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私學十分發達，在組織形式上，可分為兩種：一為“蒙學”，二為“精舍”(或稱“精廬”)。
蒙學即童蒙學習的地方，也稱為“書館”，教師稱之為“書師”。學習內容主要是識字習字。東漢的教育家王充在他的《論衡·自紀》中說，在書館學習的學童大約有百多人，先是識字，習字，每天要背誦千字以上。有的學童因字寫得不好而挨打，有的因過失而受到指責。書館所用的字書，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有《急就篇》，相傳是西漢史遊編撰的。今本《急就篇》共1244字。內容包括姓氏、衣著、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方面的應用字，全文押韻，沒有重複字，句子有七言、四言、三言等。既便於記誦，又切合實用。 《急就篇》流傳較廣，是自漢到唐的主要識字課本。
精舍或精廬，相當於太學，由經師大儒教授。西漢時就已出現，東漢時更為興盛，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空前的。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漢代的大小官吏都要有點儒學知識，差不多都需要專門學一經。當時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籯〔ying 營〕，不如教子一經。”意思說，與其給兒子留下滿箱的黃金錢財，不如教兒子通一經。一些經師鴻儒，受業弟子已達百人以上。如名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由於學生太多，不得不採用高年級學生教低年級學生的辦法，這種弟子間轉相授受的辦法，非常流行，形成了以名儒講誦為主弟子們轉相授受為輔的教學方法。東漢時更是如此。學生不遠千里萬里，攜帶乾糧來求名儒大師，經常有數千數百之眾。那時學生有兩種：一為“及門弟子”，是親身來受教的；二為“著錄弟子”，是把學生名字登錄在有名望的大師門下，不親自聽教師講授，是屬掛名求學的，所以在有的大師門下，這樣的弟子竟不下萬人。
在私人精舍中，師生關係尤為親密，學生對師長恭敬禮讓，教師對學生十分關懷。有的教師每當得到賞賜時，就主動資助給貧寒弟子。有位教師名叫邊韶，曾白天睡覺，學生私下笑他：“懶讀書，但欲眠。”邊韶聽到以後，對答說：“但欲眠，思經事。”師生間可以互相開玩笑，可見氣氛極為融洽。最令人感動的是，老師含冤被判罪，有學生上書訴冤以至請求代死的。如歐陽歙〔she 社〕下獄，他的學生禮震上書以求代死。虞詡〔xu 許〕下獄，他的學生100多人舉著幡叩頭流血為他訴冤，後被赦，沉冤終於昭雪。這種尊師愛生的感情是真摯的，成為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史上的美談。
漢代私學之所以興盛，一方面是因為受國家“以經術取士”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私人講學思想束縛較少。官學太學博士多專一經，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講學常兼授數經。東漢經師，有的不僅精通儒家經典，還兼及天文、曆法、算學、律學等知識的傳授。如何休“善曆算”，鄭玄“通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東漢時，除經師私人講儒經外，民間還有傳授科學和技術的私學，如名醫華佗以“刳〔ku 枯〕破”(外科手術)和針灸傳授弟子。涪翁著《針經脈診法》傳於弟子。樊英、段翳、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傳於弟子。東漢方技之術，雖多雜以迷信，但也包含著豐富的自然科學與人體科學的知識。
此外，漢代還有婦女講學。 《漢書》的作者班固(公元32—92年)之妹班昭(約公元49—約120年)，學識淵博，很有才華。東漢和帝時命令皇后及諸貴人以她為師，稱呼她為“曹大家〔gu姑〕”(她是曹世叔之妻)。她不但懂經學，還通天文、數學。鄧太后曾專門向她學習。班昭完成了班固未完成的《漢書》中的一部分——“八表和天文志”。書成後很受人們的重視，但很多人讀不懂，漢章帝派馬融(公元79—166年)等10人向她學習。她還著有《女誡》等書。還有蔡邕〔yong雍〕的女兒蔡文姬，博學多才，懂音樂。曹操從匈奴贖回了她，知她家藏書很多，想派10位官吏向她學習。後蔡文姬把她能記得的400多篇全部繕寫出來，竟沒有遺漏和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