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蒙學有三種形式，一是坐館或教館(指地主士紳豪富聘請教師在家進行教學)，二是家塾或私塾(指教師在自己家內設學)，三是義學或義塾(指地方或個人出錢資助設立小學招收貧寒子弟，帶有慈善事業的性質)。明清的蒙學已經定型，有了一般固定的教學制度和教學程序，也有了一批教蒙學的教師隊伍。
蒙學教師簡稱為蒙師，有的是當地的童生或窮秀才，有的連童生、秀才也不是。第二回描繪山東薛家集有位60多歲的蒙師名叫周進，“卻還不曾中過學”，即僅是童生，還沒中秀才。他來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看，卻“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家長贄見蒙師，贈送的禮錢，“合攏了不夠一個月飯食”。 “潦倒青衫”是蒙師生活的真實寫照。
清初的鄭板橋(公元1693—1765年)早年家貧也當過蒙師，曾作詩《自嘲》：
清同治年間的李靜山在他編的《增補都門雜詠》上有詩曰：
清嘉慶年間佚名編的《都門竹枝詞》上也有首詩，描述了蒙館先生的貧寒生活：
清光緒年間有位蒙師叫李森廬的，以出外教讀謀生，某年逼歲除，不能歸，寄其妻詩曰：
有的蒙師文化水平不高，甚至連、《千字文》也讀不下來，乃有“先生不如鼠”之嘲，意思是老鼠在無米、無油可竊時，還會到故紙堆中囓書籍呢！
蒙師文化水平低，和他們的生活待遇有關，因為稍有才識，衣食有奔頭的，都不願當教師，所謂“家有二斗糧，不作孩子王”。他們在社會上無地位，歸根結底是由於明清朝廷的不重視。張履祥(公元1611—1674年)說：“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不知類矣！”意思是說，蒙師教育責任重大，但社會地位低賤，而科舉考試之學問簡陋，但社會地位卻那樣高，形成多麼強烈的反差！清代的崔學古在《幼訓》中呼籲改變蒙師狀況，他說：“為師難，為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後日難為功；蒙師得，則後日易為功。甚矣，不可不慎也。”
明清時期的蒙學教材很多，除、、《千字文》外，流行一時的還有、《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童蒙觀鑑》等等。 《清稗類鈔》第四冊有一首《嘲私塾詩》，勾劃了明清時期蒙學教學活動的情景：
完翻《鑑略》，畢念《神童》。
、、《千字文》讀完後再讀、《神童詩》、《鑑略》，然後再讀“四書”——《大學》、《中庸》、、《孟子》等。
共選詩200餘首，大部分語言流暢，詞句淺近，易讀易記，包括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如李白的《靜夜思》，孟浩然的《春曉》，王之渙的《登鸛鵲樓》，杜牧的《清明》，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等名詩。由於成為蒙學中主要的詩歌教材，社會上又將它與“三、百、千”合稱為“三、百、千、千”。後來，清代孫洙又擇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編成《唐詩三百首》，署名蘅塘退士印行。此書一出，“風行海內，幾至家置一編”，不只在蒙學，也是社會上十分流行的詩歌集。
還有一種蒙學課本叫作“雜字”書，在歷代史書上很少著錄，但其內容切合日用，又分類編纂，既可作識字課本，又能起字典作用，適合一般手工業者、農民、商人及其子女的需要，在蒙學中也佔有一定的地位。今舉《五行雜字》為例：
“人生天地間，莊農最為先。要記日用賬，先把雜字觀。你若待知道，聽我謅一篇。開凍先出糞，制下镢和鍁。扁擔槐木解，朱筐草繩拴……”
下面都是與耕種活動和農家日常生活需要有關的內容：
“麵餅大犒賞，豆腐小解饞。說的咱家話，財主卻不然。弱人服參湯，肚壯吃黃連。清晨用點心，晚晌吃糖圓。夏天雞滷麵，雞蛋合肉丸。哪怕天鵝肉，說要也不難……”
最後以“幾句俗言語，休當戲言觀。專心記此字，落筆不犯難”結束。
又如《六言雜誌》中有這幾行：
“黃花金針木耳，蘑菇大料茴香。魚肚海蜇紫菜，香蕈燕窩白糖。花椒胡椒芥未，紅曲醬瓜醃姜……兄弟哥哥嫂嫂，母舅妗子姨娘。 大伯小叔侄兒，丈人岳母姑娘……飛叉木鍁掃帚，推扒梯子刮板……”
蒙學主要進行讀書、習字和作文三方面的教學，是為進入官學、書院及應科舉考試作基礎準備，而每一方面的教學，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讀書，首先進行集中識字。待兒童熟記千餘字後，進入讀“三、百、千、千”的階段，進而再讀“四書”。這時，學塾教學的重點在於指導兒童跟讀、熟讀和背誦上。在此基礎上，教師進行講書，著重闡述書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倫理原則。習字的次序，先由教師把著手教兒童用毛筆，而後描紅，再進入臨帖書寫，這時學塾教學的重點在於指導兒童用描紅本及名家字帖。作文之先必練習作對。教師訓練兒童作對，先從模仿做起。如教師講“正名”這一格式，就要舉例“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再讓兒童仿著寫一句。教師講“因類”這一格式，亦要舉例“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再讓兒童仿著寫一句。教師還運用一些作對學文的書和詩詞範文指導兒童。如：
