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踐秦之祚〔zuo 作〕，長達400餘年，在此期間，書法藝術形成了一個空前繁榮的局面，也為後世書法發展構築了完美而堅實的基礎，成為後世書法開拓的一個重要源頭。
為什麼這樣來評估漢代？主要是我國漢字的各種字體，在這個時代裡竟都一起面世了。大篆、小篆仍然時有所見，隸書正興，已為一代字體的代表，章草、今草都成了通行手書，甚至於也有了行書、楷書的萌芽。在字體方面，此後就沒有再出現過什麼新的字體，只是在此基礎上更加成熟與規範化罷了。
漢代的字體雖然繁複紛呈，但作為時代通行字體的代表則是隸書。它承襲了秦時的隸法，加強了由圓轉而方折的變化，更把簡帛中的波磔〔zhe 折〕作了充分的發揮，於是隸書得以定型。由於政府從教育等方面比較重視，甚至準以“善書”入仕，因而隸書大興，成為一代字體的典則。
字體的形制既定，但每人的書寫不一，還有一個規範標準的統一問題；自然應當以鄭重嚴肅的書寫作為規範的代表，於是刊石入碑的字便成了隸書的標準。我們知道，西漢的碑刻較少，樹碑的極盛時期是在東漢桓、靈之際。應該說，這時的隸書已經比較成熟，書法風格多樣。
篆書的筆劃只有橫、豎、點及彎轉，隸書的筆劃除此之外又有了撇、捺即所謂的“波磔”，還有了“方折”，最突出的特點是橫筆的體勢呈現了“蠶頭雁尾”。今以《乙瑛碑》為典型。
據載，漢末的王次仲曾作楷則。這裡所說的“楷則”倒不一定是指今天的楷書，但我們也的確看到一些隸書，波磔雁尾的特點逐漸減少，已開始向楷書方面過渡。今以《朱君長題字》為例分析，其隸意已淡漠殆盡，可以說已具有楷書的雛形。
為了書寫“便捷”、“赴速急就”，寫得不謹、不暇詳致的“草書”應運而生。其特點是“刪難省繁，損復為單，務取易知易為”，“臨事從宜”。隸之草謂之“章草”，楷之草謂之“今草”。張芝因既善章草，又開今草之先，所以曾被當時的人稱為“草聖”。
東漢末年也出現了“行書”。唐張懷瓘在《十體書斷》中說：“行書者，後漢潁〔ying 影〕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楷書)之小訛〔e 鵝〕，務從簡易，……”雖然字體的創始歸功於一人很不公平，但劉德昇至少是當時的一位行書代表。可惜他的書作沒有保存下來。
漢代書法藝術如此繁榮，既有歷史積累的必然，也和當時書法理論的推動、造紙業等技術方面的進步以及社會文化的總體性進展有密切關係。總之，說它是一個空前興盛並為後來奠基的時代，應該是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