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很早就有遠古社會考試制度的傳說，西周時代就有考試制度的萌芽。兩漢時期正式確立了太學的考試制度和察舉制度，這對於兩漢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有利於人才的培養與選拔，也為古代的考試制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漢代的察舉制度，權多操縱於諸侯王、公卿及地方官吏之手，為地方官和世家豪族所壟斷，層層推薦往往只憑聲名而不重才行，終於形成“以族為德，以位為賢”(王符《潛夫論·論榮》)的局面，難以察舉出真正的人才。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長期分裂動亂，學校教育中的考試制度和社會選士中的察舉制度都不大健全，為適應門閥士族集團的要求，創立了九品中正制，中正官都由著姓士族擔任，門閥士族集團控制了選士大權，所以九品中正制只能“計資定品”，按門第高低來選拔人才，必然會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貴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現象，即使舉行考試，也多“僱人答策”，考試制度難以全面實行。隋唐時期創立了分科考試的取人選人制度，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進步作用。但是封建統治者採用這種考試制度，是從維護自己的統治出發的。所以科舉考試制度從一開始就既有積極因素又有消極因素。科舉考試制度比較好地解決了加強中央集權和調動地方及個人積極性的關係，但助長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和僥倖心理，以致產生鑽營舞弊的惡習，而且這種惡習連綿不斷，愈演愈烈。科舉考試制度將讀書、應試、做官聯繫起來，使培養人才和選拔任用人才結合起來，但導致了科舉考試控制教育，使學校變成了科舉考試制度的附庸和預備場所。科舉考試制度克服了單純以道德品行和家世門第錄取人才的偏向，但未能真正實現以知識能力錄取人才，反而走向了死讀書、背教條、務抄襲的死胡同。科舉考試制度建立了一套統一的內容、標準、程序、步驟，有利於評分的標準化和客觀化，但又助長了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煩瑣哲學的流行。科舉考試制度激發了千百年來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求知慾望，以致出現“五尺童子恥於不聞文墨”的風氣，但知識分子為了追求科舉功名，只是死記硬背《四書》、《五經》、揣摩八股文章，看不起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以致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明代著名科學家宋應星在所撰《天工開物》序中說：“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明代著名醫藥學家李時珍在三次鄉試舉人都落第後棄舉業投醫藥學，花費了30年心血，撰成，比西方“分類學”之父林奈的《自然系統》早200餘年，內容更為翔實，但書成後卻遭冷落，他的兒子後來把這本巨著獻給朝廷時，明神宗批示：“書留覽，禮部知道。”遂束之高閣。當時鑽研自然科學，在社會上便沒有出路，不僅要喪失功名利祿，甚至要遭到打擊迫害。
魯迅說：“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偽自由書·電的利弊》)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在《怪面人》中說：“像印刷術、火砲、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中國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有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成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舊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嗅，中國真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活字印刷雖發明於北宋，卻沒得到推廣，若不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發明者畢昇的這一偉大成就加以記載，中國人自己都難以相信中國人自己有這樣驚人的創造。美國學者戴維·博達尼斯在《為什麼現代科學在中國不曾發展起來》一文中說：“當歐洲還籠罩在黑暗年代的陰霾之中，中國的官員就已精神抖擻，乘著裝有指南針的輕便馬車，到各地去參觀裝置著固體燃料的探空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1000年之後，歐洲科學家在發動工業革命時，中國官僚卻還在邁著固定的方步。相形之下，他們已經不那麼精力充沛了。”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序言中說：“歐洲在16世紀以後，就誕生出現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沒有能夠在亞洲產生出與此相似的現代科學，其阻礙因素又是什麼？”這種原因當然要歸結於中國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的難以打破；歸結於建立在這種經濟結構之上的封建專制政治的強固有力，封建典章制度的完備嚴密；此外，與社會經濟生活相隔離、對科學技術採取粗暴貶斥態度的古代科舉考試制度的長期實行，恐怕也是一個原因。
鴉片戰爭以後，一些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從中國缺乏經世致用人才、處處落後挨打的教訓中，看出了以科舉考試制度選拔人才的弊病，於是在提倡開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提出了廢除科舉考試制度的主張。清末從改革科舉考試內容到廢除科舉考試制度，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清代科舉考試只重楷法試帖，題目出自《四書》、《五經》，而解釋又必尊朱熹集注，甚至斷剪經文，專考孤章絕句、疑似參互之處。例如《中庸》中有“及其廣大，草木生之”一句，出題者上去“及其廣”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僅以“大草”二字為題，使考生莫名其妙，難以回答。科舉考試堅持以詩書取人，一旦錄取之後，這些只會咬文嚼字、之乎者也的舉人進士們，對於理財、典獄、治水、防災，束手無策，自難勝任。只會“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這種考試內容，不斷遭到開明知識分子的批評。鴉片戰爭以後，建議改革的意見很多。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禮部聽取了一些人的意見後奏請“特開算學一科”。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有人奏請“開設藝學科”。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貴州學政嚴修(公元1860—1929年)請開“經濟特科”，其中包括考試政治、外交、算學、法律、機器製造、工程設計等專門知識，不過八股文、詩賦，仍然考試。甲午戰爭以後，資產階級改良派對科舉考試制度進行了猛烈批判，批判的集中點是用八股文取士。康有為(公元1858—1927年)指出，八股無用，改科舉莫急於廢八股。他要求“應請定制，並罷試帖，嚴戒考官，勿尚楷法”。康有為等人的>，則強烈要求“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這是康有為第一次向光緒皇帝提出廢八股的請求。建議改變專考弓刀步石的武科為藝科，令各州縣遍開藝術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聲光、化電等分立學堂，選學童15歲以上入堂學習，然後改變考試方法，如此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康有為在1898年4月10日的奏摺與代楊深秀草擬的釐定文體折均極力主張盡快廢除八股，因為八股流傳數百年，文題皆有藍本，“務為割截枯困之題，侮聖言以難士人。士人以急於科第，亦爭勾心鬥角，便詞巧說以應之”。於是數百萬生童之人“窮志盡氣，白首黃馘〔guo 國〕，日夜孜孜，仍從事於割截枯窘之八股，其為棄才莫甚焉”。 6月16日康有為又利用召見的機會，面陳八股之害：“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梁啟超(公元1873—1929年)也說：“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於此。”戊戌變法時採納了這些意見，曾下詔廢除八股取士制度，規定凡鄉、會試及童試一律改試策論。戊戌變法後，八股取士一度復活。 1901年清朝廷第二次明令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
第二階段：遞減科舉取士名額。改革科舉考試制度，是清末“新政”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一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為表達他們對“新政”教育改革的擁護和支持，他們不滿足於廢止八股，改試策論，而紛紛奏請遞減科舉考試取士名額。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提出遞減取士名額、以學堂生員補充的建議。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張百熙等人也建議“從下屆丙午科起，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暫行試辦”。並且預計“俟末一科中額減盡以後，即停止鄉會試。”
第三階段：廢止科舉考試制度。科舉考試制度雖幾經改革，但仍與學堂並存。科考出身對考生仍有誘惑力，影響學生們進入新式學堂學習。有鑑於此，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xun遜〕、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等奏請停止科舉、興辦學堂。他們從世界上文明之邦那裡看到：強盛之源，均為創辦學校，培養人才，而中國則相形見絀，所以他們認為：“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复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因此他們要求：“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光緒政要》卷三十一)清朝廷迫於形勢，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決定“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隋唐起，科舉考試制度實行1300餘年，至此完全停止，它標誌著中國古代考試制度的終結，中國近代考試制度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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