“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雁，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夾岸曉煙楊柳綠，滿園春色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簑〔suo 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
作對練習是一種不講語法理論而實際上卻是相當嚴密的語法訓練，經過多次練習之後，兒童可以純熟地掌握詞類和造句的規律，並且用之於寫作。這一種基礎訓練的方式，的確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學塾中實行個別指導，教學進度以兒童的接受能力為轉移，一般來說，都遵循由易及難，由淺入深的原則，前一步的學習為後一步的學習鋪墊基礎。教學中尤重視溫故，教師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兒童複習舊課，在溫故的基礎上再上新課。
當時流行有《訓蒙歌》一首，也生動地反映了蒙學與蒙師的情狀：“牢記牢記牢牢記，莫把蒙師看容易。教他書，須識字，不要慌張直念去。聲聲字眼念清真，不論遍數教會住。教完書，看寫字，一筆一筆要端詳，不許糊塗寫草字。字寫完，做對句，見景生情不必奇，只要說來有意趣。平仄調，毋貪異。做完對句有餘功，寫個破承教他記。催唸書，口不住，時常兩眼相對看，怕他手內做把戲。非吃飯，莫放去。出了恭，急忙至，防他悄悄到家中，開了廚門偷炒米。清晨就要來，日落放他去。深深兩揖出門外，彬彬有禮循規矩。若能如此教書生，主人心裡方歡喜。”(《解人頤》卷下)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辛丑科狀元龍啟瑞，於道光二十七年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清代的蒙學教學實際，提出了一個新的《家塾課程》：
“大約以看讀寫作四字為提綱：讀熟書(經類及《文選》、《古文詞類纂》)以沃其義理之根，看生書(史類)以擴其通變之趣，寫字以觀其用心之靜躁，作文以驗其養氣之淺深。四者俱而學生之基業始立，鮮慝志亦鮮遁情矣。(初上學者，先作讀寫兩字功課為要)早起，少長以序，入塾拜先師神座，畢，謁拜師長，請安畢(應對進退禮節，以管子《弟子職》、朱子《小學》為主)。理昨日生書，帶溫書一卷，背。上生書，師長先依經講解逐字實義，畢，再講實字虛用、虛字實用、本義有引申、異義有通假之法(以《說文解字》、《爾雅》、《廣雅》、《玉篇》、《廣韻》為主)。其每一字得聲則有古音(古謂周秦先漢)、今韻(今謂魏晉以下)、方言之互殊、雙聲迭韻翻切之相貫，然後析其章段，離其句讀，條其意指。講畢，命學生復述一遍(看其有見解否)。乃就位念一百遍。初緩讀，後稍急讀，字句要有抑揚頓挫之節奏，四聲要有高下低昂之準的(不熟再加一百遍)。午飯訖，循階走三百步，拉弓習禮射畢，寫字一二張(以初唐人碑版為主，講把筆、講間架)。溫書一本，背(有誤字尖出命改正)。仍讀主書，將晚屬對(自兩字至五七字，以為作四六文張本)。燈下念唐賢五律詩(取於試帖相近)或《古詩源》；上生詩時，為之逐句講解(有正對、有借對、有反對、或明使故事，或暗用故事)。間日出詩題，試作五言絕句一首(以次增至四韻六韻)。功課做完，跪叩先師神座前，揖師長畢，命之退，乃退。逢三八日作文，初一、十五日作史論及詩賦。草訂一簿，每日自記行事、讀書，及有所疑、有所悟(為作論及製義張本)，次早呈閱。學生有不率教，不及格者，依科懲責，決不寬宥。”
龍啟瑞的《家塾課程》總結了中國古代的蒙學教學經驗，提出以看、讀、寫、作四字為綱，強調要熟讀精思、漸進有恆、自求自得、嚴格要求，頗受當時社會各界的重視，流傳很廣。即使對今天中小學的語文教學，亦可提供啟示和借鑒。
隨著蒙學的發展，童蒙教學法的著作也開始出現。宋元以後，在學塾教學實踐的基礎上，專門研究童蒙教學法的著作陸續得到刊行。著名的有清代王筠(公元1784—1854年)撰寫的《教童子法》等。 《教童子法》是一本專門論述蒙學教育的著作。它對識字、寫字、讀書、作對、作詩、作文方面的基本訓練作了系統的論述，對蒙學的一般原理也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如它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反對呆讀死背的教學方法。書中說：“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兒童不了解書中的意思，讀起來好像和尚念經，枯燥無味，自然把學習看成苦事。書中說：“小兒無長〔chang 常〕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即告以典故。”這是說，兒童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教學中要有適當的休息，休息時可以給學生講些知識性故事，死典故可以訓練兒童的記憶，活典故能夠培養兒童的思維。書中還要求教師了解學生，因材施教，而不能使用體罰威嚇學生。並以觀察學生是“歡欣鼓舞”，還是“奄奄如死人”，作為判斷其師是“良師”還是“笨牛”的標誌。按“左鍵←”返回上一章節； 按“右鍵→”進入下一章節； 按“空格鍵”向下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