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宋朝分為北宋(公元960—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與此同時，在北方的契丹族與女真族，也先後建立了遼(公元916—1125年)與金(公元1115—1234年)。以後蒙古族又滅了金和南宋，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政權——元朝(公元1271—1368年)。
宋元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屬於封建社會後期，這時期學校設立更為普遍，學校種類增多，出現了新型的教學組織形式——書院，古代的學校教育制度，仍然呈現著繼續發展的趨勢。
宋朝繼承了唐朝的學校教育制度並繼續發展。宋開國之初，朝廷過於重視科舉考試制度而忽視學校教育。但通過學校教育以培養人才是當時一些有識之士的共識而得到重視。於是，自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起，宋朝先後興起了三次著名的學校教育的改革。
第一次學校教育改革，史書稱為“慶曆興學”，時間在宋仁宗慶曆年間，主持人是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實行“慶曆新政”，提出10項改革方案，要求興學育才，改革不重學校教育只重科舉考試取人的做法。范仲淹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三項內容：一是通過興辦學校來培養人才，下令州縣立學，並改進了太學與國子學，主張參加科舉考試的人須先接受一定時間的學校教育，如一般考生須在學校學習300天以上才准許參加科舉考試。二是改革科舉考試制度，規定科舉考試先考“策”，次考“論”，再考“詩賦”，廢“帖經”、“墨義”，一改過去專重視死記硬背的考法。三是創建太學並改革太學教學制度，推廣著名教育家胡瑗(公元993—1059年)所創立的“蘇湖教法”。其做法是設立“經義”、“治事”兩齋，分齋教學。入“經義”齋的學生，主要學習“六經”等儒家經典著作。入“治事”齋的學生，主要學習軍事、民政、農田水利、測量計算等，學生可先確定一個主修學科，然後再選一個副科，一主一副，可使學生學得廣、深、新、活，擴大知識面。這種經義與實踐並重、因材施教與學友互相切磋相結合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太學的教學質量，改變了當時空疏的教育內容和形式主義的學風。
第二次學校教育改革，史稱“熙寧興學”，時間是宋神宗熙寧年間，主持人是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熙寧新法”，認為造就人才，統一思想，是實行新法的重要條件。這就需要改革學校教育及科舉考試制度，使之適應於造就人才這個目標。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主要有四項內容：一是改革太學，創立“三舍法”。所謂“三舍法”是將太學分為外舍、內舍和上舍三個程度不同、依次遞升的等級，太學生相應分為三部分，初入太學者，為外舍生，每月考試一次，每年舉行一次升舍考試，成績獲得第一、二等者，再參酌平時行藝，升入內舍學習，為內舍生。內舍每兩年舉行一次升舍考試，成績為優、平兩等者，再參酌平時行藝，升入上舍學習，為上舍生。上舍每兩年舉行一次考試，考試方法與科舉考試“省試法”相同，太學學官不能參與，而由朝廷另委考官主持。成績評定分為三等：平時行藝與所試學業皆優為上等，一優一平為中等，全平或一優一否為下等。上等者免殿試，直接授官，中等者免禮部試，直接參加殿試，下等者免貢舉，直接參加禮部試。 “三舍法”是在太學內部建立起嚴格的升舍考試制度，對學生的考察和選拔力求做到將平時行藝與考試成績相結合，學行優劣與對他們的任用相結合，這有利於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太學的教學質量。同時又把上舍考試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融培養人才與選拔人才於太學，提高了太學的地位。這是中國古代太學管理制度上的一項創新。二是恢復和發展州縣地方學校。三是恢復與創立武學、律學、醫學等專科學校。四是編撰《三經新義》，對儒家經典、《尚書》、《周禮》三經重新訓釋，書成後頒發給太學與諸州府學作為統一教材，而且也是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和標準答案。此外，王安石還對科舉考試也進行了改革，曾下令廢除了明經諸科；進士科考試，試以經義、論、策，不再考詩賦、帖經、墨義。
第三次學校教育改革，史稱“崇寧興學”，時間是宋徽宗崇寧年間，主持人是蔡京(公元1047—1126年)。蔡京任尚書右僕射，秉承徽宗旨意，希望繼承熙寧新法來挽救北宋統治危機，恢復和發展了“熙寧興學”的某些措施，其主要內容有三項：第一，全國普設地方學校。第二，建立縣學、州學、太學三級相聯繫的學制系統。規定縣學生考選升州學，州學生每三年根據考試成績升入太學不同的齋舍。成績上等者升上舍，中等者升下等上舍，下等者升內舍，其餘升外舍，這種學制系統對後世產生了一定影響。第三，新建辟雍，發展太學。辟雍也稱為“外學”，作為太學的外舍。第四，恢復醫學，創設算學、書學、畫學。第五，罷科舉考試，改由學校取士，這是對取士制度的重大改革。
上述北宋三次學校教育改革，雖前兩次均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但都不同程度地將北宋的學校教育事業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第三次學校教育改革的主持人是蔡京，此人以復新法為名，排斥異己，加重剝削，大興土木，揮霍浪費，被稱之為“六賊”之首。但在執政任內，尚大事興學，力主學校教育改革，對宋代的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