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主要任務是記錄事實，積累資料。許多地方志出於名家手筆，寫得文采動人。但是它不同於文學作品。地方志必須準確地反映事實，絕不允許想像和虛構。如《(同治)竹溪縣志》(湖北竹溪)卷十六記1862年的一次極光，這是一段優美的散文，而地點、時間、方位、過程、情狀都十分確鑿具體：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大如月，色似爐鐵，人不能仰視。初出，聲淒淒然，光芒閃爍。頃之，向北一瀉數丈，欲墜复止，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然銀瓶乍破，傾出萬斛明珠，繽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許始沒。沒後猶覺餘霞散彩，屋瓦皆明。”
地方志只回答“是什麼”，不回答“為什麼”，它的任務不是闡述理論或探討規律，這是它同一般科學著作不同的地方。當然，編寫地方志的人，對人對事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看法。從地方志的字裡行間，編纂者的立場觀點處處可見。例如，將皇帝的訓示放在卷首，或大量記述女子“未嫁殉夫”之類，顯然意在宣揚封建的綱常倫理，但它的觀點都是貫穿在材料的取捨或事實的敘述中，絕少由編纂者站出來發議論。有些嚴謹的編纂者還一一註明資料的來源出處，以備後人查考。一般科學論著都是圍繞一兩個主題思想或中心論點來組織材料，安排章節。地方志卻基本上是類似上述的《山東通志》、《太平縣志》、《朝邑縣志》那樣，橫分若干門類，各類相對獨立，並沒有什麼中心論點貫穿其間。它的編排原則是便於查找，這正是資料書的特色。
參與修方志的，都是熟悉當地情況的人，正如清朝的張恕所說的：“以一鄉之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較確而論說亦較詳也。”(《鄞縣志序》)官修方志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持，更可以利用一般人接觸不到的官方文件檔案，可以調動更多的人力開展實地調查。因此，地方誌中許多記載根據的是不見於他書的第一手資料，切實可信，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