎余仁椿所建，被後人稱作古田文化的搖籃。

留張書院，在江西宜豐境內，為南唐張玉所建。同治《新昌縣志》稱：張玉，“唐亡掛冠歸閒，戶不出，構書堂名留張，講學其間”。 雲陽書院，在江西永修境內，南唐進士吳白舉建。 光祿書院，在江西吉安縣富田，南唐張玉所建。 匡山書院，在江西泰和縣。南唐邑人羅韜所建。明宗曾敕書賜額，稱其“尋因養病，遂爾還鄉，後學云從，館起匡山之下。民風日益，俗成東魯之區”。 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境內，南唐羅靖、羅簡兄弟聚徒講學之所。 華林書院，在江西奉新境內。是一所胡氏家族的家塾式書院，據稱：“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遊學之士。” 王日藻在《嵩陽書院碑記》中稱：“夫五代日尋干戈，中原雲擾，聖人之道綿綿延延，幾乎不絕如線矣。而書院獨繁於斯時，豈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已始基之歟！”既說明了唐末五代書院教育產生和發展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同時也說明了書院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對繼承、傳播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所起的獨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